水利专家——李冰
李冰（公元前302～前235年）是我国科学治水的典范，伟大的水利学家。他领导创建了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水利史上立下了千古奇功，名扬世界，造福百姓，功垂千秋，恩泽万世。
大约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他到任后看到当地严重的自然灾情，就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设计并组织兴建了都江堰。整个工程是由分水堰、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同时具备防洪、灌溉、航运三种作用，充分体现了李冰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
李冰和他的儿子李二郎首先对岷江两岸的地势进行了实地考察，仔细地记录了水情。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合理方案，开始了兴建都江堰的工程。他先是在岷江的上游打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叫它“宝瓶口”，让岷江分出一条支流向东流去，一来可以减少岷江的水量，二来可以灌溉岷江以东的土地。在江南岸剩下一堆孤立的岩石，形状就好像是大石堆，这就是后人称做的“离堆”。在江心，采取了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让其中的一支流进宝瓶口。为了实现在江心的建筑，他另辟新路，吩咐竹工们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里面装满鹅卵石，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筑成了分水大堤。这样，岷江水被分成东西两股。西面的叫做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面的叫做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道的头上就是宝瓶口，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再分成许多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面积达20多万公顷（300多万亩）。飞沙堰高度适中，具有分洪和减少宝瓶口泥沙的功能。从此，岷江水开始为民所用。以后，他又多次对都江堰进行改进，彻底保证了都江堰对水患的遏制作用。
李冰在治水的过程中，排除了种种迷信势力的阻挠，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水患，而且他成功地解决了由于秦王的亲戚华阳侯的嫉妒所制造的一系列的谣言和中伤事件，及时地处理了工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华阳侯的险恶用心还是让李冰受到了革职的处罚。温柔贤淑的李夫人甘当人质，为李冰赢得了宝贵的治水时机，使工程取得了最后成功。百姓们对李冰感恩戴德，但李夫人却病死在咸阳。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郡讳冰”。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近人对李冰的功绩也极为赞赏。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题词：“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
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它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专家。
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
蔡伦（？～121年）东汉造纸术发明家。他总结前人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造纸，称“蔡侯纸”，对改革和推广造纸术有很大贡献，后世称其为造纸术的发明者。
蔡伦家乡地处长江以南湘水（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米谷之乡。他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从小随长辈种田。汉章帝即位后，派人至各郡县选聪明伶俐的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75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宦者，时年约15岁。当时幼年宦者须习字读书礼，蔡伦因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76年）任小黄门。此后他作为黄门侍郎而掌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就座等事。汉和帝年间，蔡伦升任中常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东汉章和元年又加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手工作坊，监督御用品的制造。89年，蔡伦开始负责监管刀剑武器和其他器械的制造工作。蔡伦监督制造的器械，全都精工坚密，世人争相仿效。
进宫之前，蔡伦就对造纸感兴趣，曾经用破旧的废物如破渔网、麻头、旧布等糅合在一起来制造纸张，作过许多加工试验，都不是很成功。
于是他认真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的实验，对造纸的原料和造纸工艺都进行了改进，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不仅扩大了原料的来源，还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在传统流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用石灰进行碱液蒸煮的工序，使植物纤维分解速度加快、分解分布得更加均匀、细致；经过切断、捣碎、沤煮、化浆、定型、风干等一整套工艺流程，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书写起来极为方便。
105年，蔡伦将他监造的优质纸张进献汉和帝，因造纸有功，被封为龙亭侯。之后，植物纤维造纸开始代替竹简、丝帛，成为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蔡伦也因此被后世奉为造纸业祖师。
经过蔡伦改革之后，造纸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行业，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纸的推广使用，为保存文献、记载历史、交流思想、积累传播文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蔡伦的造纸术陆续传到朝鲜、越南、日本、阿拉伯以及非洲和欧洲，到19世纪又传到澳洲，被世界普遍接受。
蔡伦因造纸的巨大贡献不仅被中国的造纸工人奉为造纸鼻祖，还被日本等国的造纸工人尊为祖师，历代供奉。我国大部分的产纸地区，都有为祭祀蔡伦而建造的庙宇。每年的阴历三月十六日是蔡伦的祭祀纪念日。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高度评价了蔡伦的造纸术。他认为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的文化超过了中国文化，但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使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建设加快了。可以说，如果没有蔡伦的造纸术，就没有我们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就没有今天高度的人类文明。
蔡伦发明的纸和造纸术，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伟大的发明家——张衡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一个清苦的官僚家庭。生活的艰难激发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张衡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时便熟读了儒家经典。十六七岁时就开始到外地游学，“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终成一代文化伟人。
张衡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不与权奸同流合污，所以仕途并不顺利。他曾因上书建议裁抑宦官权臣，而遭到奸佞联合弹劾，被贬为河间太守。111年，张衡被调回京师担任尚书一职，他因此接触到了更多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现实，对社会深感忧愤与失望。于是，他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张衡最杰出的成就是在天文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浑天说，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117年，张衡根据浑天说制成了世界上最早使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观测天象的仪器，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事业的发展。
在地震学上，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这是张衡在浑天仪之外的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地动仪全由青铜铸成，直径八尺，像一个大酒坛。周围铸有八条龙，头下尾上，按照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方向排列着。龙头和仪器内部的机关相连，每条龙嘴里都含着一颗球。八个龙头下，蹲着八只张着嘴的铜蟾蜍。地动仪内部有一根大铜柱，叫做都柱，都柱上粗下细，能够摇摆。都柱旁有八条通道，通道内安有机关，叫做牙机。一旦发生地震，都柱就会向地震的方向倾斜，触动通道中的牙机，而那个方向的龙头，就会张开嘴巴，吐出球，落在下面的蟾蜍嘴中，发出声响。据此，人们就可以知道地震的时间和方位。
在气象领域，张衡还发明了类似国外的风信机的气象仪器——候风仪，比西方的风信机要早一千多年。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后世称张衡为木圣（科圣）。郭沫若先生曾经评价张衡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张衡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约581～682年）中国唐代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喜欢研究医学。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他拒绝了。唐太宗、唐高宗又征召他，他也拒绝了。他不肯做官，宁愿留在民间行医。
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在针灸和医治一些疑难病症方面，都很有成就。有个人身上有病痛，服药扎针，都不见效。孙思邈就在他的病痛处按掐，寻找病人的痛点。当找到痛点时，病人发出“阿”“是”的声音，孙思邈就在这里扎针，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人们把这些随痛点所在而定的穴位，称为“阿是穴”。这也是孙思邈在针灸方面的一个贡献。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过去的一些方药医书，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妥当，查找很难，等找到药方，已来不及医治了。于是，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的药方，着手编著新的医书。经过长期的努力，大约在公元652年，他七十多岁时，写成了第一部医书《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简称《千金要方》。后来，他又在一百零一岁这样的高龄，写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对前书的补充。《千金翼方》写成后，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医学名著，总结和发展了唐代以前的医学和药物学知识，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思邈的医学成就，主要就体现在这两部著作里。
孙思邈很重视妇婴保健。他在《千金要方》中首先列《妇人方》三卷，其次为《少小婴孺方》二卷。对于妇科病的特殊性，小儿护理的重要性，论述尤为详细，很有实际意义。他为后来妇科和儿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在医疗方面提出综合治疗的方法。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就是既善于诊脉处方，又擅长针灸，能对病人进行综合治疗的。
孙思邈不仅钻研医术，而且不畏艰险，手执小镐，身背药篓，穿山越岭，攀登陡崖，进山采药。他走遍附近的名山大川，还北上到五台山采药。他每次采药回来，都要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有时还亲自试用。孙思邈在山地采集药材过程中，随时随地给老百姓看病治疗，为山区的百姓解疾病痛苦。久住山区的人，很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面长出一个大瘤子来。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治疗大脖子病呢？他试治了几个病人，果然见效。
一次，一个腿疼的病人前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传统的疗法，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365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他认真仔细地寻找新的穴位，一面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面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病人一直都摇头。当孙思邈手指按掐住一个新的部位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做“阿是穴”，又名“天应穴”或“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备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扬过海，广为流传。
中医奇才——张仲景
张仲景（150～219年），又名张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县）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他在史书中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于是对医术产生了兴趣。从师于乡里名医张伯祖，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功底。汉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196～219年）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导致天下大乱。豪强之间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疾病流行。当时医术不发达，社会上的人大多迷信巫术，特别是穷人，有病就求神拜鬼，在巫师和道士的欺骗下丢钱丧命。张仲景看了实在是心痛不已，他非常憎恨这些谋财害命的巫师们。一次，他遇到一位妇女发病，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显然是受了某种刺激。病人的家属听了巫师们的鬼话，认为她是妖怪缠身，必须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病人的神色，询问了有关情况，说这不是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她的病是完全可以用药治好的。病人的家属请他治疗，张仲景给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病妇就好了。
他是我国首次使用肛门栓剂治疗大便干结的医生。有个病人大便干结，人很虚弱，特地来请张仲景治疗。张仲景对病人的状况进行了观察，他发现病人虚弱，不宜用泻药，但是不泻病人的病又治不好，这种上虚下实的病，很难治。张仲景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用新的疗法。他取来蜂蜜，煎干水分，捏成长条形，塞入病人肛门。由于病人肠道得到滋润，大便很快就溶开，大便畅通后，热邪排了出来，病情立即好转了。
他最早的用人工呼吸方法救人。一次，张仲景在行医时，发现有户人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上前一看，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有几位妇女在哭泣。张仲景一问情况，原来是地上那人因穷得活不下去而上吊自尽，被家属发现，虽然被解救下来，但已经不能动弹了，时间还不算久。张仲景马上挤开人群，吩咐把人放在床板上，用被子盖好保暖；叫两个人用力按摩他的胸脯，一面活动他的双手，自己则用手掌按压那人的腰部和腹部，一紧一松，不到半个钟点，那人居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再继续一会儿，那人就清醒过来了。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
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县），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学识渊博，受人敬重。
祖冲之公元429年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在青年时代祖冲之就博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公元461年，他在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府里从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公元464年他调至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任县令。在此期间他编制了《大明历》，计算了圆周率。
宋朝末年，祖冲之回到建康任谒者仆射，此后直到宋灭亡一段时间后，他花了较大精力来研究机械制造。公元494年到498年之间，他在南齐朝廷担任长水校尉一职，受四品俸禄。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
公元500年祖冲之在他72岁时去世。
祖冲之在科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对天文历法的改革。当时使用的历法是何承天花了四十年心血编制的《元嘉历》，这个历法虽然较过去的历法都好，但祖冲之经过亲自测算后，发现仍有许多不足。祖冲之决定重新编一本历法。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终于在463年，也就是祖冲之34岁那年，他的新历法编制出来了，因这一年是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所以这部历法叫《大明历》。祖冲之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1天，与现代科学测算出来的数据相差不到50秒。可是，这部先进的历法却遭到权臣的阻挠，直到他死后十年才被采用。
公元464年，祖冲之35岁时，他开始计算圆周率。在祖冲之之前，中国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祖冲之在他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将圆周率推算至小数点后7位数（即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圆周率分数形式的近似值。
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圆周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圆周率π叫做“祖率”。
除了在计算圆周率方面的成就，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Cavalieri）原理，但这是在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数学上也称这一原理为“祖原理”。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他曾提出“求差幂”和“开差立”问题。这在工程测算上有极大的用途。祖冲之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专家，他重造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研制出用水力推磨的水碓磨，也制造出了日行千里的机械船，在当时都是杰出的创造，代表着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祖冲之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我们至今还以他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七下西洋——郑和
郑和（1371～1433年）中国明初航海家。本姓马，小字三保（或作三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洪武时入宫为太监，又称三宝太监。因从朱棣参与靖难之役有功，赐姓郑，始名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见郑和下西洋），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之麻林地（今属肯尼亚），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
1405年7月，郑和第一次出使。他率领水手、官兵、工匠、医生和翻译等27800多人，带着大量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和布匹等，乘坐62艘大海船，从刘家港出发，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最大的海船长44丈，宽18丈，可乘坐1000人，需要二三百个水手驾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队到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至1407年10月返国。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先送礼物给国王，再进行贸易。占城国王听说中国使臣来了，骑着大象出来迎接。郑和送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郑和又把从中国带去的金银财物，同这些国家交换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
以后郑和又多次航海，总计28年间，七次远航，最后一次到1433年才回国。船队共经过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为了答谢中国使臣的访问，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也派使臣到中国来。有的国家的国王亲自带着各种特产，搭乘中国海船一同前来。满剌加的国王和王后就亲自到中国访问。明成祖在南京设宴款待，后来还派人护送他们回国。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
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到美洲和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要早半个多世纪。所以，这不但是我国航海史上的著名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郑和第六次航海回国后，因明朝已迁都北京，他曾任守备南京太监。最后一次航行时，他年已六十，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了。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
在公元1405年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30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祖父为铃医。他的《本草纲目》就是一部闻名世界的药物学巨著。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蕲州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位名医。李时珍从小就跟随父亲到病人家看病，上山采集药草，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科举盛行，医生被看做没有出息的职业。李言闻希望儿子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14岁就考上了秀才。但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兴趣，三次考举人，三次都落选了。从此，他就决心行医，钻研医学，不再去应考了。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他33岁时，住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炮听说他医术高明，把他召去，让他以楚王府奉祠正的名义，掌管王府的良医所。后来，因为他治好了朱英炮长子的病，又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他看不惯官场中乌烟瘴气的情况，不久就托病辞职，回到了家乡。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读了许多医药著作。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缺点，不但分类杂乱，内容错误，而且还漏载了许多药物，需要重新整理和补充。因此，他决心在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著一部新的完善的药物学著作。
为了编好这部著作，他走访了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就虚心地向药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请教，采集药物标本，收集民间验方。很多人都热情地帮助他，有的人甚至把祖传秘方也交给了他。就这样，他得到了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还得到了很多药物标本和民间药方。
李时珍从35岁起，动手编写。他花了27年工夫，参考了八百多种书籍，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终于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这时，李时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
《本草纲目》共52卷，190万字，记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的有374种。书里对每一种药物，都说明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书里还附了1160幅药物形态图，记载了11096个医方。这部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明朝中期以前药物学的巨大成就，对药物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
1031年，沈括出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幼时随父辗转江南各地，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俗民情。他酷爱读书并善于独立思考提出新见解。从小就立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
1061年，沈括任宁国县县令，修复了“万春圩”，推广圩田。1063年，他考中进士后，被推荐到昭文阁编辑校对书籍，开始对天文、历算进行研究。这期间，沈括写成了《南郊式》，对朝廷祭祀天地的郊祭典礼进行了修改和简化，他的主张很快就被采用。他还被提升为太史令兼司天监，负责掌管图书资料、天文历法。后来又升任太常丞，掌管礼乐。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在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在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医学方面，对于有效的方药，多有记录，并有多部医学著作。沈括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军事家，在北宋与契丹的边界争端上，沈括和契丹丞相一共进行了六次会谈，最后凯旋而归，不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也震慑了契丹，使契丹从此不敢再轻易滥施武力。在抵抗西夏的侵犯上，他先后出任延安州官和经略安抚使，他不但注意整顿军纪，还改进兵器和阵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军事防务。1081年，西夏大举进犯北宋边境，沈括率领大军迎敌，大败西夏七万大军。
第二年，西夏又以30万大军围攻西北要塞永乐，以八万军队进攻绥德。只有一万士兵的沈括奉命力保绥德，却无法解救永乐。结果永乐失陷，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因为沈括曾经支持新法，永乐失陷成了守旧派借机报复沈括的理由，污蔑他“抗敌不力”、“处理不当”，将他贬为均州团练。
1088年，58岁的沈括辞官归隐，回到润州梦溪园，集中精力创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宋朝科技史的资料库，是宋代劳动人民科学成果的结晶，既是我国三代科技史上的杰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中一份宝贵的遗产。
1095年，沈括在凄凉中病逝。
沈括是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
毕昇（？～1051年）安徽徽州人，生于北宋中期，出身平民，为我国古代著名发明家。毕昇首创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国最早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比较复杂，一般选用梨木、枣木、梓木、黄杨、银杏、皂荚等木料做成版材。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大大促进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这时，不仅有政府的“官刻”和“监刻”，民间刻书业也很盛行，遍及全国各地。
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毕昇用一种细胶泥刻成单个反体字，一字一印，字的笔画凸出的高度像铜钱的边缘那样厚薄，字刻好后，把印泥放入火中烧硬。然后取一块铁板，在上面涂一层松脂、黄蜡和纸灰等制成的固定剂，再将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把要印的文字一个个有序地排列在铁框放在铁板上，把要印的文字一个个有序地排列在铁框内。排满了字的铁框就为一版，放到火上烘烤，等脂蜡稍稍熔化，就用另一块很平的铁板压在字面上，字面即被压平，待其冷却后，泥活字便粘在一起，成为活字版了。这样的活字版即可施墨铺纸印刷。印完之后，再经烘烤，取下活字，又可再用。
毕昇的伟大发明，在当时未被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却开创了后世一系列其他材料活字印刷的先河。后来，逐步出现了木活字和锡活字进行印刷。明朝又出现了铜活字和铅活字。清代康熙年间，山东徐志定还用瓷活字印刷《周易说略》。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是在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活字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印刷事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13世纪，印刷术从中国传入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地，并经过丝绸之路，向西经由波斯和阿拉伯，传入埃及和欧洲各国。欧洲在14世纪末出现了雕版印刷，在此基础上，德国的谷登堡在1440年到1480年之间，发明了铅活字印刷，并制成了一种简单的印刷机械，开创了近代机械印刷的先河，但他发明的活字却比毕昇晚了400多年。
活字印刷术加速了各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传播，使最广大人民接触到了书籍，促进世界各地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
纺织术的传播者——黄道婆
黄道婆（约1245年～？）又称黄婆，松江人氏，为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杰出代表。她出身贫苦，生性刚强，因无法忍受公婆和丈夫的羞辱虐待而离家出走，远赴少数民族聚居的崖州。在黎族人民的照顾下，黄道婆学会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技术。勤劳聪明的黄道婆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纺织能手，还和黎族姐妹一起改进纺织工具和纺织工艺，创造了许多新的花色。
在崖州生活了20多年后，由于思念故土，黄道婆告别黎乡，返回阔别多年的故土，把黎乡的先进纺织技术带给了松江的父老，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时的乌泥泾已经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元统治者每年向当地劳动人民榨取万匹棉布。可是由于生产条件和纺织技术都很落后，人们不停地劳作，还是不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交完赋税布匹后，劳动人民的生活始终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之中。
黄道婆回乡后，首先向家乡人民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还把自己由黎族带回来的纺织工具展示给大家，让大家仿制。她不厌其烦地向乡亲们示范操作方法，把自己精湛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黄道婆还改进了多种纺织工具和纺织程序，发明了一整套擀、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方便了织布纺棉手工劳作。黄道婆还总结推广了一套配色纺花的新技术，于是妇女们织出的被褥、衣带、手帕都有折枝、团凤等各色花样，色彩艳丽夺目。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
黄道婆所传授的先进纺织技术，后来传播甚广。到元朝末年，松江一带已经有上千家居民从事纺织业，那些过去单单依靠贫瘠土地过日子的人，生活都有了改善。人们忘不了黄道婆的恩情，在她去世的时候，乌泥泾人悲痛流泪，把她安葬。在现在华泾镇北面东湾村，还专门建造了祠堂，塑了她的像，逢年过节都要为她举行祈祷仪式，将其尊为纺织业的守护神。原来“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碍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黄道婆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被载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史册，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黄道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她是第一个把在崖州（今海南岛）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推广和改革，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为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超级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年），名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阴人。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色。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15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9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22岁。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徐霞客迈向旅游生涯的开端。徐霞客差不多每年都要外出旅游考察，历时30余年。他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足迹遍及当时14个省，即现在的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16个省市，所见大山名川有泰山、天台山、雁荡山、黄山、武夷山、嵩山、华山、五台山、落迦山、太和山、恒山、罗浮山、盘山，又遨游了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星宿海（现青海省境内）等，中华大地名山大川尽收眼底，真可谓“饱尝河山美，收尽天下奇”。
崇祯九年（1636年）是徐霞客外出旅游考察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当时，徐霞客已51岁。在此之前，他虽然多次外出旅游考察，但大多短期而归，因为他时刻眷恋着自己的母亲。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徐霞客少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牵挂，可以无忧无虑地外出远游了。于是他从家乡出发，途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此次旅游考察最远的地方，历时五个春秋。这次外出考察，也是徐霞客一生中最后一次和为期最长的一次。
崇祯十三年（1641年）他病重，回到家乡，将整理游志的任务委托给塾师季会明。第二年徐霞客去世。他的《徐霞客游记》是最早系统地对岩溶地貌、砂岩峰林地貌、江河源流进行考订，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在地理学史上、自然科学史上以及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徐霞客一生除了家中发生重大事件外，几乎没有停止旅游，并详细记录途中所见，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年），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1878年，詹天佑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主修土木工程，获得了学士学位，是全部幼童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仅有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同年8月，詹天佑归国，从此开始了他的科学报国之路。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由詹天佑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50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京张铁路总长不过200公里，但沿途横跨崇山峻岭，施工极其艰巨。面对厚厚的岩层，詹天佑在中国第一次使用了炸药爆破开山法；在开凿号称“天险”的八达岭隧道工程中，他精心设计出从两端向中间同时开凿和中距离凿进的方法；为使列车安全地爬上八达岭，他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顺着山势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缩小了坡度。詹天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提前两年竣工，创造了奇迹。
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为詹天佑赢得了世界声誉，更为整个中国工程技术界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应地位。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伟大的工程。
1919年，詹天佑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中国工程师学会基于他在铁路建设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地在青龙桥建立了一尊铜像，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
京张铁路在1905年9月4日开工，詹天佑跟铁路员工一起，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出色地完成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程。总费只有外国承包商过去索取价银的五分之一，可谓花线少，质量好，完工快。在铁的事实面前，外国人也不能不折服。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是詹天佑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
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5年）是近代世界有名的中国数学家。1910年生于江苏金坛，因家境贫寒，早年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1924年毕业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一年，及后便在家中小杂货店当学徒。
1929年，金坛县发生瘟疫，华罗庚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在卧床期间没有经常翻身，华罗庚的左腿关节变形，留下了残疾。后来华罗庚走路是左腿先划一个大圈，右腿再跨一小步，行走十分吃力。面对这一不幸，华罗庚却十分乐观，还幽默地戏称自己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履为“圆周与切线的运动”。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激励自己道：“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19岁那年，华罗庚凭着自学的数学功力看出了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有错误，写出了著名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论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这篇论文后如获至宝，立即四处询问作者的身世经历，要人写信邀他来清华大学数学系深造。
1932年秋天，华罗庚在熊庆来教授的关照下当上了数学系的助理员。此后，华罗庚如鱼得水，在数学的王国里自由翱翔。在清华大学的4年中，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旁听，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便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德、法文。24岁时，他已能用英文撰写数学论文；25岁时，便已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1936年，他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先后在美、日等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瞩目。
1938年，华罗庚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华罗庚去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村庄里。这位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学者，便一家七口挤在两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晚上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进行研究工作；白天则拖着病腿外出上课，用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刻苦钻研，艰难地写出了名著《堆垒素数论》。1944年，《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1946年，华罗庚赴美国，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在美期间，他的待遇很高，年薪达两万美元，有小洋楼和汽车。但他常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名美国教授后来评论：“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
1950年，华罗庚执教清华大学数学系。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华罗庚开始了数学研究的真正黄金时期。他白天拄着拐杖到学校讲课，晚上在灯下常常研究到深夜。为了求证一个问题，他时常深夜从床上爬起，拿起床头的报纸，在四周空白处进行演算、论证。
1956年，华罗庚的重要论文《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荣获中科院第一批科学奖金一等奖。随后，他的《数论导引》问世。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巨著，引起国内外数学界的强烈关注。另外，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一书，在国内外引起更大的反响。
在经济困难时期，华罗庚思考着以数学知识为国民经济做贡献。于是，他筛选出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以处理生产组织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两法，以便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回信称赞他的想法为“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受此巨大鼓舞，华罗庚开始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和工业的普及应用上。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行程10万多公里。他用数学直接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华罗庚是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火箭专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
钱学森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导弹深奥莫测，连美苏也都刚刚起步，我们一穷二白怎么搞？”钱学森分析说：“飞机要重复使用，对发动机材料等要求很高，我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难度小，主要靠脑袋，中国人聪明，完全能解决制导和自动控制上的难题。”当年亲耳聆听钱学林讲话的何祚庥院士往事时激动不已：“钱学森真是颇具创新胆识的大科学家，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我国杰出的农学家，是世界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杂交水稻的发明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严重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受饥挨饿，常常有饿死人的事发生，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在湖南农学院教书的袁隆平目睹了这一切，深感百姓们最缺乏的就是能吃饱肚子的粮食，于是他决心从事人工杂交水稻的研究，生产更多的粮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袁隆平首先在高粱与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启示下，设计了“三系”杂交水稻的培育方法，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克服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重重难关，袁隆平和助手利用一株天然野生雄性不孕稻“野败”，为三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于1972年培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1973年，袁隆平发表《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又于1974年，培育成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试种亩产超过了千斤，比常规稻增产了20%左右。从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3600亿公斤，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的温饱问题，三系杂交水稻被誉为“东方魔稻”。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1973年成功实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1981年，国家将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袁隆平及他的研究小组，袁隆平也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8项国际大奖，并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依然探索不止。1987年，袁隆平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提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和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样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同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牵头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了全国性的协作攻关。研究过程中几经波折，甚至出现重大挫折，袁隆平以中国科学家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经验，几度调整研究方案，使得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得以顺利进行。1995年袁隆平郑重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在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的启发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相继研究成功。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美国学者巴来伯格赞扬道：“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打败了饥饿的威胁；是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生活。”2003年，袁隆平被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科学家。
袁隆平，一个世人瞩目的名字。他为之奋斗的杂交水稻事业，被人们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而今，以他为首的一批农业科学家群体，即将掀起新一轮的绿色革命，攻克超级杂交稻这一世界难题。
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年）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就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我国“两弹”（原子弹和氢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邓稼先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受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在外国严密封锁和我国实验条件设备极其落后、艰苦、简陋、缺乏的情况下，他和同志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力合作，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并在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两弹”的研制成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人——陈景润
陈景润（1933～1996年），福建省闽侯人。世界著名数学家。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这一猜想称之为“哥德巴赫猜想”。200多年来，一直无人能够打开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1965年，陈景润摘取了此项桂冠，成为世界上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个人。
陈景润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系统地阅读了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并且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
1965年5月，经过10多年的推算，他发表了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终于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之谜，这一世界数学“悬案”终于被陈景润所破译，皇后王冠上的明珠终于被陈景润所摘取。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时间，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生活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买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座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陈景润除攻克这一难题外，又把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明了科学论文51篇。出版了《数学兴趣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这位数学巨星因为长期积劳成疾而去世，享年63岁。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难得有人像陈景润那样得到如此之多的仿佛是天赐的一个个的机遇，命运同样垂青于他。陈景润一生中所蕴含的厚重深沉的际遇，使他的生命焕发出摇曳多姿的迷人韵味。“在科学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强烈反差的人格构造，展现出一系列耐人寻味而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学风采。枯燥的数学，被陈景润点化为繁星璀璨的天空、万木葱茏的大地；而这位数学家的故事，同样令人荡气回肠，百感交集。
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年），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5年李四光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湖北军政府，任实业部部长。可是辛亥革命不久就告失败，他再次出国远游，到英国进入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和地质，获得了硕士学位。
1919年，李四光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在中央研究院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当时，国际地质和地理学界长期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内地没有第四纪冰川。原来，在地球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冰期，距今最近的一次——第四纪，约在二三百万年前。外国地质学家并没有做过认真调查，就武断地说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1921年，李四光到河北太行山东麓进行地质考察，1933～1934年又到长江中下游的庐山、九华山、天目山，黄山进行考察，然后写出论文，论证华北和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第四纪冰川。1939年，他又在世界地质学会发表《中国震旦纪冰川》一文，用大量实证肯定中国冰川遗迹的存在，这对地质学、地理学和人类学，都是一大贡献。
李四光还运用力学原理和运动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的现象，探索它们的规律以及矿产分布的规律，从而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地质力学。这是他对科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将地质研究所从南京辗转迁到了重庆。由于他的威望日隆，蒋介石几次想拉拢他，都未能得逞。抗战胜利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已难以立足，他恰巧接到了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请他参加第八届地质会议，于是便动身去了英国。他在会上发表了《新华夏海的诞生》一文，以充分的科学论据，震撼了欧、美传统的地质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来，身居海外的李四光再也不能等待了。他极力排除阻挠，毅然动身回国，于1950年5月6日回到北京。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副主席、地质部部长等职。1958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祖国急需石油，给地质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任务。李四光运用地质力学原理和多年的调查研究成果，积极寻找石油。他建议中央将石油普查工作作战略东移，对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进行石油普查。他并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此后，他又把地质普查工作转移到渤海湾、黄河下游等地，不久便相继找到了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以及江汉油田。他的科学成就，彻底粉碎了以往存在的“中国贫油论”。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连续发生强烈地震，这又给地质工作者提出尖锐的新课题。李四光急国家所急，抱病投入地震预报的研究。1966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后，他用观察地应力变化的方法，预见到地震有向东北发展的趋势。后来，他的预见果然得到了证实。
1971年4月29日，一代地质学巨星李四光于北京病逝。
李四光一生十分敬业，为了保障京、津地区的安全，他曾以80多岁的高龄，多次跋山涉水，深入进行地震调查。此外，他还十分关心海洋地质和开发利用地下热能的问题，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年）字藕舫，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1910年，竺可桢到美国留学，先进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来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气象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归来。
1920年，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的前身）任教，这所学校后来又扩建为东南大学。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测候事业，全国仅有的几十处气象测候站，都控制在垄断着中国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手里。竺可桢回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夺回这一主权，建立中国自己的气象测候事业。他先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建立起第一个气象测候站。
1927年，竺可桢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亲自过问建所的所址、置仪器、招聘人才，又在国内各地陆续建立起一座座气象站。披荆斩棘，荜路蓝缕，经过十年时间，终于培养和集中了一些气象专业人员。
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火蔓延，学校被迫四次搬迁，他随校辗转跋涉了五千里。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极力维护学校的师资和设备，注意提高教学质量，提倡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校风，学校的学术空气一天天浓厚起来。从抗战时起，国民党反动派就不断迫害爱国民主力量，抗战胜利后尤甚，浙江大学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被捕。竺可桢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坚持正义，爱护学生，不遗余力地奔走营救被捕学生。
直到全国解放，竺可桢一直担任浙大校长，这期间还兼任气象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诱骗他去台湾。他都坚决拒绝，并巧妙地设法躲过反动派的搜寻，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在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激动地表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不仅在创建近代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追求真理、公而忘私的精神，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代毕昇——王选
王选（1937～2006年），是我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因在激光照排系统上有着突出的贡献而被世人称为“当代毕昇”。
王选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气氛中，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尽管这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他认为越是新的领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大，而且计算机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专业的选定，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王选后来感慨地说。
17岁时，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计算机研究在全世界还属于初级阶段，王选对计算机产生了深深的兴趣，立志要在该领域有所作为。
1958年，王选毕业留校，当时我国正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才未受“右派”父亲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参加到我国第一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长年累月的忘我工作，使他重病缠身，不得已返回上海养病。但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自学电脑软件理论，成长为当时国内研究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著名专家之一。
1975年11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报病参加了会议。由于身体虚弱，说话困难，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王选的方案在多数人就像听“天方夜谭”，有人甚至说这是王选的数学“畅想曲”，是玩数学游戏。回家后，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却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
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全球著名的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通过鉴定验收后，王选和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一个响亮的名称——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象征着中华之光，照亮了神州大地。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在华光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翌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的报纸。它的印刷厂在一举卖掉了全部铅字后，还举行了隆重的“告别铅与火”庆祝大会。
当时，人民日报社曾引进了两套美国HTS照排系统，价格比华光要贵15倍。但是，一直到1989年，经过该公司派人长期调试后，仍因故障太多无法使用。人民日报社焦急万分，只好向王选求援。王选二话没说，立即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奔赴报社，对美国HTS系统进行改造，终于让国外进口的“洋机器”起死回生。美国HTS公司总裁在离开中国前，对中国同行讲，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地球上再没有什么HTS公司。
在巨大的成功面前，王选并没有满足，他甚至有一种负债感。他动情地说：“国家为激光照排投入了1000万资金，需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来回报国家。”为此，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在他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方正公司，将王选不断发展的更先进技术成果推向市场，全国出版界已有80%使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机；在港、澳、台地区，已有100家华人报刊和出版社采用“方正”；在全世界几乎凡有中文出版物的地方，方正产品都占有绝对优势。当国外电脑企业纷纷大举进军我国市场的时候，唯独在出版领域，那些外国公司则悄悄地撤出了中国。
2006年2月13日，王选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北京大学王选教授的一项伟大发明——“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彻底改变了印刷行业的命运。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光与电”的时代。他被公认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者之一，被人们赞誉为“当代毕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