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
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验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的陶寺村附近，总面积430万平方米，是以陶寺文化（前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要内涵的遗址。1958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61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清理墓葬1300余座，获得一批陶、木、石、玉、骨器，发现了我国夏代文化的蓝本和我国最早的蟠龙图腾，以及我国最早的青铜铸件。
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据报道，这座古城的城墙东西有130米左右，年代约为距今4200—4500年。专家介绍，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这座古城很可能是当时重要建筑的所在地，这与《史记》记载的尧都平阳相吻合。特别是陶寺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铜器、礼器、文字残片、城池与墓葬，已清楚地反映了尧舜时期的国家形态以及经济和文化状况，都邑的大小和建筑格局、墓葬的规格和陪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已有了国家机器，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官职、军队、祭祀活动、刑罚、礼仪等。所有这些，从尧到舜，经历了从雏形到发展，从萌芽到完备的过程。
过去我国的第一个朝代夏禹前的历史一直只是传说，从未被考古证实过。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华文明史不到5000年。而陶寺遗址是目前我国惟一一处古城与墓地并存，比较完整反映这段历史原貌，又和历史传说相吻合的古代遗址。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曾在《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一文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业已建立，是妥当的。”
之前，虽然知道尧、舜、禹三代文明的发祥地都在山西晋南地区，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运城市）。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活动尽管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庙宇、坟、传说等，但真正的考古实物发掘却是没有的。如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在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因为陶寺遗址在时间和地域上恰恰与尧舜文明相对应，其所有出土的文物和遗址都是尧舜时代的生产和生活记录。进一步证明了尧、舜、禹的活动范围就在晋南一带，史称舜即位到“中国”，这个“中国”也就是今天的晋南。
同时，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实物都证明了在尧、舜时代，已经产生了社会等级，有了阶级差别，并出现了铜器、文字、礼制和初级的农耕技术，出现了祭祖活动，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池和屋舍、寺庙、水井、殿堂等建筑。这些也证明了，在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独具的文化要素和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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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
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
黄帝和尧舜禹
相传4000多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早已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就是其中一位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使这个部落联盟强大起来。后来，黄帝部落和西方的炎帝部落联合，打败了南方的蚩尤部落。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联盟结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中华民族的主干部分，因此也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时代，黄帝就是中国传说时代的一位代表人物，人们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古人的各种优点，诸多创造，他带领中华文明从野蛮向文明发展，从而将他奉为人文始祖。根据《二十五史新篇》：黄帝可能实有其人，是父系氏族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长。他通过战争，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联合，并做了许多好事，因而在古人的口传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黄帝以后，中国历史上先后又出现了三位有名的部落联盟长──尧、舜、禹。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选有才能的舜为继承人。尧把部落联盟长的位置让给他。舜年老了，也同样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作“禅让”。
相传尧很节俭。舜的品德也很好，能以身作则。他在历山耕田，历山的人们受他的影响，不再争田界，而是互相谦让。人们都愿意跟随舜居住在一起。舜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年，那里就会成为村落。
尧舜的时候，黄河流域水患严重。治水的人们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了许多年，也没有成功。舜派禹去治水。禹做事勤快，能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带着人观察地形，研究治水的办法。禹认为，光是用堵的办法是不行的，只有使水道畅通，洪水才能治好。于是，禹带领人们，采取疏导的办法，开掘沟渠，引导水向低的地方流，从江河流到海里去。经过13年的治理，洪水退去，治水成功了。接着禹又领导人们引水灌溉农田，使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禹治水的时候，工作很艰苦。他一心一意治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人们感谢禹的功劳，称他为“大禹”。舜老了，大家就推举禹做继承人。禹死后，他的儿子后承袭禹的位置，建立了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的科研课题。这一工程涉及的学科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