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起初，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贝奇科夫语），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五年多以后，在前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名字问世了。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即安娜的个人悲剧；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以及自传的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对于中国读者，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她善良、聪慧、生命力旺盛，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她身上迸发出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罗曼·罗兰语）。其实，作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这一年，他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托尔斯泰借列文和吉提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家庭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安娜还在想着“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那就让她毁灭吧！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长长的“尾声”，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这已不像是“尾声”。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人的伦理因素、人的“灵魂”因素、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在此部小说之后的《忏悔录》（1879—1882）中，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
查晓燕
2006.3.22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