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关于人和人生的大学问
《大学》成书于春秋时期，是《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期儒家的作品。
《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确提出了人的修养的三大层次：最基础的修养底线——明明德，修养个人的品德；较高的修养——亲民，以自己良好的品德服务社会，为民众的事奔走，亲力亲为，以自己的躬行引导和影响民众向着道德的方向前进，即自新而新民，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至高的境界——止于至善，达到德化的极致，实现人生终极的最美好的“尽善尽美”的道德至境。
《大学》以人为中心，旨在提高人的修养，造就高尚的人格，成就人的德行功业。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从现实的人、道德的人、理想的人三个层面，关注人的心灵建设，净化人的思想，纯洁人的灵魂。《大学》始终以人为主体，对人的终极性问题予以关注，关注人的现时现世行为，由此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历程和道德目标，实现理想人格。
《大学》论述的主题是“道德”，曾子把它更加条理化、人格化、具体化，重在关照人和人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态度。提出修德的“三纲要”、“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命题，使之更贴近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作为平民百姓，修养道德则可使自己的言行规范，堂堂正正地做人，心正、身修、家齐，实现生活的幸福，体味人生的美好快乐，从而达到国治、天下平的德化社会状态。对于承担着一定社会责任的人来说，修养道德，则可以使其品质高尚，行为端正，具备正心、修身、齐家的基本素养，进而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最终建立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
“大学之道”是关于如何做人的大学问，其核心——“正心修身”的思想，自古至今，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辉，深刻地固化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之中。无论人们此前有没有读过《大学》，那种深深潜流在我们心灵之中的道德意识和人生信念，早已融流在我们的血液中。无论是否承认，它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一切。
科学是发展的，人类是进化的，世界是多变的，生活是变化的，但是，总有一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陪伴我们一生的道德。良好的道德情操令我们受益终生，卑劣的恶行则会使人堕落。因此，重视道德修养，奠定良好的人格基础，意义重大。
对于《大学》的注析解读，我们旨在从平民的视角出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作为指导平民增强修养的书籍，由于解读者自身修养的局限，识见孤陋稚拙，寡闻薄德，因而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免失于偏谬，内心深怀惶恐，误导好德者其罪已经非浅，愧对祖先更感内心难安。因此深怀向德砺学之忱，诚怀仰望迫切之心，祈求方家教诲，以助我进德修身，共抵至境。
陈亮先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西兰公司于军先生的帮助和支持，在此并致感谢。
刘强
2006年10月21日于西峰
（一）经 总论“三纲领”和“八条目”
综述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三纲领：明德、新民、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方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心灵：“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1.德行，引领我们抵达美好人生的至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 大学的宗旨。指人格修养、济世安民的学问。在传统文化中，“大学”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博学；二是相对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等小学内容而言的“大人之学”，即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道：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方法等，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宇宙万物的本原、个体，也指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义。
[明明德] 弘扬伟大的德泽。明：发扬、弘扬。明德：光明磊落的品德。
[亲民] 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养成宏大气度的修养之道。所谓明德，是说人的修养所达到的高度，人的德性秉承天意，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砥励，以及人情的练达，通达仪礼规范，从而在言行与处世中，中规中矩，为人称述。但是因为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则有时而昏庸；然而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从来都没有停滞。”
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做‘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且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疏：“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大学之道，就是人生之道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为人之道，在于“明明德”。其修养的过程，《论语》记载，“曾子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左传》中有“蘧伯玉之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二十岁的时候，他的个人修养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每天都会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不迷失方向。“逐日如是，日日自检”。天天反省，天天检点。于是每天都能发现在从前的时日里自己的失误，总会发现在过去的行为中，自己本应该做得更好。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作为人谁都会出错，不怕做错，知错能改就好。怕的是不能自省，自己不知道，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自以为是，还强求他人认同自己。蘧伯玉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自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不做一件坏事，是容易做到的；每天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是令人敬佩的。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只要活着，“克己复礼”的功夫就要做。这是一种良好行为的积累。“明德”的功用表现在外的，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于历史长河又是微乎其微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们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决定的。可事实上呢，由于个人性情，受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局总是不那么让人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绝大多数人则表现平庸，安于现状。这是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进步所要求的。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不难，因为，它取决于我们的心灵。
我心有主，岂可轻易玷污
许衡，元朝著名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亲自编写了《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谥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他不但学识渊博，还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说：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许衡从河阳经过，当时正值酷暑时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大家都喉干口渴。这时，同行者发现路边有一棵梨树，上面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凉，感到十分惬意。回头却看到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一动不动。同行的人觉得很不理解，便问他：“老先生，路途遥远，也摘个梨吃吧，权且解渴。”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何必固执己见呢？”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我心有主”，后来成了一句铮铮名言，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心灵的洁净，不被利诱，这是人格的至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都会面临取舍的选择，物欲的满足，美色的引诱，令人难以自守。很多时候，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2.回归心灵的纯净透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 知道目标所在。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使心灵安静；心灵静了就会感到安适；内心安宁才能够周详地思考问题，确定事情发展的方向；深思熟虑后制定的举措必然能够有所收获。
朱子云：“止，就是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所处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
人生的静悟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进取的姿势，是积极奔赴的承担；静是心灵的常态，是回归心灵的栖居。动是行为的实践与择取，使我们求证、拥有；静给我们以休憩与颖悟，让我们思考、品味。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哗而又忙碌的尘世，很难分出一点闲情来体悟生命之本原。于是，喧闹、甚至于碌碌无为渐渐占据了我们所有静谧的空间！于是，常常有一种疲惫、焦虑，袭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心灵的升华。当你闲居独处于静雅陋室，抛却一切世事纷扰，品一杯香茗，任思绪袅袅飞舞，这是一种淡淡而惬意的静。如果还能够有一曲喜欢的旋律陪伴，抑或敲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静”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静，是一种境界。诸葛亮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灵的宁静，不张扬，向着心中那个目标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怀着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然的滋养，在宁静淡泊中，渐渐走近人性的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人们在树立了要达到的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时，应心怀宁静，使浮躁的心绪回归透明，不让过多的杂念干扰到我们。这种静的境界，应该是贯穿人生修行的始终，让我们不断地返观自己的内心，在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不断认识自己，超越自己。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沧海中之一粟。然而就是这一粒粟，装点着精彩纷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神奇微妙。那么，就让我们的心灵从蓝天白云，从幽谷山林般的安逸中获取一份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走过，然后静静地离去。
让思想在心灵的纯净天空中自由飞翔
徐彦伯，名洪，兖州瑕丘（今属山东兖州）人。七岁能文。结庐于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彰其贤德。以对策高第。授薄州（今山西境）司马参军。当时司户韦嵩擅长审定文字，司事李巨擅长书法，而彦伯长于词章，人称“河东三绝”。武后诏考天下文士，彦伯试居首位，被授予“宗正卿”之职。彦伯文章典缛，语言清丽沉凝，功力深厚。参与撰修《武后实录》。两次出任州刺史，颇有政绩。后官至太子宾客。年老辞归，善待其寡嫂和孤侄，受到乡邻的赞誉。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去世。
徐彦伯任太子宾客时，正值则天皇帝清除异己，冤狱大兴。朝野上下不少王公大臣、达官显贵都因为语言不慎而遭到迫害，治罪，甚至处死、充军。泱泱一国，人心惶惶。徐彦伯为此写了《枢机论》一书，阐述“多言”的危害，告诫世人“慎言”谨行。他认为言论是道德的手柄，行为的主宰，志向的端绪，立身的表现。它就像一个人的枢机，只要发动，外物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得失就会体现出来。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灭自己。它同个人的灾祸、幸福、光荣、耻辱密切相关。如果能深思熟虑以后再说，反复推敲之后再表达，看准对象以后再谈论、行动，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怨恨仇隙也不会到来。只有做到了“慎思”，而后才可“谨言”。
3.深隐于事物内部的“道”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本末] 指树根和树梢。
天地万物都有根本、有枝末，任何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其中本末始终的奥妙，那么就接近“道”的真谛了。
朱子云：“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万物有理，四时有序
常言道：“万物有理，四时有序。”这里的“序”，乃顺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步骤。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以农民种地为例，就可以分解为松土、播种、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个环节。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播种，或者混淆了收获和施肥的次序，那么粮食种植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严谨、规范的程序有利于实现并维护国家、集体及个人的利益，反之则会带来损害。我们的身边不乏不讲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为政者，如果能时时处处记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遵照程序，那么，加快发展，为民造福“则近道矣”。
只是向着心中的那个目标前进
王浚，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出身于官宦家。西晋著名军事家。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节，不为乡邻所称。及至年长，幡然悔悟，毅然改变原来的性格志节，严格要求自己，变得通达事理，志向远大，胸怀开阔。官至抚军大将军。
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言行和经历。王浚在还未得到任用而僻处家乡之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自己远大的志向。据《晋书?王浚传》记载，他“开门前路广数十步”（在宅院门前开辟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乡人不解，问：“你在家门口修这么宽的路有什么用？不是过分了吗？”王浚说：“以后成就事业了，仪仗扈从出入方便啊。”人们听后冷笑而去。
王浚对乡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了《史记》中的话：“陈胜不是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吗？”重申了自己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凉州刺史徐邈的女儿才貌俱佳，娴淑有主见，一直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闺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他的女儿在内室观察，她指着一个人对母亲说：“就是他。”她千挑万选的夫君就是王浚。他当时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为河东郡从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有“惠政”。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司马炎谋攻东吴，经羊祜推荐，授王浚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奉诏修建战舰，训练水师，做战争准备。按史书的说法，其练兵声势浩大“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军沿长江东下，开始伐吴之战。当年三月，王浚大军开进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东吴政权宣告结束。王浚在平吴之役中立了大功，升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
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王浚攻陷吴国都城的事。“大行不顾细谨”，从王浚的经历可以看出，甚至可以说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成大事之人，不拘小节，不去浪费精力和时间，不在意别人的讥嘲与评价。尤其是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风言风语，更不必理会，尽管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就行了。
4.正心修身，格物致知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 认识、研究天地万物。
古代那些在天下广施德泽的圣哲，所奉行的法则是：首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格；修养自身的品格，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必须先获得知识，提高自己的智慧；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朱子云：“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类也在不断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潮流下，也会产生不和谐的噪音。比如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人们，急于聚敛财富，一切唯钱是举，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欺诈造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这是诚信的缺失。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我们感同身受。这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人性的堕落。
《程氏遗书》中记载：“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值得我们深加体味，愿我们共勉，共建道德之新境。
从正身开始
封轨，字广度。北魏时人，长于渤海。沉谨好学，博通经传。性格方直，为时论推重。官至征虏将军。
封轨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志同道合，相互敬重，引为挚友。惠蔚经常赞叹封轨：“封先生对于经义，不只在章句解说中有独特的见解，尤其能够把握宏旨脉络，统括思想，在这方面我不如他，差距很大啊。”
封轨自律严谨，节操高尚，仪容整洁，威仪堂堂。于是就有人说：“有知识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您这个贤达之士为什么不同呢？”封轨听了笑着说：“修养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洁端庄，目不斜视，行为庄重，这是应该的。为什么非要做出蓬头垢面的样子，才认为是贤德呢？”非议他的人听了之后，非常惭愧。
当初，封轨深为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对儿子郭景尚说：“封轨、高绰二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必然会被重用。我平生不轻易推荐人，而多次推荐这二位，不只是为国进贤，也是为你们兄弟的将来找寻榜样和依靠。”封轨以方直立业，高绰也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官拜司徒，高绰送迎往来，而封轨竟从不往见。高绰四顾不见封轨，回到家中，自叹道：“我一生自认为没有违背修养的原则，今日举措，照封先生差远了啊。”封轨以“务德慎言”作为修身之本；认为“奸回谗佞”是世间最大的祸患，因此写下《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篇戒铭，可惜未能传载于典籍。
太和年间，封轨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奉命出使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借口卧病不愿亲自接受诏令。封轨正色诘责，喻以大义。高丽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诏书。此前，契丹虏掠边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丽拥掠东归。封轨发出公文声讨，高丽王云当即全部给以资费送回。有司奏称封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应予以奖励抚慰，且使边境居民归来恢复生产，更宜加爵封赏。世宗于是下诏官升一级，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调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绩考核之事请托封轨。封轨说：“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旧交亲情使之蒙受不平。”崔休叹服其正直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封轨任职台阁中丞时，人们更是赞叹其举止儒雅，从容大度。
5.从思考开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见识，提高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于是建立我们心灵的赤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家庭和家族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和睦。和睦的家庭是家风建设的根本，建立了良好的家风，就为治理好国家奠定了基础，国家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能够安邦治家，使民众安居乐业，自然天下太平。
正人必先正己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观中，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格的意思是穷尽。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规律，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发展我们的知识学问。对外界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能够明了，这叫格物致知。
“穷尽天下事物之理”，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做到的。其实，“格”是“格除”之意，唯有格除物欲，才能使我们的心灵回归宁静。
修己安人或修齐治平，是儒家治国哲学的基本条件。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参与天地化育、社会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地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从哪里做起？从“格物”做起，从“致知”做起。
心正病不侵，正心则国治
杨云翼，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人。自杨忠起迁居乐平（今昔阳），至云翼已六世。生于世宦之家，其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甲寅科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累官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交友义气，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国家之事，知无不言，极富远见。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年）去世，谥号“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世转趋衰退，内外交困。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有蒙古族虎视眈眈，随时有被进攻虏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则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艰险的时局，杨云翼忧心忡忡，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正直节气之士敬其为师长。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用兵南方。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大局的祸国之举，他极力反对，并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即得淮南之后……”对于用兵南宋的战事结果洞若观火。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至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正派，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了金国，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贫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杨云翼患有风湿病，遇到风雨阴湿天气就疼痛难忍。皇上很关心他的病情，亲自询问治病的药方。杨云翼于是借医寓理，回答说：“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没有病，邪气自然平息。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为正派，那么正气就树立起来了，朝廷百官就没有人敢不正派了，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乐业了。”皇上豁然开朗。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盛称：“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6.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庶人] 平民百姓。
[壹是] 都是，全部。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贵与贱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都是平等的，个体之间没有任何物欲的差别。后来随着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教育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别。有的人衣食无忧，有的人贫穷潦倒；有的人名位显赫，有的人平庸无常；有的人挥金如土，有的人身无分文。这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客观存在。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我们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叹凄凉。既然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奋斗。即使我们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会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的行为合乎社会的规范，我们的人格是能够站立的，我们没有做愧对于天地良心的事情。
主敬正心，德化自成
程颐，字正叔，宋代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十四五岁时即同胞兄程颢一起就学于周敦颐。元祐初年，经司马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后被放归田里。徽宗即位，赦还洛阳。与兄程颢世称“二程”，为理学奠基人。生前门人很多，世称“伊川先生”。著有《二程全书》。其学说经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的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主持太学，程颐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深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程颐二十七岁，科举廷试落第，此后就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自谓“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蜚声海内，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在洛阳收徒讲学。
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集团失势，53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吕公著的力荐之下，出任汝州团练推官，并任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被委以崇政殿说书。他向皇上上书说：“见解与知识一起增长，品德与思想同时养成。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请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师，教育子女，熏陶培养他们的习惯。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即使天资聪明，也应力学不倦，名师教诲的作用是从来也不能忽视的呀。希望陛下挑选一批名儒到宫中讲学。让他们轮流值班，以备陛下问难解疑。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会养成。”
当他听说皇上曾在洗脸时，躲开蚂蚁，不让水沫冲淹它们，就询问皇上：“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我只是怕伤害他们而已。”程颐说：“陛下，您如果能推广这种仁爱之心来爱护百姓，用之处理天下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领了。”
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主要依赖“敬”，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志专一，始终保持敬畏的心态。同时，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天下万事万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义。他提出“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体悟天理。穷理的主要方法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恪守礼仪等。注重知、行结合，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早春的宫廷内杨柳初发，年幼的皇帝童心大发，折柳枝玩耍，程颐看见了，当即严辞制止。
程颐的哲学思想对宋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评价说：“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的匾额。
7.立大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末] 枝末，枝节。
如果修身的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同样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程子云：“《大学》，孔门遗书，是初学修德的进阶门径。于今可见古人为学的次序先后，惟一依赖这篇文章的存在导引，而《论语》《孟子》《中庸》依次研读。则修治学问的人必然由此而得真知，这是不容疑虑的。”
树立人生的根本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见《吕氏春秋》）石头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夺取他坚硬的本性；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夺取他红色的本色。坚硬与红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过选择才形成的。
坚守自己的本分。每个人的才能都不相同，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另一个领域内的行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重用有较高德行修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德修而本立
陈师锡，字伯修，宋代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人。时称“闲乐先生”。历监察御史。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徽宗即位，升殿中侍御史。后坐党论，削官。
陈师锡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声誉。神宗皇帝也对他的才华有所耳闻。熙宁九年（1076年），陈师锡参加廷试，奏请名次在甲乙之间。皇帝随意抽取一篇策对文章阅读，边读边叹赏，回头对侍臣说：“这必定是陈师锡的文章啊。”开启密封，果然不错，于是定名为进士第三名。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对他很器重，倚以为政。
陈师锡与陈了翁友善。一日，同游园圃中，天空中有雁阵飞过，二人互相指雁阵戏言：“明年科试中魁的，当射中头雁。”师锡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没有射中。过了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师锡笑着说：“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理当为公所代。”到了第二年，师锡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也以第三名登第。而且初授官职都是昭庆军节度掌书记，亦果真相互接任。因此巧合，当初同射的院落被尊为“射雁堂”。
元祐初年，苏轼多次上书，荐举师锡的学术造诣，师承渊源。称赞其品行高洁质朴，议论刚正，器识精深，德行追慕古人，文章冠绝当世。于是升任秘书省校书郎。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诬获罪，身陷牢狱，亲朋多畏避不见，只有陈师锡独自设酒筵饯别。又安抚其家。
陈师道任监察御史。皇上下诏，命令进士研读法律。陈师锡上书进谏说：“陛下正在大兴学校，推行德化，利用经典所阐扬的道德礼义、仁恕思想来开启读书人的天性，意在培养他们高尚的品质。不应该用刑名之学扰乱他们的心智。道德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刑名之学只是次要的东西，只能起辅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尚且流于末流，争趋财利而犯科，何况下诏让他们学习这些枝节知识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诏，使天下读书人都能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1121年），陈师锡居南徐。一日午间休息，梦中到达一处深宅，其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卫环列。司仪引导他拜礼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抚慰问，并让他写下平生政论进呈诗文。天帝高兴地说：“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来。叫来儿子，引他的手抚按在头顶，温热如火，然后告诉他梦中的情境，又再次睡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醒来，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黑漆屋三间，这是棺椁的征兆，我将死去，这是肯定的了。”于是，他与亲戚家人互为敬酒告别。当夜人静之时，静坐而终。
（二）传 统论纲领旨趣，细论条目功夫
综述 修己治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三纲领”，强调了道德修养的三重境界：弘扬德行，做新型公民，达到教化天下的极致。
“八条目”的核心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实现“三纲领”的方法和途径。“反躬求诸己，”从个人做起，从正心入手，以修身为本，提高个人品德的修养。修身、修己的目的则是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由有德者教而化之。
明明德
修养自己美好的品德
所谓“明明德”，就是从自知之明做起，修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将人与生俱来的美好良知和光明道德发扬光大。
1.道德是公众的认同
《康诰》曰：“克明德。”
[《康诰》] 指《尚书?康诰》篇。
《尚书?康诰》说：“弘扬光明的品德。”
先立德，后为政
“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这是说为官者的道德水平，反映了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为官者可以没有专业技能，但是不能没有道德，而且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为“官”者有“德”，才能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达到治国安邦之目的。
何为“官德”？狭义上说：是指为官者个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说，是讲领导集团、领导体制和为官者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在公共事务活动中所遵循的政治道德与公共管理道德。
为官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官德”建设对道德建设的影响和导向，即“官”为民之表率，“官风”决定着民风，有什么样的“官德”就会有什么样的民风。
纵观古今，为官者若事事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言行影响民众。那么，在民众面前，为官者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威望，就会成为民众效仿的楷模；相反，如果为官者对自身要求不严，不以身作则，言行不一，贪污腐败不以为耻，就不能成为民众表率，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就成了空洞乏力的说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自身的道德水平不高，还会使民众产生失望情绪，从而降低对自身的道德要求，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风尚趋于式微。
树立良好的“官德”，首先是立德，其次是守德，最后是律德。具本来说，就是始终加强自身修养，做到“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言必行，行必果。在办理政务的过程中，公正廉洁、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勤于学习、精通业务。同时强化对为官者的监督，制约权力滥用，使他们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效力。
为政在于推行德义
王蕴，字叔仁，东晋时人，孝武定皇后的父亲，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初为吴兴太守，累迁尚书吏部郎、光禄大夫，后改都督京畿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在任时施德政，颇得百姓爱戴。性情平和，任人大度，不压制出身寒微的平民处士，只以才德为选任的标准。当时简文帝为会稽王，王蕴辅政，由于他对治内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经常推荐各类人才。他经常说，某人有才，某人在哪里。举荐人才不遗余力。凡是经他举荐的人，在得到任用后，都能尽心尽力，努力发挥各自的长处，即使没被录用，也毫无怨言。
王蕴任吴兴太守的时候，境内发生灾荒，百姓缺粮，生活无着。于是，王蕴下令打开粮仓，进行赈济。主簿劝阻说：“这样做是违反朝廷规定的，要承担擅权的责任。”主簿坚决请王蕴按照程序，先列出报表上报，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再行实施。
王蕴说：“现在百姓急难，嗷嗷待哺。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路上逃荒的人中已经有不少都饿死了。如果按部就班地履行程序，列出报表，再逐级上报请示，等到朝廷批准，已经不知有多少人魂归西天了。专任擅权的罪过由太守一个人承担，饥荒流离一直威胁着百姓的生存。我想只要所作所为合乎仁义，能够救百姓度过灾难，即使被追责免职，我也是坦然的，心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于是，开仓救民。很多百姓因此保住了性命，约有十之七八。
后来，朝廷以违犯法律为由，免去了王蕴的职务。这种不公平的责处，激起了百姓的义愤，很多人为其不平。皇上再次颁布诏令，仅给予王蕴降职处分，改任他为晋阳太守。
只以民生疾苦为重，不以个人的官位为意，这样的官不论身处哪个朝代，都会得到百姓的拥戴，都会被百姓记在心里，必然流芳后世。反之，那种只为了个人升迁或为了保全乌纱帽而漠视民众生死，惯于弄虚作假的人，只能被百姓所唾弃。
2.高尚的品质与生俱来
《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大甲] 即《太甲》，《尚书?商书?太甲》篇。大：通“太”。
[顾] 顾念。
[諟] 此。諟：古“是”字。
[明命] 光明的禀性。
《尚书?太甲》说：“念念不忘上天赋予的光明禀性。”
朱子云：“上天的明命，就是天所以成就我，而我之所以成为有德的人。能够长久注意修养自己，那么就无时不明达天命。”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古人把人分为两类，一是君子，二是小人。乍一看似乎笼统至极，对人的评判过于简单直白，然而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古人智慧的闪光点。当今社会，各色人等地位不同，学历不等，职业不同，但按照人的道德标线划分，还不外乎就是这两类人，即道德高尚者和品德低下者。所以，成功的做人方式就是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方面，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虚名上。要学苍竹到老虚心留劲节，敬松柏久经风雨不知寒。富贵不傲物，贫贱不易行。正己而不求于人。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修身以不护短为第一。兰芳不厌谷幽，君子不为名修。修其本而末自应。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闻人之谤当自修，闻人之誉当自惧。高行微言，所以修身。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个人的最大胜利就是战胜自己。寡欲的人身心是健康的，微笑的人是自信的！海纳百川，成汪洋之势，只是因为它位置最低。金子珍贵，为世界货币，也只是因为其品质纯粹，而并非因为它有美丽的色泽。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陆绩，字公纪。三国时吴国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自幼聪慧伶俐，人称“神童”。博学多识，以孝行著称。作浑天图，注易释玄。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陆绩经鲁肃保荐，任郁林（今广西除桂林、梧州外的大部分地区）太守。在任期间，陆绩正直无私，为政清廉，深得百姓拥戴。任期届满返还家乡时，因为家资微薄，船轻不稳，难以渡海，只得将岸边的一块巨石装上船以助航行。返归故里后，巨石被置于门前，后来人们称之为“郁林石”、“廉石”。
陆绩的父亲在东汉灵帝时官居郡守。陆绩六岁时，跟随父亲去九江拜访世家大族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陆绩觉得味道鲜美，就想让母亲也尝尝，于是就拿了几个揣在怀里。
拜访结束，陆绩起身告辞行礼时，怀中的柑橘掉了出来。
袁术取笑说：“陆少爷是我家贵客，为什么把橘子藏在怀中呢？”
陆绩从容地回答说：“世伯大人赠予我的橘子，我只吃掉一只，味道特别甜美，我想带回家，请母亲品尝新鲜。”袁术和在坐的人听了都很感动，也很惊奇，觉得陆绩小小年纪就如此孝顺，不是一般人所比的。
袁术感叹道：“陆郎有如此品德，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
从此，“陆绩怀橘”传为美谈，还被元代郭居敬编入《二十四孝》，广为流传。
陆绩故居乍浦刘家埭因此被称为“怀桔里”，深受到后人的景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人文传承源远流长，其中的孝敬父母一项为人生的必备美德。韩愈说：“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付出了一生，那么我们能为母亲做点什么？
孝敬父母不只是伦理道德，更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请呵护、养育上天赋予我们的美好善良的天性。
3.远古的昭示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 即《尧典》，《尚书?虞书?尧典》篇。
[克明峻德]《尧典》原句为“克明俊德”。俊：美好。与“峻”相通，指高大、崇高。
《尧典》说：“能够弘扬美好崇高的品德。”
修养我们美好的德行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行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治理天下和国家，严刑峻法虽可收效于一时，却会引起潜在的忧患，不如修养道德、推行仁义、广布德泽。如此，则山不可挡，水不可阻。
义之所在，不避刀斧
李固，字子坚。东汉汉中南郑（陕西省南郑县）人。《后汉书》称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书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与江夏黄琼等知名于世。以对策指斥时政，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初官议郎，历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大司农等职。冲帝即位后，任太尉。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
冲帝死，建策立清河王，不附梁冀，为其所忌，梁冀先说服太后，下诏免去李固的职务，拥立桓帝继位，接着诬陷李固谋反，逮捕治罪。李固在狱中死后，梁冀又下令将他的尸体暴露在四通八达的路口，说：“谁敢前去探望哭吊，就以同谋加重治罪。”
李固的学生，汝南人郭亮，时年十五，恰在洛阳游学，就带着刑具上书朝廷，要求皇上准许收敛老师的尸首。遭到拒绝后就到老师的尸体旁痛哭吊祭，申述冤状，日夜守候，不肯离开。李固的另一个学生，南阳人董班，也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哭吊李固。
监守尸体的官吏被他们的师生情谊深深感动，叹息着对郭、董二人说：“生在衰靡离乱的时代，苍天虽高，然而有雷霆又怎么敢不弯腰呢？大地虽然宽厚辽阔，也有沦落的陷阱，也不敢迈开步伐前进。耳朵只能挑选适当的内容去听；眼睛也只挑选那些允许看的去看；舌头则不敢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太后也被他们的真情打动，允许他们收殓李固的尸体。他们便将老师的尸体运回故里安葬。
李固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实现社会和谐”。针对东汉后期腐败混浊的官场，他尖锐地指出：“古代提拔人，有德才的人方能授予官职；现在用人，只看重谁有钱有势……古代施政务求宽大博爱；现在当官，多以严酷出名；那些天性正直心存宽厚温和而没有派系支持的人，总是受到排挤贬斥……这样，即使增多刑律条文，也没有作用。”接着，又指出：“政令教化稍有不慎而出现差错，那是一百年也挽救不了的损失。争利之门一开，则求仁义的路就被堵塞了。”
李固的这些言论穿透千年时空，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辉。
李固说：“阳关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伟人毛泽东常引用这句话告诫党员干部谦虚、谨慎，正确对待自己。足见其影响。
一个能够被世人称颂为有仁德的人，他的抱负必然是以天下为己任，他的修养必然是恢宏大度，他的器识也必然是超出常人的，他的言行决不仅仅是为了求取声名和苟全自身。他们注重的是确立价值取舍的标准，意在树立和端正天下的风气，意在以自己的努力，唤醒天下人的良知，愿为维护真理而生，愿为坚持真理而死。因此，他们生为天下承担，死为天下楷模。
4.道德的人
皆自明也。
[皆] 都，指前面所引的几句话。
这都是说要自己修养光明正大的品德。
构建道德的和谐境界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总是站在历史的一个点上，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负有道德的义务，负有继往开来的使命，这是与生俱来的。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不断地从古走到今，又匆匆奔向未来。从而令人生发“人世匆匆”的感叹，一些目标还没有实现，一些目的还没有达到，一些事情还没有去做，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
在人生个体短暂的旅途中，我们总是盲目地沉溺于物欲的外在诱惑中，失去了对自己心灵的眷顾，以至于对天空、大地乃至所有可见的大自然的运动视而不见，对于天地万物的道德意义缺乏体味，只是空泛地说着“厚德载物”，而找不到德行修养的路途。要么简单粗暴地将自然加以人格化，予以无奈的崇拜和祭祀；要么无视道义，肆意践踏道德的戒律；要么麻木地苟活，置德行修养于功利的冷漠。
人们常说：“先做人，后做事。”可是，什么是做人呢？
做人，就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里。
以诚立德。古人说：“不信不立，不诚不信。”就是指为人诚实、守信、正直、坦荡，这是立身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以才辅德。有句话说得极好：“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辅。”在现代社会，才能是生存的基本技能，没有才能、学识，生存就必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危机。但是，如果没有道德做基础，才能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一个想成就事业的人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在提高个人能力的同时，重视道德的修养，在履行职责中体现它。才能是德行的依据，道德是才艺的升华。
以微积德。一个人应当把做大事、树大德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而不应以此为借口对小事小节弃之不管不问，否则可能会因小失大。没有做小事的耐心，没有做小事的点滴积累，做大事就会成为空谈。立德要善于从小事做起，从具体的事做起，不辞小流方能成大河，不辞小善方终成大德。
华屋美宅，唯有德者安居
阳固，字敬安，北魏无终（今天津市蓟县）人。少年时倜傥任侠，二十多岁始发愤读书，长于谋略，有文才。历任北平太守、步兵校尉、汝南王郎中令等职。为人刚正不阿，清廉奉公，家无余财。
《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免固官。”世宗末年，阳固晋升为侍御史。中尉王显建造了一座新宅，装修豪华，亭台楼阁，水榭回廊，雕梁画栋，极尽工巧之能。新宅落成后，王显宴请各级官员及其僚属宴饮，赏景吟诗。
欢饮之中，中尉王显喝得尽兴，就问阳固说：“这座宅第怎么样？”阳固回答说：“我听说，从前晏婴的住宅虽然又小又低，潮湿狭窄，蜗居在简陋的小巷内，但是他的德绩功勋，勤俭谦让的美德，至今传颂。《周易》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豪华住宅不吉利，必生灾祸。’这些诫勉与史实您是知道的，相信也还没有忘记吧。现在，您的这座房子确实美奂绝伦，但是如此精美，我想恐怕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配居住，也才能够长久地保有。因此，希望您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使自己的德行与华丽的住宅相配。”王显听了之后，默然不语，举座不欢。
新民
建立美好的人格魅力
所谓“在亲民”，意谓拥有美好的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新型公民，并以自己的美好德行影响、同化周围的人，形成美好的人格魅力，使民众亲附，共同达到新的修养境界，“在家必达，在国必达。”
1.每天都有一点进步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盘铭] 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箴言。盘：指商汤沐浴用的盆。铭：镌刻在器具上的箴言。
[汤] 即成汤（生卒年不详），又称武汤。契的后裔，子姓，名履。商朝的创建者，在位30年，其中17年为部落首领，13年为中国国王。初居亳，为夏方伯，专主征伐；夏桀无道，汤兴兵伐之，灭夏，放桀于南巢，遂有天下，国号商。
商汤在洗澡盆上镌刻的箴言是：“如果能够一天有一点创新，就应保持天天都有新的进步，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新的领悟，从而走向更新的境界。”
朱子云：“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
苟日新，日日新
“明明德”是人在静处时的道德修养境界，要求弘扬天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是从积极的角度强调德行的修养必须要不断革新，一天天向新的目标趋进，日积月累，渐成大德。商汤王在生活用具上铭刻警戒，以时刻警醒诫惕自己，在德行的修养中一天天都取得新的成绩，就像洗去身上的尘垢一样，每天都荡涤之，使身躯保持洁净，从而让自己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就如曾子每日三省其身，改过自新。今日改掉一点过失，明日又改正一个错误，以内心的至诚砥砺自己，以修养成就自己美好的德行为最高境界，从而保持精神的纯粹与高洁，固守人格的完美与高贵。人可以在肉体上被打倒，但是精神是永远站立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展示的是一种革新进取的姿态，是自觉弃旧图新的道德升华。
洗礼精神，修炼品德，改造思想，铸造人格，不正应如此吗？
学行识见，在于日积月累的勤谨修持
甄琛，字思伯，北魏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人。孝文时，举秀才。官至车骑将军、侍中。谥“孝穆”。
甄琛年轻时聪慧机敏，不拘礼法。遍读经史群籍。考中秀才后入京候考，常以博弈为娱，每天下棋，通宵达旦，意志消沉。责令仆人执烛照明，偶尔仆人瞌睡困盹，即以棍杖体罚。天长日久，仆人苦不堪言，其中一个人实在受不了了，就与甄琛讲论道理：“少爷您辞别父母来到京城，是为了谋求功名，服待你读书我们执烛照明，实在不敢懈怠。然而你却日夜沉溺棋阵，为了下棋令我们夜间执烛，稍不合意便随意殴打，这是进京的本意吗？而且这样严厉的责罚似乎也不合情理吧？”甄琛听后非常感动，心中惭愧不已。于是不再下棋，转而借书攻读，日夜不辍。由于其天资过人，加之勤奋，学问日益丰富，识见超群。太和初年，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陈述时政，切要中肯，常被采纳，颇为皇帝赏识。
景明元年（500年），甄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依附赵修。赵修奢暴，侵公害私，后来赵修失势，甄琛因与其同党被劾免职，回归原籍。
甄琛曾经以父母老迈为由，请求解官服侍。及至显贵通达，便不再请归。至此终得回乡供养父老。几年后，母亲离世。
甄琛的母亲曹氏是钜鹿人，有孝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佳酿，必先奉敬公婆。
甄琛还乡后不久母亲过世，服孝未满，父亲亦亡故。
甄琛就在双亲坟周种植松柏，发誓终生守候，专心从事农圃，不再为官。
正光五年（524年）冬，甄琛弃世，谥号“文穆”。孝明帝亲临祭奠，抚其亲属，身穿孝服扶舆出殡。
甄琛性情幽默，治事干练，才华横溢，为官清白，操守廉洁，朝野上下无不赞颂。
“行成于己，名生于人。”不论做人还是为官，惟在于致力躬行。那种“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的夸夸其谈者，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更谈不上成就丰功伟业。
2.公民必须的觉悟
《康诰》曰：“作新民。”
《康诰》说：“激励人弃旧图新，做具有新的道德的人。”
朱子云：“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革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是历史的继承者，也是现实的承担者，更是未来的开创者。因此，不应停留在单纯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的阶段，而应当以自己创造性的进取精神，确立和发展新的思想，创造和发展新的文化，做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新人。
今天对于昨天来说，是新；现实对于历史来讲，同样是新。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振兴、民族的进步，其动力就在于不断的创新。抛弃历史的创新是空想，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那些刻意而为的标新立异的所谓创新，更是一种倒退。
生具奇异之貌，必有惊世之才
庞统，字士元，东汉末年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与诸葛亮齐名，号称“凤雏”。庞统相貌丑陋，却胸怀韬略，素有大志。年轻时，为人质朴鲁钝，不为时人所识。只有他的叔父名士庞德公对他十分看重，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当时，颍川人司马徽清高雅正，素有识人的名声。一次，他遇到二十岁的庞统，与之交谈，甚觉惊奇，称其为“荆南士人之冠”，十分推崇，认为他有安邦定国的才能。
庞统与诸葛亮、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等人为友，时人称“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只是因其相貌丑陋，又恃才傲物，不为当权者所重。《世说新语》中说：“顾劭曾经与庞士元通宵长谈。顾劭问：‘听人们说，你有知人之名，那么我与你相比如何？’庞士元说：‘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坐而论道，我不如你。但是辅佐君王，制定治国安邦的王霸策略，我比你似乎有所特长。’顾劭认为他的评论是恰当的。”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荆州，任命庞统为耒阳令。在县不治事。后经鲁肃、诸葛亮推荐，任为治中从事、军师中郎将。提出了西取汉中的方略，并全力付诸实施。跟随刘备征蜀，进兵成都。计擒蜀将杨怀、高沛。建安十九年，在围攻雒城的战斗中，中流矢而死。追赠“关内侯”。是三国鼎立阶段的著名谋士、将领。
庞统喜欢讲论道义德行。据《世说新语》记载：“庞士元去到东吴，吴人引以为友。见陆绩、顾劭、全琮，对他们评价说：‘陆子就像一匹老马，有捷足远行的才用；顾子则如一头老牛，可以负重致远。’有人就问：‘按照你的这个评断，是不是陆子胜于顾子？’庞统说：‘老马虽然长于迅捷速行，但只能致一人远行。老牛虽然一日行走百里，但是其所致达的不止一人啊。’吴人以为评价精当。”他在修养方面总是给予人们过高的评价。当时的人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当今天下群雄并起，战乱频繁，伦理道德观念日趋衰微，好人善行得不到褒扬，坏人罪恶不能清算。我是为了倡导好的风俗，振兴合乎道义的事业，从而使有志向善之人受到勉励。若要这样，就不能不这样做。语言不动听就不会感动别人，也就不会引起别人的羡慕。现在，如果能有一半人崇尚伦理、教化，也是值得欣慰的了。”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诸葛亮称赞庞统：“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
3.改变命运的方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语见《诗经?大雅?文王》。周：周朝。旧邦：旧国。其命：指周朝所禀受的天命。
《诗经》说：“周朝虽然是由祖先传承的旧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
朱子云：“《诗?大雅?文王》之篇。是说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面对客观现实，我们是无奈的，是渺小的。我们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无从摆脱，也无力改变命运的约束。但是，回顾我们的心灵，我们却是自由的，我们可以修养自己，让心灵充满快乐，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努力。
人们大凡惯于沉浸在旧有的秩序之中，安于眼前的安逸，不思进取，既局限了自身的发展，也于事业无益。回顾历史的发展，人类的每一次创新，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方面，都必然引起相应的社会变革。它推动社会前进，也使人类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走向自由的天地。
社会唯在创新，只能创新。只有创新与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进而改变人类的命运，同时改变创新者自身的命运。
出身牧野，担当大任
王尊，字子赣，西汉涿郡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东旧城）人。官至东平相、京兆尹、徐州刺史等。
王尊年少丧父，由几个叔父抚养，叔父让他在草泽中放羊。王尊一边放牧一边悄悄学习，求取学问，竟然无师自通，能读史书。后来拜当地的文学官员为师，继续学习《尚书》《论语》，大略通晓了它们的大义要旨。
王尊曾被举荐为直言，升任虢县县令，调任槐里，兼任美阳县令政事。后来因政绩考核为优等被提拔为安定太守。到任后，王尊立即整顿吏治，发布教令，通告所属各县所有官吏忠于职守，以身作则，威势震动郡内。因此，盗贼不敢在境内作案，纷纷逃往邻境，当地横行霸道的豪强劣绅亦大多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表示顺服。但是王尊也因此被诉告免去了官职。
后来朝廷再度起用王尊，经涿州太守徐明荐举，出任益州刺史。据说，先前任命琅邪人王阳为益州刺史，王阳巡行州内区域来到邛崃的九折坂，看到如此艰险的条件时，感叹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怎么能冒这样的险？”于是返车而归，以病辞。等到王尊做刺史，来到这里时，问随行的官吏：“这不正是当年王阳所畏惧的路途吗？”随从的官吏说：“正是这里。”王尊挥鞭驱驰，说：“王阳是孝子，王尊则为忠臣。”
王尊升任东郡太守时。黄河暴涨，淹没大堤，情况十分危急。附近居住的人们惊恐万状，争相奔逃。
王尊急往察看。远远听得河流咆哮如雷鸣，惊浪奔涌。及至近旁，但见一片汪洋，水势湍急，波浪如山。堤身为之震颤。平时金堤高出水面数丈，如今不过数尺。众人无不心惊胆颤。
东郡地近黄河，当年武帝时，车驾亲临，始行治理，筑堤固防，附近一带大堤，名为金堤，意为坚固如金。金堤关系着黄河流域的安全，若有毁坏，不但东郡将成为泽国，下游的吴楚诸郡都将遭灾。
为了安定民心，王尊亲自率领官吏百姓，抢险护堤。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用自己的身体填堵大堤，与金堤共存亡。
到了晚上，王尊不回官府，就在大堤上搭建帐篷露宿，指挥群众救险。无论汛情如何，始终不肯离开半步。水势愈涨愈高，离堤面不过三尺，沿堤土石被水冲击，渐渐剥落，众人各自奔走逃生，只有一位主簿守在王尊身旁，王尊依然凝立不动……
不久，洪水渐渐退去，官吏百姓陆续回来，王尊便指挥加固抢修堤身受损之处。过了一二日，河水终于减退，金堤得以保全。
有大臣将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派人核实后，颁下诏书，说：“东郡河水暴涨，淹没大堤，百姓恐慌，争相奔逃。太守王尊身当洪流，不避危殆，面临生命危险而不退后，终于稳定了局势，众人同心加固堤防，致使河水不能为害。特此对王尊进行嘉奖。王尊升为中二千石，再赠黄金二十斤。”
4.接受新思想的陶冶和洗礼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品德高尚的人在修养自新方面无时无处不追求完美。
朱子云：“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
缺点，决定我们人生成败的命运
人生的机会是由自己的长处创造的。修养自新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修养无小事，在乎点滴之间的积累。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自己的心灵到底需要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令我们不安，更无法说清我们因为什么而浮躁。我们总是心存旁鹜，不能彻底地平静下来。总是想奋然前行，却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就像迷途的羔羊。谁是引领我们走出迷惘的向导？
在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一种诱惑，总令我们的心神往。
岁月如叶，跌落满地，当蓦然回首时，只剩寥寥落落的几片，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对于未来，我们向往之，却又心怀忐忑。但是我们毕竟活生生地站立于当下，这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所以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一刻也不能放弃，对于自己的修养一刻也不能松懈。
以义理为本，以躬行为务
耶律有尚，字伯强，辽东丹王十世孙。元代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天资聪颖，器识超绝，受业于许衡，精通性理之学。曾任国子祭酒，迁昭文馆大学士。卒年八十六岁，谥“文正”。
至元八年（1271年），许衡升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专门负责教育王公大臣子弟。他奏请皇上，把自己的十二名学生任命为斋长，作为伴读。耶律有尚就是其中之一。许衡因年老回归乡里后，朝廷任命耶律有尚和他的同学为助教，全面接管学校的事务。担任助教一段时间之后，耶律有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没有上任。随后被任命为秘书监丞，出知蓟州。在蓟州任上时，为政宽简，深得民心。裕宗在东宫，召为詹事院长史。自从耶律有尚离开学校后，学校的事务因无人接管，渐渐废弛，处于停学状态。朝廷因此以为除了耶律有尚，没人能继承许衡的事业。于是，提拔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当时学馆未建，没有教学设施，老师、学生全部是租借民房居住。耶律有尚上任后，多次进言呼吁，朝廷才兴建学舍，设立国子监，并设立监官，扩大学生人数。学校逐渐有了规模，教学走向正规。耶律有尚因此升任国子祭酒。儒风从此大振。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因为双亲年老，耶律有尚辞职归奉双亲。
大德元年。又征召赴任，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级别相当于中奉大夫）。耶律有尚主管国学，立教以义理为本，省察自己必诚恳真切，待人接物必以恭敬为先，其行为必端正诚笃。视填词作诗为雕虫小技，认为它会破坏圣人之道，因此完全摒弃。学生因此争相学习正道，崇拜孔孟学说，以经术为尊，以实践为急务，全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耶律有尚基本沿用着许衡设立的教育体系。作为天下读书人的表率，数十年间，人们一直像尊重许衡那样尊重耶律有尚。
止于至善
德化天下，美好道德的极致
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达到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从而达到人生美好的极致。
1.民为邦本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引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都城及其周围的地区。止：居住。
《诗经》说：“无论是京城周围还是国家境内，一切为政举措都必须根据百姓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推行或停止。”
朱子云：“事物各有所当止之处。”
民心是决定性的因素
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根据。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政权都不可能长久存在。国家巩固的基础在于民心，只有依靠人民，得到百姓拥护，国家才可能强盛。强权与暴行是得不到拥戴的。只有仁德才是民心所向往的。
有一则故事这样说：齐国人攻打并占领了燕国，但是，对于原来的统治制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在生活上也没有给燕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政局动荡不安。这时，其他的诸侯国虎视眈眈，以救助燕国的名义，谋划着进攻齐国。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说：“各诸侯国都在谋划着要来攻打，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国土就统一了天下，却没有听说过拥有方圆千里的国土而害怕别国侵略的。《尚书》说：‘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当他向东方进军时，西边国家的百姓便感到失望、愁怨；当他向南方征讨时，北边国家的百姓就感到忧虑不堪。他们在心里祈告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呢？’老百姓盼望他来解救，就像久旱盼霖雨一样。这是因为汤的征伐并不惊扰百姓，只是诛讨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抚慰受害的民众，一如上天降下的及时雨一样。《尚书》中曾形象地说：‘等待拯救我们的王，他来了，我们也就复活了！’如今，燕国的国君虐待老百姓，大王您前去征伐，燕国的老百姓以为您是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献上饭食和酒浆欢迎您的军队。可是您却杀死他们的父兄，抓走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宝器，这哪里是在救助他们。这种强盗的暴行怎么能够使他们容忍呢？况且，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的土地又扩大了一倍，而且还不施行仁政，这就必然激起天下愤怒。大王您赶快发出命令，停止一切不得民心的举措，选立一位燕国人民拥戴的国君，然后立即将军队从燕国撤回齐国。这样或许还可以制止事态的恶化，避免更加严重的战乱发生。”孟子的见解，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民好仁而国安和，民好义而国无乱臣，民知耻而国有礼仪，民知是非而国无忧患。因此，无论国家强弱，城市大小，兴衰存亡，一切取决于民心所向。一切的政略举措，都应当根据人民的心愿来推行或是停止。
为民兴利，务在富之
召信臣，字翁卿，西汉九江郡寿昌（今浙江省建德县西南寿昌镇）人。水利专家。初以明经甲科任职郎中，后迁南阳太守。为民兴利，教化大行。深受百姓爱戴，被尊为“召父”。迁河南太守，治行第一。终官少府，位列九卿。为官一生，“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汉书》将其列为西汉“治民”名臣之一。
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着力开发治理唐白河流域，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劝说百姓重视农业，安心耕作，召信臣经常深入乡村，出入田间，晚上住在农户家。他亲自勘察水源，组织民众开沟渠，修筑堤坝，建造水闸，建成水利工程数十处，灌溉面积年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万公顷，南阳因此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所修筑的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是六门堨、钳卢陂、马仁陂等，其中有的一直沿袭使用了两千多年。召信臣在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也注重管理，制定了严谨的灌溉管理制度，“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百姓得到了很大的益处，家家有余粮，年年有结余。外出的百姓也纷纷返回家乡，户口成倍地增加。偷盗及纷争的现象一天天减少，秩序井然安定。同时，又倡导节俭办事，淳化民风，安居乐业。南阳的百姓称其为“召父”。
东汉建武七年（31年），南阳太守杜诗在召信臣所建工程的基础上扩建修治，广开农田，大兴灌溉，效益显著。当时的百姓称赞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汉末，大部分水利设施被毁坏废弃。晋太康三年（282年），镇南将军杜预重新修复南阳水利。后来随着社会变革，南阳一带的水利设施虽时有兴废，但一直因水利而闻名，历史上几任官员的付出，成为了真正功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2.举止所宜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引自《诗经?小雅?绵蛮》。缗蛮：即绵蛮，鸟叫声。止：栖息。隅：角落。
《诗经》又说：“‘绵蛮’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丘的一角。”孔子说：“对于栖息的地方来说，连黄鸟都知道它该在什么地方，难道人还不如一只鸟吗？”
朱子云：“人当自知所当止之处。”
驮在黄鸟背上的箴言
各得其所，意谓个体（包含人和物）在整体中应正确、安分地处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不要抱有非分的向往。个体的行为更应当依据集体的行为规范，行所当行，止所宜止。宋代理学家程颢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治理天下没有别的，只要使万事万物各安其所就可以了。
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哪些是适宜的？哪些是需要立即停止的？如何确定？怎样才能做到适度，达到尽善和完美？这是困惑我们一生的难题。小小黄鸟，可以自由地飞翔或栖止，可以选择自己停留的树枝和飞行的方向，然而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却总是不能恰当地做出决断。作为个人修养来说，顺义则行，悖德则止，这理应是我们能够自行决定的。因此说，人岂能不如一只小鸟？
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盲目自大的人类，总是不能有效地做到“知止”。总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物，结果表面上“征服”了自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也都要各自遵循既定的秩序，既不能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也不应互相推诿，逃避责任。应当各司其职，和谐共事，做好自己该做的，在不该占有的事物上停下自己伸出的手。
在人生最美的时刻留下我们的背影
疏广，字仲翁，西汉时人，祖籍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少年好学，治学严谨，精通《论语》《春秋》大义。太始元年（前96年），初征博士、太中大夫，后为太子太傅。在职五年辞归。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兄弟的长子。少年时跟随父亲和叔父学习儒家经典。才思敏捷，言辞逻理缜密，精于《礼》的奥微。为人恭谨，贤良方正，因此被授太子家令。策对应答，言行举止，中规中矩，合乎礼法，又被擢为太子少傅。
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对太子的成长与教育，举国瞩目。太子的外祖父许伯被特赐为平恩侯，许伯以太子年幼为由，请求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皇上以此询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继承者，他的老师朋友必须是天下才俊，不应该只亲近外戚亲族。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也已具备，那么又让许舜监护太子，这样做未免会局限太子的视野，不能广布太子的美德于天下。”皇上认为他说的有理，就把这个意见和丞相魏相讲了。魏相免冠致礼，谢罪说：“这样的高见，为我等所不能达到的。”疏广从此更为皇上器重，多次得到皇上的赏赐。太子每次上朝进见，都由师傅引导，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同为太子师傅，朝廷上下都觉得这是一种荣耀。
任职五年，太子十二岁，就已精通《论语》《孝经》，学有所成，见识日进。疏广就对疏受说：“古人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者不受辱，知足而止者不会遭受危险。）老子也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就，然后退隐，这是天理啊。）现在，我们叔侄做官至二千石，应该算是功成名就了。天下还有那么多高明的才俊，是该给他们让出位置的时候了。如果现在还不辞去，恐怕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机会了。我们叔侄相随出关，回归故里，终老一生，这不正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吗？”疏受致礼说：“我听从大人您的意见。”
于是，叔侄二人同时以年老多病为由上表辞职，请求回家颐养天年。宣帝批阅他们的表章时，深受感动。为嘉奖他们叔侄在年高体衰的状况下，长期为教育太子殚思竭虑，辛劳奔波，特别加赐黄金二十斤，诏准两人的请求。太子也赠赐黄金五十斤，致谢师恩。
告辞归去的那天，朝中公卿大夫、挚友故旧都来到东都门外设筵饯别。前来送行的车达到数百辆。路上围观的人感叹道：“贤良啊，两位大夫！”
疏广、疏受回家后，皆以寿终。在历史上称为“宁邑二疏”，其故里分别被命名为“东疏”和“西疏”，以纪念这两位宁邑先贤。
300年后，陶潜路过宁邑，赋五言《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睚汉庭中，二疏复此举。”
3.找到自己的位置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引自《诗经?大雅?文玉》。穆穆：仪表美好端庄的样子。缉：继续。熙：光明。
《诗经》说：“品德高尚的文王啊，不断地发扬他的光明美德，始终庄重谨慎。”作为国君，就应当做到仁爱；作为臣属，行为就要恭敬；作为子女，就应当孝敬；作为父亲，就应当慈爱；与他人交往，就应当遵守信用。
朱子说：“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做最好的自己
自己是谁？负什么责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事情该做？哪些利益不该得到？这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能够“知其所止”，即知道自己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谈“止于至善”。作为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生存的。对于为政者来说，是否有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修养素质，更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兴衰。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而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只是自己，我们承担着诸多的角色。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回避。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作为职员就应当恪尽职守，尽责敬业。因为工作满足了我们对生活的需求，假如没有工作，我们的生活就可能陷入困境。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升任主管，因此我们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在处事中体恤他人，不苛求。而作为下属时，应当谨慎恭敬，对于自己承担的事务，努力做好，不出纰漏；对待上司，尊敬诚笃。辛苦一天回到家后，作为已经年近古稀的父母的儿子，我们应当尽孝，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爱护父母，使其能够颐养天年，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衰老的一天。面对儿女，我们作为父亲，有抚养的义务和教养的责任，必须以深沉的爱负担起这份责任。因为儿女是承续我们未竟事业的希望。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则应当信守承诺，遵守信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实，也组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格和人品，我们只能尽力做好，义不容辞。
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所止何处？作为一个个体，一生中需要面对的太多。“知其所止”，就是在不同的身份、角色的转换中，知道自己应该“止”于何处，找准自己的位置——“知其所止”，是非常重要的。
孝义传家远
郑文嗣，字绍卿。元朝婺州浦江（今浙江省浦江县）人。治家有方，十世同堂，计历二百四十多年，和睦相处，平时家庭成员连一文钱、一尺布都不私占。元朝至大年间朝廷赐匾给予表彰。
郑文嗣去世以后，他的叔伯弟弟郑大和主持家事，治理更加严格，同时对家庭成员也更加关怀，每个人都心悦诚服。郑氏治家严格得如同官府，如果子弟中谁犯有过失，不分年纪老幼，即使是头发斑白，也仍然依家规惩戒，绝不轻易放过。
郑大和治家还十分注重礼仪的教化作用。每到年节，就对子弟进行考评。大和端坐在堂屋正中，家中的众子弟按照辈分，都穿着新衣服、戴着新帽子，排着整齐的队列分站在左侧的屋檐下，依次进见，行拜、跪之礼，举酒杯祝寿。然后，拱手从右边退出。整个仪式庄重严谨，没有人喧哗谈论、扰乱队形，完整地保留着先人遗传下来的古朴家风。看到的人无不感叹羡慕。
大和为人正直且遵守法度，不信仰佛教、道教。家中每逢冠礼、婚礼以及丧葬大事都按朱熹规定的礼仪进行。遇葬礼，全家哀痛，三年不吃肉、不喝酒。郑家子弟都深受教育感化，行为孝道谨严。即使是曾经做过官的家族成员，也不敢对家法有丝毫违犯。家中妇女只做妇女应该做的事，从来不许干预家政。亲族乡邻都因为受到过郑家恩惠而感念。有《家范》三卷流传于世。
朝廷得知此事后，免除了他们家所有的租税和徭役，并派来使者书写了“东浙第一家”的匾额，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
据说，他们家曾喂养过两匹马，其中一匹马外出，另一匹在家则不吃草。人们认为这是被他们的家风感化的结果。
传承至明代，郑家世代同堂已近三百年。家族中人人孝顺长辈、为官清正。自七世祖郑绮（《宋史?孝义传》载有其事），传至郑文嗣、郑文融，又皆载入《元史?孝友传》。到了明代，郑濂享有盛名，仍以孝义载入《明史?孝义传》。
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问郑濂：“你们全族几代不分家，和睦相处，有什么方法吗？”
郑濂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不听老婆的话而已。”皇帝听了大笑。当时正赶上河南进贡香梨，皇帝就赐给郑濂两颗，并命人跟随郑濂回到家乡。
郑濂召集全部家人，向上叩首谢恩。然后准备了两大缸水，把两颗梨打碎放入水中，所有族人都得以饮用。朱元璋听到回报后，十分高兴。后来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和朱元璋说，郑家与权臣暗通，朱元璋说：“郑家没有这种人，必定是诬告。”下旨令郑门子弟，凡三十岁以上都来京任官。并在郑家建立一座大门，御赐“奉天门”，亲书“孝义家”三字赐之。后又题字“江南第一家”。
4.诗意人生和人生的诗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 这几句诗引自《诗经?卫风?淇澳》。淇：指淇水，在今河南北部。澳：水边，水流弯曲的地方。斐：斐然有文采的样子。瑟兮僩兮：庄重威严而胸襟开阔的样子。赫兮喧兮：显耀盛大，光明焕发的样子。喧：《诗经》原文作“谖”，遗忘。
《诗经》说：“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鲜美的绿竹郁郁葱葱。有位文质彬彬的君子，敬德修业，精益求精。研究学问如同加工骨器，不断切磋打磨；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他举止庄重威严，仪表堂堂。这样一位修养有素的君子，真是令人难忘啊！”这里所说的“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是指自我修炼的坚持精神；“庄重而开朗”，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光明喧赫，是指他举止威严；“这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可真是令人难忘啊！”是指由于他的品德高尚，人格修养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所以使人难以忘怀。
朱子云：“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钖，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又说：“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本于人性的静美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扩大，对修养也有了一些新的、更广泛全面的认识。在读古人书籍，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你会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思想深邃、学识渊博的人是多么有修养；在阅读人物传记的时候，又会感到那些宠辱不惊、淡泊宁静的人是多么有修养；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又会感到那些平易近人、尊重别人的人是多么有修养。那样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是智慧的心曲；有时则是照亮思想的明灯，慰藉灵魂的诗韵。
人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在这种不断的否定之中，就会逐渐懂得修养的内涵，修养，其实就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一种“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胆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一种“只留清白在人间”的决心……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普济众生”……这些流传千古的名辞佳句，不仅彰显着文字的魅力，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性魅力的传承。修养是一杯香茗，需要细细的品尝，那份高贵典雅、清新透明的品质，在润物无声中浸润着心扉，在袅袅的氤氲中尽显光辉和美丽。修养是一束温煦和暖的阳光，令人心胸开朗，激情洋溢。修养是一缕和煦的春风，让人陶醉，让人飘逸，渴望歌唱。
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美好的，一切皆因良好的修养。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没有金钱，可以没有地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修养。
以教化改变人的命运，也使家国兴隆
李訢，字玄盛，北魏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南）人。聪明机智，太武帝十分信任倚重。初为助教博士。文成帝即位升仪曹尚书，不久出任相州刺史，兴化重教，颇有政绩。
公元439年，北魏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统治者在重视中央官学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恢复发展地方普及性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步骤。
《魏书?李訢传》记载，当时任相州刺史的李訢上书献文帝，请求在当地设立学校。李訢说：“我听说治理一个国家使其兴隆，除了发展文化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要想使一个国家兴盛、达到教化，没有优秀的人才是不行的。所以，从前英明的君王都在京师建立大学，在州、县建立学馆。教授子弟学习文化以及各种专业技艺，然后挑选其中才德优秀的担任各级重要职务。当今皇上英明，国家发展走向正途，百姓渴望接受良好的教化。然而在我所任职的这个地方，竟然还没有学校。我虽然愚钝，却愿意全力办好这件事。使当地的青年后生能够受到教育，懂得经史典籍，明达道德礼仪，使孩子知道圣人所要求的做人的基本道理。我曾蒙受皇上信任，注意培养学有所成的人。其中德业优秀的，已经得到朝廷的擢用。如今我又受到重用，出任相州刺史，执掌地方，因此很想让皇上的德泽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宣扬。可是，自从到相州任职以来，经过调查访问，发现原有的文人已经年老，年轻一代却没有能够进用的。每年地方官按照规定推荐的人，经考查问对之后，很少有合格的，不堪擢用。我准备按照以前的惯例，在州郡的首府所在地设立学校，让那些有志于读书的士人以及官员子弟得到学习的机会。我想其中必然有优秀杰出的，待学有所成，推荐给朝廷，那么，这里的文化事业自会得以承继不至于衰落。”李訢的奏疏阐明了设置地方学校的意义，入情入理。献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于天安元年（466年）诏谕汉族大臣高允参议郡国学制，制定出中国古代第一个郡国学制模式。如此，不仅加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联系，而且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加快了北魏社会的文明进程。
5.历史，永远写在人民的心里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於戏！前王不忘] 引自《诗经?周颂?烈文》。前王：指周文王、周武王。
《诗经》说：“啊，前代的君王永难忘记！”这是因为有德的贵族们能以前代君王为榜样，尊重有贤德的人，亲近亲族；一般的平民百姓蒙受恩泽，安享欢乐，获得利益。所以，前代的君王虽然已经离世，但是人们还是永世不会忘记他们。
朱子云：“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立身修德，永垂青史
那些能够永远留在我们心里的，除了德行，还能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社会中人，总想在有生之年做些事情，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无论是谁，无论在人生历程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历史自有公论。以为政者为例，只有顺应历史，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的态度，替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才会在人民的心里被永远铭记。
宁可丢掉官职，也当为民承担
程大昌，字泰之，宋代徽州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西）人。天赋聪颖，十岁能文。绍兴年间进士及第。孝宗时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等。后出知泉、汀诸州。一生勤奋好学，古今事靡不考究，是宋代著名学者。创办“西山书院”。研究领域广泛，著述颇多，在经学、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突出建树。著有《禹贡论》《诗论》《易原》《易老通言》等。庆元元年卒，谥“文简”。
孝宗即位，锐意事功，诏百官言事。大昌奏议，切中要略，因此被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每备顾问。帝问大昌：“朕治道不进，奈何？”大昌回答说：“陛下勤俭超过古代帝王，自从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说：“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不如练兵，练兵不如选将。”帝称善。
程大昌任浙东提点刑狱。恰逢这一年大丰收，百姓收入有所增加。有的官吏倚仗权势，主张加倍增收酒税。程大昌坚决反对，拒不执行。他：“酒税已经很重了。若再借故增加，恐怕百姓难以承受。我宁肯因为这件事承担责任，甚至被罢掉官职，也绝不增加酒税。”因此被贬为江西转运副使。程大昌说：“可以兴利去害，推行我的政举，实现我的志向了。”任内修复清江县破坑、桐塘二堰，造福人民。
当官本来是为百姓办事的。为民办事，当以民生为本，体恤民疾。那些有责任感的当政者，历史总会铭记他们的功勋，人民总会感念他们的德泽。
本末
事有因果，理有本末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积弱积贫的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借助科学、物质文明以及坚船利炮蛮横地撞开。人们在震惊之余，痛定思痛后，把落后的罪责归结为文化，认为是传统道德文化禁锢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为了自强，于是确定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路线，学习西方成为时代的呼声。于是，西洋文明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加紧渗透，猛烈地冲击着中华传统文化，直至今日，崇尚西洋成为时尚，乃至走向了极端。一味地强调学习西方，其实反而会丢弃祖先创造的瑰丽的文化精髓。正像毛泽东当年批评某些国人的洋奴行为时所说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正如邯郸学步，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不仅没有学到西方先进的核心技术和有用的东西，反而引进了太多的糟粕，把自己好的东西丢掉了。而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妄自菲薄，本末倒置，甚至一些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学人，顶着高贵的学者头衔，却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做出数典忘祖的勾当，岂能不令人深思？
抓住事物的根本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听讼，吾犹人也] 引自《论语?颜渊》。听讼：听诉讼，即审理案件。犹人：就像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
孔子说：“听诉讼，审理案件，如同我就是那个申诉的人啊。目的在于使诉讼的事不再发生。”使隐瞒真相的人不敢花言巧语。处事使民心敬畏，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
朱子云：“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大畏民志
何谓“大畏民志”？“畏”者，敬畏，顺服；“民志”即民心。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亲民、爱民、造福于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团结和睦。
“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
法律，天下公器
张释之，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属河南省）人。文帝时为郎，累迁公车令、中郎将，后任廷尉。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法学家，以公正、严格执法名扬天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而廷尉为“天下之平”，不能任意高下。吏民称赞道：“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景帝立，出为淮南相。
张释之生于富豪之家，经中郎将袁盎推荐，得到汉文帝赏识，不久被提拔为公车令，掌殿司马门。
一次，太子和梁王坐车入朝。根据礼仪规定，王公大臣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时都必须下车，但是太子和梁王却乘车驰驱而过，没有下来。张释之立即阻拦，不让他们进宫，并弹劾“不下公门，有不敬之罪”。汉文帝碍于亲情，没有理睬。但是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对文帝骄纵儿子的行为很生气。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对，于是向母亲道歉：“是我教子不严。”薄太后遂派使臣带着她的诏书到宫门前赦免太子、梁王的罪过，太子、梁王这才被放行，进入宫中。文帝由此觉得张释之与众不同，认为他有胆识，又能坚持原则，对他十分器重。不久，任命其为中大夫，很快又拜为中郎将。
张释之升任中郎将后，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慎夫人也随行。汉文帝指着通往新丰的道路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然后，让慎夫人弹瑟，自己合着瑟的曲调歌唱，歌词凄惨悲伤。汉文帝回过头来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填塞缝隙，再用漆胶涂在上面，哪里还能打得开呢？”近侍附合着说：“对的。”张释之走上前说道：“假若里面放着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还会有缝隙；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哪里用得着忧虑呢？”文帝称赞他说得好。
由于张释之处事公正，文帝任命他为廷尉，掌管天下司法。
一次，文帝外出。经过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惊到了拉车的马。卫队将这个人捕获，文帝下令交给廷尉审讯。张释之询问时，这个人说：“我是一个乡下人，从这里经过，听说皇上车驾到来，立即到桥下躲避。过了很长时间，以为皇上已经过去，可是出来时，看到车驾正路过，就赶紧躲避，不料惊吓到了皇上的舆马。”于是，张释之做出判决：皇上经过，这个人没有回避，冲撞车驾，处以罚金。之后就放他回家了。文帝听了处理结果后恼怒地说：“这个人惊驾，应予重治。”张释之说：“法律，不属于皇上私有，而是皇上您与天下百姓共有的东西。依照法律就应该这样量刑，如果处理得过重，那么天下人就不会再相信朝廷的法律。如果您当时将此人处死，也就算了。现在皇上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那么廷尉这里就是天下最公平的地方，它对天下人使用一个法律标准。如果轻重可以随意，那么百姓将根据什么行事呢？岂不是手足无措？恳请皇上考虑。”过了很久，文帝说：“廷尉是对的。应该这样处理。”
国家法律是皇帝和百姓都应该共同遵守的。法律是天下的公器。不可以任由当权者根据个人好恶，擅自玩弄。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往往君主说的话就是法律，王者金口玉言，因此像张释之这般能够执法公平、刚正不阿的，实属难能可贵。
格物致知之义
荡涤去思想的杂质
朱子说：“乃明善之要。”
“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基础。格即“格除”，格除自己思想的杂质，格除自己行为的卑琐，不被物欲所诱惑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不受恶行的玷污而污染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的行为高尚，使自己的心灵美好，使自己的修养提高。
1.以民为本
此谓知本。
这就叫做认识事物的根本。
天地之间
人为天地之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于民，关注民生，注重民心，体恤民情，主张为民请命。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不论是政治家，还是人文智者，或是古圣先哲，在对于民众的关怀上，都体现出了精深的辩证色彩、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君权”与“民本”间摇摆，从而推动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进。以最典型的秦王朝为例子。秦统一六国，可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但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秦王朝却践踏“公天下”的道德传承，只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利而不顾百姓的意愿。一味地奉行严刑峻法，剥夺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只经过短短的十五年便改朝换代了。由此，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告诫当政者要善待民众，爱护百姓。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民心之向背是最关键的因素。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朝代更替的轨迹，体现的则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业为目的，人民只是他们实现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者是供君王驱使的“牛羊”，虽然他们也曾掀起了历史的波澜，但是其功业都是短命的，很快便又被民众争自由的浪潮所淹没。
相对于斗转星移朗朗乾坤，人类是渺小的，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这是一个真理。
尽职所任，为民谋利
薛胄，字绍玄。隋代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北周大将军薛端之子。薛氏从东晋时就是豪门世族，历代显赫。薛胄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家庭里，天资聪颖，少年好学，对于那些长年放在别人书房、无人翻阅的深奥的古籍，他常去借阅。每览奇书，对于其中所载的奇人异事，都细究揣摩，直到了然于胸，晓解其义。少年时代的的刻苦攻读，为他日后实现救世济民的人生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明帝时，薛胄世袭爵位，赐“元城郡公”，累迁司金大夫，加开府。后周政权解体，隋朝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分裂战乱的局面。隋文帝开皇年间，薛胄任兖州刺史。在兖州任上，惠政德民，遂升任大理寺卿。到任后，他发现监狱里人满为患，积案数年，无人过问，数百人多年监禁，仍未定案判决。于是他逐案审查，大部分都是贫苦无助的百姓，因为诸如欠税逃租之类的原因被羁押。薛胄只用了十余天就处理完了这些案件，犯人也都释放归田。隋文帝说：“赵绰断案多以法，薛胄断案多以情。”平暴除乱，执法宽平，昭雪冤案，深得民心。薛胄因此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秉性太过刚直，政见屡屡与当朝意愿不合，被贬出京。终因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病卒于途中。
薛胄任兖州刺史期间，治理泗河水患颇有成效。
兖州地势平缓，城东有两条河，一条叫沂河，一条叫泗水。汇合后转向南流，形成大泽，泛滥成灾，吞没田舍，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从北魏元匡修筑泗津桥堰到薛胄时，已经有八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蚀，当年兴建的桥堰已毁损无余。又由于战乱，东魏娄昭攻取瑕丘城时，决泗河水灌城，致使堤防破坏严重。数十年里，水利工程无人修治，泗水河成了瑕丘城的一大祸患。每到雨季，沿河流域尽成泽国，居民苦不堪言。
薛胄到任后，实地勘察了解，组织当地民众筑堤修渠。他充分利用地形，当河垒石为堰，引水西流。工程完成后，被水淹没的田地又恢复成了良田。之后，薛胄又开通淮河至渤海的路，开发航运，进一步发展水利，使兖州的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淮海一带的人民由此受益，日渐富庶。百姓感念他的德政，至今仍把淮河至渤海间开通的航路称为“薛公丰兖渠”。
薛胄治理泗水河的高明之处在于，因地制宜，确定合乎实际的分流方案，如此，不仅杜绝了水患，而且变害为利。他在选址时，颇具科学的眼光，选择泗沂交汇处的北部建筑石坝，提升水位；在堤坝西边开设闸口，引水沿着新掘的数十里河渠向西流注，河渠再分流出无数支渠，所有渠流，尽数用来浇灌农田。渠道两旁又遍植桃、柳树木，每到春天，桃红绿柳，呈现出一派美好的“江南风光”。
薛胄组织建设的金口坝这一利民工程，在治理泗水的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保证了兖州农业的丰收，在此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元代时，为发展漕运，政府开掘了会通河，多次对丰兖渠加深疏浚，通过丰兖渠引泗水补给漕运。数百年间，既通航运，又有灌溉和排涝的功能。
薛胄在兖州的政绩，在地方史志中都有记载。
同样是在为民谋利的旗帜下施行的“利民工程”，真正能够为人民带来千秋利益的事业，人民自会感恩戴德。只要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在心中永不会忘。
2.智慧的境界
此谓知之至也。
这就叫做达到了认识的极致，即进入“知”的最高境界。
人贵自知
常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自己对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的一个客观定位，为什么贵？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多数人很难把握自己，也很难客观地评判自己，所以才会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一说。人在职场，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会做什么，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是最可贵的。只有对自己定位准确，才能使自己适得其所，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然而，为数不少的职场人在树立理想、目标的时候十分在行，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却不会及时修正，而是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条道上走到黑。表现在求职上就是，只考虑大单位，白领职位，待遇不能少于多少多少，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改初衷，并不考虑自己有多少本事，值不值拿这么多年薪，能不能胜任这些高级职位。这种行为是导致“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确的做法是，当你所追求的理想高不可攀，当你为了达到目标而同时失去了很多、得不偿失，当你实现理想后并不能给就职的单位和自己带来益处……这个时候，你就应当考虑放弃。虽然放弃是痛苦的，但比起失败的痛苦实在是小了很多。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只是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因为我们没有舞台。没有舞台，一个再好的演员也只能是默然无语。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我们仍然要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无愧于心。
不窃虚名，卓尔不群
魏舒，字阳元。西晋任城樊（山东兖州西南）人。
魏舒幼年丧父，成为孤儿，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建造新的宅院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宅院的位置后说：“从宅象气势看，当会出现显贵的外甥。”外祖母因为魏舒自小聪慧，心里认定这个说法会应验在他的身上。
魏舒说：“我当为外婆家成就这个良好的宅相。”
魏家的先祖是跟随晋文公重耳的诸贤士之一的魏犨。重耳即位后，任命魏犨为将军，魏氏以勇力闻世。此后，魏氏家族还出过一位贤人，叫魏绛，因功由大夫升为上卿，主持晋国军务。魏氏从此成为晋国的世族大户。
魏舒为人诚实质朴，看上去有些迟钝，不为乡亲所重视。魏舒并不介意。其言行举止，不刻意遵守常人所信奉的礼仪规范，也没有做出过为人所称赞的事情，与人交往，宽容大度，从来不显扬别人的不足。好骑射，经常穿着兽皮衣服，深入山泽，以渔猎为事。在认识的人中，只有太原王乂对他说：“你的才德堪当国家栋梁，终为台辅，只是至今仍未能令妻子免于饥寒，我当尽力资助你。”于是常常给予接济，魏舒坦然接受。
魏舒曾去拜见过一个部落的尊长，夜宿村野。适逢村妇分娩。听到外面有车马喧嚣的声音，并传来问询、对答声。
问：“是儿子？还是女儿？”
回答说：“是儿子。记录下来吧，他只有十五岁的寿命，将会受到铁器伤害而死。”
又问：“借宿的是谁？”
回答说：“是魏公，叫魏舒。”
十五年后，魏舒又去到这家访问，问到当年所生孩子的情况，这家主人说：“砍伐桑树时，被斧子所伤，已经死了。”
于是魏舒便明白了，自己必会封爵为公。
在四十岁上下时，郡府推荐他当孝廉，宗族中年长的老人觉得魏舒没有学问，就为他筹划说，不要应召，这样还可以得个辞让的美名。大家也都认为不应召是上策。
魏舒不愿意这样，他说：“去应召考试，如果是因为自己的才德修养不行，没被选拔上，那是我自己的责任。怎么能以不应召去博一个高士的虚名呢？”
从此，他奋发上进，努力学习，每百日诵读一部经典。功夫不负有心人，魏舒果然以对策升第。除渑池长，迁浚仪令，长为尚书郎。郡国政务，废兴大事，众人一时举棋不定，不能决断，魏舒徐徐代为筹划，见解多出人意料。文帝深为器重，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以能断大事，转相国参军，封剧阳子。武帝即位，累官司徒，为时人所宗仰。
3.学习与思考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该章是朱熹根据上下文势补充的一段文字。
[穷] 穷究，彻底研究。
[未穷] 未穷尽，未彻底。
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事物，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彻底研究事物的原理。人的心灵都具有认知能力，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和存在的规律，只是因为我们对事物的内在原理还没有彻底明白，所以在认识事物中显得很受局限。因此，《大学》自开始就注重教导人们在实践中体悟事物，注重修己安人，用已有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究，以求得真知。经过长期研究，直到有一天豁然贯通，于是，万事万物所蕴含的知识和规律就清晰地呈现在面前，自己内心的灵性和认知能力都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切知识将融汇贯通，再也没有蔽塞。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知识和智慧的极致。
必然问题的相对合理的解答
世界是杂乱无序的，然而万物的存在都有其意义，其运行也是有规律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困难的，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世界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我与我之外的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与外在的一切的关系。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但是世界又不能无视我的存在，也会因为我的作用而使之有些轻微的改变。我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实践，在于思考，并由此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现实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是事物存在的具体形式。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与现实妥协的产物，是一种相对的合理。永远也没有绝对的求解，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一切只能是一种探索，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将不断地获得新的解答。
用别人宴乐游玩的时间力学不倦
鲁丕，字叔陵，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一代名儒。性格稳重好学，孜孜不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宴请往来交游上，因此常常被他人非议，但是他持心坚定，依然故我，欣然自得，坚持不懈。通晓《五经》，尤其对《鲁诗》《尚书》颇有心得，并以此教授弟子。历任侍中、左中郎将。
建初元年（76年）举贤良方正，鲁丕以对策高第，除议郎，迁新野令。擢任青州刺史、赵王相等职。前往求学者达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影响很大。
就任赵王傅相期间，赵王曾听信巫医之言，受其蛊惑，移居学馆逃避疾病。鲁丕劝谏说：“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臣听《礼仪》中说，诸侯死于职任，大夫死在家里，人的生死各有天命，没听说有谁能逃避得了的。学校是传授五帝治化之道的所在，是修养先王礼乐教化的处所，您却想废除这个神圣的净地，用来私相结交游宴，那些巫医相师的邪说妄语是不可信的。）赵王因而对鲁丕感到敬畏。
鲁丕任赵相六年，迁东郡太守。重视修缮农田水利，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
《文心雕龙》评价鲁丕说：“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后汉书?安帝记》记鲁丕对策云：“吏多不良，在于贱德而贵功欲速，莫能修长久之道……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竞为小功，以求进取，生弊端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