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三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里说：“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鲁迅的见解是极为精辟的。
一《儒林外史》的作者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在吴敬梓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生活上，他早年挥金如土，“倾酒欢呼穷日夜”；四十一岁以后，卖文为生，穷困异常，“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顾云《盋山志》卷四），有时甚至无米下锅；冬日苦寒，只能靠散步取暖，和朋友五六人，夜里乘月出城绕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天明入城，大笑散去，谓之“暖足”。思想上，他早年热衷于功名，对“家声科第从来美”津津乐道；三十六岁后，吴敬梓开始认真反思“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问题。
大约四十岁左右，吴敬梓开始写作《儒林外史》，用了十年的时间，全书才基本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年），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作《怀人诗》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在作者去世十几年以后，由金兆燕（号棕亭）刊刻于扬州（据1869年苏州书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今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原书藏北京图书馆，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校点的排印本。197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汉秋辑校的会校会评本《儒林外史》。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和《诗说》七卷。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说》已经失传，只能从《儒林外史》、金和的《跋》及金兆燕的《寄吴文木先生》中窥其一斑。1999年，《文木山房诗说》旧抄本在上海图书馆被发现（发现者周兴陆），有周延良笺注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
二“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一论断表明，吴敬梓自始至终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臧否人物、评论是非的标准。
“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的标本在五河县。此时五河县有两个得意的人家，一家姓彭，一家姓方，于是五河县人争先恐后去奉承巴结，包括某些世家子弟。吴敬梓将世家子弟中的慕势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呆子，一种是乖子。所谓呆子，其特点是一门心思地要和方、彭两家结亲攀友。除了方、彭，他任何别的亲友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其实呆串了皮。所谓乖子，其特点是编造与方、彭两家亲密来往的谎话，到处说了吓人。有人信了他这些话，也就时常请他去吃杯酒，借他这些话再吓同席吃酒的人。这就是五河县的世家子弟！这就是五河县的风俗！
没有功名富贵的要“媚人下人”，有了功名富贵的便要“骄人傲人”。《儒林外史》从总甲写到秀才写到举人写到进士，由下至上地描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人物。
夏总甲是薛家集“第一乡绅”。明清的赋役制度规定，一百十户为一里，一里分十甲，总甲承应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在帝制时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总甲实在太小；可在薛家集，夏总甲却是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其出场就很不寻常。新年正月初八日，薛家集的七八个人来村口观音庵商议龙灯上庙、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的事，夏总甲虽姗姗来迟却气概非凡：“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种非第一号人物不能有的傲然自得的举动神情，读者看了，恐怕会哑然失笑。因为，如《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语所说：“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他太不自量了！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夏总甲又并不可笑。在那些秀才、举人、进士中，不也同样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角色吗？梅玖、王惠、高翰林……他们哪一个是“自量的”？
梅玖年纪轻轻考上了秀才，于是，他便时时处处记得自己是“进过学”的，比那成千成万的童生高出一等，倒霉的60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这样成了他调侃、戏谑的对象。秀才“骄人傲人”，举人自然更胜一筹。梅玖还会说句“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的客气话，而王惠来到观音庵时，却是“也不谦让”，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至于进士，更是目中无人。高翰林曾这样评价迟衡山和武书：“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进士气”。
《儒林外史》以王冕、虞博士、庄绍光等“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者“为中流砥柱”，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道义理想。《儒林外史》对王冕等人的塑造表明，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的假名士。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才能在与“势”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虞博士、庄征君、迟衡山等人，正是这一类读书人，他们以其中流砥柱的风采，屹立在《儒林外史》中，也屹立在读者的心中。吴敬梓的道义理想，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其厚重感和深沉感，是别的小说难以比拟的。
三《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的重心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或者说，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以此为背景，《儒林外史》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古代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和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生活依据？中国历代史书中“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功名与学问的关系究竟如何？等等。其思想的深度与反讽的表达方式相辅相成，既给读者以理智的启发，又洋溢着讽刺小说的幽默趣味。《儒林外史》对“礼贤下士”真实内涵的揭示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娄家两公子三访杨执中，是对《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戏拟。《三国演义》以极富诗情画意的笔调叙写君臣遇合，将刘备的求贤若渴与孔明的名士风度渲染得淋漓尽致。而《儒林外史》则不免笔带调侃，娄家两公子既非明主，又非伯乐，他们访贤的动机也值得怀疑，而他们所访的杨执中，更是十足的老阿呆，不可与诸葛亮同日而语。杨执中所推荐的那一位“有管乐经纶”的权勿用，尤其令人啼笑皆非。小说借此明确表达了对这群不合时宜又自我陶醉的“高士”的嘲讽。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其艺术特色和成就主要在讽刺方面。除了上面所说的独具个性的讽刺笔墨外，它还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如常以夸张之笔突出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达到讽刺效果，运用对比方法等。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其特色。小说前有楔子，后有尾声，中间人物故事的递进，也都符合时间发展的线索（先后共叙述八十多年间的事）。楔子乃是为了笼罩全局而设计的。吴敬梓在描写王冕与危素、时知县等人的纠葛之外，还别具深意地展开了七泖湖畔一个对比鲜明的场面：王冕决心做一个超尘脱俗的画家，而三个不知姓名的读书人却一边野餐一边谈论着功名富贵。这三个不知名的读书人，正是小说中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写照；而危素、时知县，则又象征着一系列混迹官场的士人；至于王冕，读者从他不难想到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鄙弃功名富贵的正人君子以及四位市井奇人。作者透过对这三种类型人物的勾勒，展现了全书的大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