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词】各位同学们，今天下午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肖贵清教授给我们作报告。肖教授现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院长的学术造诣很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议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课题成员，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肖院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还主持教育部委托项目“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理论创新研究”等。此外，主编和合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简称马工程教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120多篇。肖院长还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编。
欢迎肖院长给我们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专题报告。
——汪青松（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专家报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肖贵清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问题，我列出7个问题，这7个问题都需要同学们做深入的研究，希望我能抛砖引玉，引导同学们对此深入思考。
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基本文献是什么。好多学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算是基础问题、前沿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基础文献包括：《建党以来中央文献选编》26卷；《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两卷；《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两卷，十三大以后就是上中下三卷，一直到十八大的上中下三卷。这三套文件一定要看，其次，还包括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卷，《列宁专题文集》1—5卷，这15卷一定要读。这里指博士生。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里包括早期领导人的著作，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文章都需要阅读。如果仅看毛泽东不看周恩来，就不知道这些思想横向还有哪些渊源。此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述见解的学术专著都需要博士生认真阅读，如汪青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以及国外研究的著作等。最基本的文献就是开始讲的三套文献资料，这是最基本的。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最近制定了必读书目列有50本，我们打算向全国推出，接下来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正在研究我们的参考书目，不下200本书，可以慢慢看，至少我们需要明确要看什么。再次，在培养方面，本科我们学的是基本原理，硕士学的是专题研究，博士则是经典著作和文献资料，以此来设置这个课程做到步步高，为提高水平确定这样的培养方式。最后，外语一定要好。现在是外语好的人讲不好中国故事，因为他们都是学外语出生的人。我在意大利参加学术会，在意大利的共产党总部，有一个在意大利待了6年的同声翻译员，他没有专业知识，所以后来只能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的一个意大利的小伙子来给我们做翻译；在意大利的工人总工会，也请了一个翻译，我们讲10句他连一句都讲不了。所以懂外语的人未必懂我们中国的国情、懂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但是懂专业知识的人呢，外语又是障碍，我们这个专业特别需要一些外语好的又专业的人才，这也算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在马工程教材中，在我发表的文章中，都有定义，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对于这个学科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的概念范畴应该搞清楚，搞不清楚就没有研究的基础，就没有办法去对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工程教材中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个实际是在发展变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特征，进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或者说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毛泽东当年讲的是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毕竟来自西方，它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结合，不结合两张皮就贴不到一起。现在还有好多人认为这个结合还没完成，或者说这个结合不可能，这样的观点在学界不在少数。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我们在第一个结合，当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解决中国时代问题，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结、提炼、加工把这个经验上升到理论，这就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单纯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产生不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表达方式，中国化的理论。第三，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经验，经过总结、提炼、加工上升为理论，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内涵就是以上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但我认为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第一句话，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生来讲，这个概念首先要把它搞明白。
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是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不能将其完全割裂，是同一过程的三个方面。在党的十七大以前，胡锦涛讲话中提到了一个“时代化、大众化”，其中胡锦涛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要普及它，这里面就出现了中国化又出现了时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于这个时代。该如何时代化？这三个概念一出，学界就热了，好多专家写文章，我在《高校理论战线》有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概念就是同一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涵盖了时代化和大众化。所以，学者分析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回事的三个层面，中国化的过程当中肯定包括时代化，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没有时代化的问题吗？没有大众化的问题吗？十七大讲这个问题就是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要通俗一点告诉老百姓，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搞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的，在这个时代产生的，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注意到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要求在同一个过程中统一。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提出、形成、发展的过程，包括这个理论在实践当中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而指导这个实践取得了成果；此外，还有整个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的过程。我认为这三个过程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我们强调不要把这三者完全分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又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发展方向，才能使广大群众有针对性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自己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根本目的。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目的和归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包含了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1.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在中国传播路径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到位，这是基础问题，也是前沿问题。这几年国务院学位办，年年让我盲评博士论文。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两个学科发展报告，其中有一个教育部年度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报告。我们需要看这一年的博士论文选题，国务院的学位办、教育部的学位办还要抽测，相当一部分学位论文的选题不是我们学科的。从中我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这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有三个，一个是俄国路径。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毛泽东有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是。不能说全部是从十月革命后，国民党人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更早，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整体上讲，俄国这条途径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中国和俄国的距离很近，国情差不多，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必然。然而，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到位，十月革命以后像《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这些早期的著作，我们需要研究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底首先是看的哪些著作，首先进入到中国来的是哪些著作、哪些思想，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比如在《李大钊全集》中讲到的民彝，有人讲这是民主思想，也有人讲他不是，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在日本留学，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是像李大钊这样有机会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再讲第二条路径即欧洲路径。1919年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参加新民学会的同学都去留学了，蔡和森去了法国，还带着他54岁的老母亲葛健豪——她是那个时代里面不多的大脚女人之一，同时去的还有他的妹妹蔡畅、妹夫李富春，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向警予，这四位都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栋梁，两位女性是20世纪中华杰出女性的代表，毛泽东建党思想主要受到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没有出国勤工俭学，他看的主要是他们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主要看的中文翻译本。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哪些人送过来的，现在这个问题问我，我同样也说不清楚，特别希望有一个学俄语的学生能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看看早期俄国的材料，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条路径是最重要的。第二条路径就是刚刚提到的欧洲路径，那个时候蔡和森、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出国了，那时候出国主要是为了探求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没去是因为他的母亲有病，还有新民学会经费不足，这两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立志研究中国问题所以不出国，研究中国问题也需要了解国外的发展状况。最后一个就是日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日本路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个日本学者很自豪地跟我讲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日本开始的，因为李大钊、陈独秀都在日本留学，看的都是河上肇的作品。但我们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够，毛泽东全集中日本收的最全。河上肇确实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比如说“干部”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用的好多词是从日本过来的。比如，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那个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一篇，他就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把这三个方面串联起来，这是列宁的观点，所以他在日本的时候也读了俄国的著作。在这里面研究日本路径就是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到底在日本都读了哪些书，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转变。我认为陈独秀是完成了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批了多少年的二次革命论，通过研究陈独秀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的论述，发现陈独秀在其中讲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党的二大的革命分两步走，党的民族革命纲领的提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分两步走陈独秀看到了，但两步革命之间的关系陈独秀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没解决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讲过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搞的，陈独秀讲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是后来列宁发展了，根据俄国的革命他讲了，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的国家，可以不经过系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还有一个革命发展阶段论、不断革命论，列宁这个观点显然陈独秀没有看到，但陈独秀在日本的学习仍然受到了俄国的影响。这三条路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怎么能做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博士在读期间去把它研究好。
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会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绕不过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除了毛泽东讲中华传统文化外，习近平讲得很多并且很有高度，在孔子诞辰2 656周年的时候，习近平专门到山东参加大会，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很重要，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重视，在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中是自毛泽东之后最重视的。现在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文化自信，习近平更多地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我自认为等同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能传承下来具有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发挥作用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这种文化属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精华有糟粕，我们必须吸收精华剔除糟粕。首先有一个问题，习近平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这么多，到底是为什么？我的理解是，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复兴国学，绝对不是在号召大家尊孔读经，绝对不是沉渣泛起，我们一定要把习近平所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都看了，才能下结论。从中我注意到这样几句话：一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这肯定没问题，每个人都是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二是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看我们怎么去理解根和魂，我们又讲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之间是否矛盾？我认为这之间不矛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对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传统美德，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他最深层的用意。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三个概念，即涵养、滋养、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滋养、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认识，好多人抓住这个做文章。此外，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文化软实力的灵魂，要将两句话放在一起看，我们确实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光优秀传统文化能行吗？答案明确是不行，还得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其实早就不成为问题了。如果真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救中国，马克思主义还传到中国干什么，单纯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不能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请到中国来。我们确实要弘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一定要知道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肯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发生联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当中就有一个改造文化再造问题。其次，文化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力发生裂变，一个是外力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里，其一，是我们新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其二，我们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自信里面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其三，就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文化自信不单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包含以上三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应包括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什么非常重要？这就要回到当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1938年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为什么要解决王明的问题。我还发表过一篇文章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王明和毛泽东的争论。王明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是批判王明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这两者能够发生联系？首先，两者有共同性，在价值观方面、理想社会的构建方面、思维方式等它们之间具有相融性。其次，两者又不完全一样，前面已做了相关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研究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哪些思想、观点、理论来自马克思主义，哪些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把中国的元素加进来形成的思想，如实事求是、小康、以人为本、改革创新这些概念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当中，哪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中来。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包打天下，基本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共产党人，有8 800万共产党人，按理说都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1.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7年，我最初承担的课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就是把两大理论成果看成一个整体去研究。最初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我们在《概论》课教材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有其共同性，有共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前些年，有学者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三个代表的理论精髓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是求真务实，如果几大理论成果精髓都不是一个该如何是好？学者需要从学术层面去凝练他的内涵，这是学者的任务，现在讲的革命精神越讲越多，都泛化了。这是不行的。我们几大理论成果的精髓只有一个，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实事求是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实事求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包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内涵，毛泽东确实运用了中国的语言来讲述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无非讲的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不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与时俱进更是这个意思，求真务实就是实事求是。马工程教材里面就把实事求是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理论精髓。教材的所有观点都是有出处的，所有材料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审核的。第一版的时候我与北大的老校长吴树青到中宣部听李长春给我们介绍十一条文件，其中有两个意见，一个正好是我起草的文化那一章，给我们加了两句话，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要协调发展，无论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另一个到现在中国人都很难回答，就是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需要发展市场经济？现在中宣部起草文件首先看的就是马工程教材，每一条每一句都是经过研究的。最后，两大理论成果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说价值观，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特别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也是它的价值观；邓小平时代有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三个有利于，其中最后一个有利于提到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的最后一个代表提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现在习近平讲得更多了，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思想。所以两大理论成果的价值观一样、精髓一样、指导思想一样这才是其共同性。当然两大理论成果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一个是革命时期，一个是改革时期；需要解决的矛盾，面对的问题不同，因此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
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在发展，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为什么？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矛盾一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仍然离不开发展的范畴；面对的根本任务一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后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它们之间又属于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但这个区别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区别不一样。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应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脉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基本原理及其精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中，一是运用纵向分析的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程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二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阐释，解决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问题。三是从整体上集中阐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整体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主题，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又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一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历史课题，就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回答了这一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党的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都围绕着这一主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着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主题展开深入，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局面，不断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新境界。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既有利于把握其理论整体性，又有利于理解理论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个称谓就是邓小平理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把邓小平理论称为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是这个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这个理论的创立者，后来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在大家一讲“三个代表”就是三句话。其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发展成果的一个总的称谓，不能理解为“三个代表”就是那三句话。现在来看，“三个代表”的思想的命名值得我们研究，它改变了我们以往命名的习惯，不以领导的名字来命名，科学发展观紧跟着来。
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简单地讲一下，就是四梁八柱，逻辑主线就是治国理政，一个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中国梦的概念来诠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此外，中国梦分了三步，第一步，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新中国成立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两步走的基础上第三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三是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四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共享、绿色、协调、开放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一个总结，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经验，这是发展方面的问题。五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六是“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五一七”讲话提出我们过去是挨打，鸦片战争以后，后来我们是挨饿，现在我们是挨骂，有理说不清，中国道路最大的价值在于解决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的一线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超越了欧洲各国，我们的落后在于城乡差距。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获得了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支持，而且这一概念并不是只是在外交方面，还强调绿色、环境等各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与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及和谐社会等概念相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构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四梁八柱主要就是以上六个方面，包括一个目标、一个主题、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上就能将其思想精华概括出来。
2.学生研讨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1从三个方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肖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为题的精彩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几大前沿问题、基本问题作了精彩的概况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观念。报告的第一个前沿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是什么？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必须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特征。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历史相结合。三是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取得的经验，经过总结、提炼、加工上升为理论，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正是以上三个方面，并且缺一不可，其中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受此启发，引发我的一些思考。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就已经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了明确的定义，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指出这种结合我们要按照“中国的特性去应用它”。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已明确了，也就是肖教授所强调的第一、第二方面的内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肖教授强调毛泽东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第三个方面，正如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正是将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当中取得的经验总结、提炼为理论的过程。肖教授精确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大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必须进行中国化的过程，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东西；中国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文化就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最后以本土文化的形式存在，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特色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立足于中国这块大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中国的实践经验、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为解决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常提常新的历史任务，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只有从以上三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正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陈瑶（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生）
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是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
肖教授在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是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回事的三个层面。正如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提出、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个理论在实践当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此外还包括整个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的过程，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肖教授的这一观点让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肖教授在报告中已经强调，要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强调的是实践性；二是运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强调的是民族性；三是党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包括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内容，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对应科学内涵的第一个方面；大众化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应的是科学内涵的第二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础，在中国发展的道路、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统一，将其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服从于中国化、服务于中国化，不断拓展与深化中国化。比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问题，重点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赵诗杨（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俄国路径
肖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路径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广大博士、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有三个：一是俄国路径。俄国这条途径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二是欧洲路径。蔡和森等人的出国勤工俭学将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传入中国。三是日本路径。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均留学日本，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如河上肇等人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肖教授认为正是这三条路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史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怎么能做好？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问题引起了同学们的反思。下面我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俄国路径谈谈粗略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当时大多数报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持批判态度，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暴烈党”“过激派”。1918年6月以后，中国的舆论界才开始对俄国革命出现正面的评价，此时革命本身的重大意义才慢慢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认识。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向中国招募了大量工人从事军需用品的生产、货物装卸、开山开矿等体力劳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建立了党组织，创办了《大同报》，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大批旅俄华工有组织地回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者。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合俄国实际情况进行创造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体现了这一点。191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停留在“知识”层面，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虽仍以知识的形态，但其实践意义和革命意义已经凸显。传播的途径主要以报纸杂志为主，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本》《时事新闻》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星期评论》《国民》《建设》《湘江评论》等为代表，首先受益的团体为广大青年，其范围主要在北京、上海、天津、长沙、武汉、济南、南京等地。1919年2—5月，李大钊在《晨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正在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文中指出要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走俄国的道路。正如肖教授所强调的，理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十分关键，这对于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特别是俄国路径的研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王怡（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日本路径
肖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研究非常重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肖教授指出李大钊、陈独秀都在日本留学都看过河上肇的作品，河上肇确实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比如说“干部”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用的好多词是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日本路径，学术界对此研究还不多。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兴起大量新式学堂，培养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他们出国留学的首选目的地便是日本。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氛围活跃，大量西方思想被翻译传入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据统计，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数近万人，故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成了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1901年，日本留学生创办了《译书汇编》，连载日本学者贺长雄的《近代政治史》，其中就介绍了万国工人总会、德意志工人会党以及马克思等内容。1902年4月，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井知止的《社会主义》的翻译版，该书对社会主义做了介绍；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1903年，又有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主要包括《俄罗斯之国会》《社会主义之神髓》《加陆马陆科斯的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德意志之社会党》。这些文献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初步了解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日本路径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02年，梁启超指出社会主义是“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简要地概括：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还作出了评论指出“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故夙有之”。梁启超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但是其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所知甚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关于马克思的介绍，只是他们介绍的众多西方思想中的一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代表人物还有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这些人大多有留日经历或者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较了解，这成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便利条件，包括上述这些人在内的留日学生群体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日本路径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这一路径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最早的方式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戚静（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5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肖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问题之一必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肖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复兴国学，绝对不是在号召大家尊孔读经，绝对不是沉渣泛起；而是，一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二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又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两者之间是否矛盾？肖教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对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是可以统一。那么，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大同社会”“经世致用”“民本思想”“知行观”等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中，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命题等思想资源进行具体改造，更主要的表现在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型的根本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不同的作用，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应用。更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巨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理论表达方式，使人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接受、运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并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的进步，不断地丰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融入中国文化，显示出生机活力。正如肖教授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为什么能够发生联系？最主要的是两者有共同性，在价值观方面、理想社会的构建方面、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具有相容性、相融性，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佳华（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6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其共同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上，肖教授指出两者具有其共同性：其一，它们具有共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二，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其三，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肖教授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都围绕着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展开的。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但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其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并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邓小平强调三个有利于，其中的最后一个有利于强调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习近平主张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思想。其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实际上是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环境下对实事求是某一方面的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是对实事求是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除了有共同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以及理论精髓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毛泽东建设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主义理论建立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直接和全面的继承，不仅坚持了毛泽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在考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时，应当注意到其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任务，解决不同的矛盾，但不应该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而更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共同性，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特性。
——张慧（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肖教授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具有整体性。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矛盾一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面对的根本任务一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后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首要体现在它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些现实的重大问题引发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建设？展开新的讨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应时而生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形成；随后，沿着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体系的内容包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伴生，它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始终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贯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呈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说它具有科学性。而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实践是无止境的，新问题昭示新的理论不断生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杜武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肖教授认为其主要内容：一是一个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三是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四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共享、绿色、协调、开放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一个总结。五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六是“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梁八柱主要就是以上六个方面一个目标、一个主题、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转折点上，治理好这样一个大国既是在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上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上需要回应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这一实践主题，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路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阈和实践主题上，而且还体现在创新、建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上。通过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基本内涵作出准确而规范的解读，建构起这一核心话语框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积极应对国内和国际严峻挑战、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邵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向前推进和传播的。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及其他的后来传播者和追随者始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推向世界，进行广泛的普及化、通俗化、大众化，以此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掌握它，并努力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践的思想武器。现阶段无论是高校的师生还是社会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谓是少之甚少，即使开展了高校思想政治课，高校学生对其认识仍不深入。要想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全民思想的指导，必须将其大众化。肖教授在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是同一命题的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时代化和大众化，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回事的三个层面。这一观点使得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更加广泛，任务更加艰巨。在目前信息技术发达的环境下，有必要利用现代先进的网络、电信、广播、图书、广告等传播手段来有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和宣传，着力培养一批愿意从事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和学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着力培养理论传播的专有人才，不断探索和实践，努力去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法规等，大力推动理论宣传工作，并综合利用现代新闻媒体和网络手段，定会在路径方法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有效的传播和普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就是要把抽象的理论逻辑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也就是说，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要善于对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进行“望闻问切”，从而对群众的思想困惑进行解答和引导，对群众的实际问题给予关注和解决，最终让人民大众获得切身利益。这样，才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手中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在现实意义上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的实施和普及。
——周正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2.10习近平对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而长远，内容丰富而多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指出，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其独有的特点，有许多宝贵遗产。当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肖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除了毛泽东以外，习近平将传统文化讲得最多，并且高度最高，从中指出了两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联系。习近平充分肯定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决不能割断历史，否认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他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升华，因此，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血脉，准确理解和把握滋养中国人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必须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更进一步拓展了其科学内涵。他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必须继承的珍贵遗产，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而且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脱离的精神家园。毛泽东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并指出传统文化需要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指出，社会性质决定文化性质，旧文化无法脱离旧政治与旧经济的影响，新政治与新经济则将产生新文化。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必将由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评价和历史定位的思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深入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途径，这是对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观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思想深邃，具有鲜明特点，是继承性、时代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
——姚庐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姚庐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