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志的兴起与变迁
（一）民族志的发展历程
民族志，既可以被视为研究异文化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又可以指呈现田野调查成果的一种文本表现形式。民族志在众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得以被创造出来，其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迁，分别是业余民族志时期、科学民族志时期、阐释民族志时期以及实验民族志时期。在科学民族志意义下，民族志的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在文本中，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进行记录，以权威者的第三人称代替了第一人称，力求反映社会现实。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理解的意义，民族志过程就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民族志写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
（二）民族志与人类学的结合
民族志由一个时期跨入另一个时期，总是离不开人类学家的推波助澜，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影响使得民族志深深嵌入到人类学学科中，直至当今，提起民族志总会将其与人类学联想在一起。民族志在一开始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早期的人类学也并不需要民族志。实际上民族志存在的历史也要远远早于人类学历史，当人类学家开始反思民族志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并试图对民族志进行变革时，人类学与民族志便开始共同走向科学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推动民族志走向科学，同时民族志的科学化发展也将反过来促进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充实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二、民族志的语境与比较
民族志的专业化发展与西方民族志密不可分，中国虽然也有业余民族志的存在，但中国民族志走向专业化的过程深受西方学者影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族志也具有自身特色。将民族志置于中西方语境中进行考察并比较分析能够对民族志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西方民族志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人类学的冲击与“文化诗学”浪潮的洗礼下，科学民族志时期客观罗列数据、图表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带有文学性的文字取代，伴随着对科学民族志的质疑，阐释民族志应运而生。
业余民族志时期的民族志主要是由殖民地官员、探险家、航海家、传教士等人书写，由于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受进化论的影响较深，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将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都视为相同的，将人类社会差异性归结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同，因而人类学家更多地将研究内容的重点放在对人类文化史的构建上，强调文化的共性，并试图寻找文化进化的规律。
阐释民族志时期和实验民族志时期则体现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信任、理解，研究者融入的不仅是当地人的生活，更加贴近被研究者的心理世界，两者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阐释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开始将对真实性的关注聚焦在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上，民族志在发展中呈现出对内容多样化的包容性、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认同与尊重日益明显、二者之间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共同促进民族志文本的撰写。
（二）中国也有民族志
19世纪中期，人类学在西方就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才得以以一门学科的形式传入中国。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作为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民族志对我国政府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权力研究的角度出发，可见，中国民族志对于权力的涉及始于对村落的研究，通过对村落的个案研究，向读者展现中国村落中权力的存在形式，而在此过程又要注意区分特性与共性，疆土辽阔的中国土地注定存在各有差异的村落权力。中国民族志虽在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的影响下发展，其却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中西民族志的比较分析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志是在西方民族志与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并开始向走出去即所谓的海外民族志发展。至今，中国还未形成规范系统的民族志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西方民族志相比，中国民族志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与西方民族志研究异文化来达到对本文化的认识不同，中国民族志以研究本国文化为主，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本国文化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即研究中国而服务于中国。中国民族志是在西方民族志影响下而诞生，其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西方民族志存在重大区别，这需要从中国民族志的具体情况出发，力求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切实反映中国实际的民族志范式。
三、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多学科
运用与发展民族志与人类学联系密切是显而易见的事，作为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讨论人类学总是免不了对民族志的阐释。新政治人类学则将其从人类学学科中提炼出来，应用在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中。
（一）民族志与权力关系研究
在科学民族志时期，人类学家不再是丰衣足食、无所事事，通过游山玩水来编写民族志的“纯玩”派学者了，他们开始形成自我独立的思想，权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志中有了更多的体现。
人类学对政治的研究吸纳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分析正在逐步趋向系统和完善。权力研究离不开民族志，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权力研究的重要基础。
（二）民族志越出“人类学”禁锢
自从民族志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后，普遍认为，“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界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及成果呈现方式，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研究人类学不能离开对民族志的认识，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对民族志的重新考察，则挖掘出新的运用，即民族志不再是人类学专属的研究方法，越出“人类学”的禁锢，民族志也可以运用在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之中。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已然越出人类学单一学科的禁锢，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成为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着管理学人性化与政治学科学化。
结语
从业余民族志发展到实验民族志，民族志发展的历程呈现出鲜明的价值理性转向，民族志文本中的人文关怀日益凸显，文本不再是作者以科学原则为准打造出来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甚至是读者三者之间的沟通共同成就了一篇民族志，平等与包容的思想内含在其中。
民族志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成为诸多学科的共同体。因而，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民族志的应用范围将大大拓展，促进着人类学政治化、政治学科学化、管理学人性化以及政策学真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