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餐馆，来到桌子边坐下。那块被子弹打烂的橱窗玻璃已经换成了新的，玻璃陈列柜也补好了。一群加利西亚人[16]正坐在酒吧柜前喝着酒，他们中有几个人正在吃东西，一旁的桌子上，有人在玩一种叫多米诺骨牌的游戏。我花了一毛五分钱，点了黑豆汤和炖牛肉还有一份煮土豆。我又要了一瓶阿图埃[17]啤酒，一共花了两毛五分钱。我试图问那个服务员关于那场枪战的情形，可是他什么也不愿意说。看来他们都被吓得不轻。
我吃完饭，背靠在椅子上休息，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一片愁云惨雾，我感觉郁闷得不行。接着，我看见弗兰基从门外走了进来，他还带着一个黄种人。我心里念叨着，是黄种人啊！
“认识一下，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微笑着说。他办事确实很麻利，这么快就办好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很自信。
“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应该称得上是我见到过的最世故的人了。他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可是说起话来却是一口地道的英伦腔。他穿着一套白西服和丝衬衫，戴一条黑领带和一顶巴拿马草帽，那些起码值一百二十五美元。
“你要来杯咖啡吗？”他问我。
“来一杯吧，如果你也来的话。”
“多谢。”辛先生说，“咱们这里还有别人吗？”
“如果不算那些泡在这酒馆里的人，就没谁了。”我跟他说。
“那也没关系。”辛先生说，“你有一艘船？”
“是，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来自克尔马思造船公司。”
“哦，”辛先生说，“我原本想要一艘更大的船。”
“如果是空船，它就有两百六十五个货箱的容量。”
“那你是否愿意把它租给我？”
“你有什么条件？”
“你不用去了。我会自己配备的。”
“那不行。”我说，“我和我的船相依为命，船在人在，船丢人亡。”
“我明白。”辛先生说。“请你回避一下，可以吗？”他转头对弗兰基说。弗兰基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们他在努力认真听，并始终面带微笑。
“没关系，他耳背得很严重，”我说，“懂得英语也不怎么多。”
“我知道了。”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语吗？让他等一下再过来找我们。”
我只伸出大拇指冲弗兰基摇了几下，他就会意地站起，走向酒吧柜。
“你不会说西班牙语？”我说。
“会说，”辛先生说，“呃，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才会——才会这么想的？”
“我现在身无分文了。”
“明白了。”辛先生说，“那艘船欠下了什么债吗？它会被别人控告吗？”
“不会的。”
“这样啊！”辛先生说，“你的船能够装得下我多少可怜的同胞呢？”
“你要运送他们？”
“正有此意。”
“多远？”
“一天航程。”
“我不知道。”我说，“要是他们没什么行李的话，能运十一二个人。”
“他们什么行李都没有。”
“你打算把他们运到什么地方？”
“我会让你看着办。”辛先生说。
“那也就是说，由我决定他们在哪里上岸？”
“你只要把他们运往托尔图加斯[18]，那儿有一艘纵帆船会把他们接走。”
“注意，”我说，“托尔图加斯小群岛的螭龟礁上面有座灯塔，那里有无线电设备，为两国[19]工作。”
“你说得很对。”辛先生说，“让他们在那里上岸相当愚蠢。”
“那怎么办？”
“我刚才的意思是，你得把他们运往那个地方。这是按照他们的航程来的。”
“行。”我说。
“按照你的想法，你认为他们从哪儿上岸最好，你就运到哪儿。”
“真有艘纵帆船开到托尔图加斯那儿接他们吗？”
“当然没有。”辛先生说，“你真是蠢极了。”
“你打算付我多少钱？”
“五十块每人。”辛先生说。
“免谈。”
“那七十五怎么样？”
“你一个人赚多少钱？”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我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用你的话说就是门路，要沟通。事情很简单，就到那儿完结啦。”
“可不是。”我说，“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白白冒险干这件事呢？”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辛先生说，“要不，咱们就定一百块一个人，可以吗？”
“听着，”我说，“你要知道如果我被发现了，我得把监牢当作我多久的安身之所？”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是咱们没有理由去坐牢啊，我亲爱的船长。你只需要冒个小小的险——就在你运送那些货物的时候——剩下的一切就靠你的谨慎了。”
“要是他们返回来找你呢？怎么办？”
“那太简单了。我会跟他们说清楚，是你出卖了我。我还会将一部分钱退给他们，再想办法送他们出去。不用说他们也知道偷渡入境是很不容易的。”
“那会怎么处置我呢？”
“我想给领事馆写封信应该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
“我明白了。”
“船长，一千两百块，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只要你同意，我马上给你两百。等人一上你的船，我自然会给你一千块。”
“你不怕我拿了两百块就跑了吗？”
“当然啦，如果你真的跑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笑着说，“但是，我相信这种事你不会做的，船长。”
“那两百块你已经带来了吧？”
“那当然。”
“把钱放到盘子底下。”他照办了。
“好了，”我说，“我早上会去结关，天黑后我就把船开出来。呃，咱们去哪里装人？”
“在巴库拉那奥[20]可以吗？”
“好吧，你安排妥当了吗？”
“当然。”
“嘿，我商量一下装人上船的办法吧。”我说，“你在那里用两个手电筒亮两次，两道光要上下平行。我看到电筒光之后，就会把船开进来。你划一艘小船，用小船把人转运来。你必须亲自来，带上钱。你必须当时就付钱，否则一个人都上不了我的船。”
“不行。”他说，“你开始放人上船，我给你付一半，等全部人都上船再付另一半。”
“行。”我说，“很公平。”
“看来，这件事我们就谈妥了？”
“我想是的。”我说，“他们什么都不能带，包括行李、武器，还有枪、刀，就连剃须刀也不能带。这咱们得先说清楚，不能含糊。”
“船长，”辛先生说，“你对我是不信任吗？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俩的利益是一致的吗？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你能保证吗？”
“快别婆婆妈妈的了，”他说，“难道我们不是拴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蚱吗？”
“好吧。”我跟他说，“你什么时间到那儿？”
“午夜之前。”
“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钞票？”
“每张都是一百块的。”
他站起来，我看着他向外走去。他走过时，弗兰基冲他微笑。可是辛先生没有理会他。他真是个圆滑世故的中国人，而且是个能干的中国人。
弗兰基回到饭店，走到桌子旁边，问道：“你们谈得如何？”
“你怎么认识这位辛先生的？”
“大生意，”弗兰基说，“他专门运送中国人。”
“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他来到这里快两年了。”弗兰基说，“他来以前，另一个人做这个生意运送中国人，后来有人杀了他。”
“辛先生也会被人杀了的。”
“那肯定的。”弗兰基说，“这是多大的生意啊！”
“好生意。”我说。
“大生意！”弗兰基说，“那些被运走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回来过。也有中国人写了平安信说，一切安好。”
“真妙。”我说。
“这类中国人就不会写字，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他们吃的全是大米，连最简单的面包都吃不起。我们这里有十几万中国人，其中只有三个是女的。”
“为什么？”
“也许是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吧！”
“这实在让人难受。”我说。
“你跟他说好了吗？”
“算是说好了吧！”
“不错！”弗兰基说，“这比走仕途好多了，能捞到更多钱。”
“我们来瓶啤酒，”我跟他说。“庆祝一下。”
“你不会再愁眉苦脸的了吧？”
“不愁了。”我说，“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生意。”
“这就对了，”弗兰基说着拍拍我的后背，“我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我从心底希望你开心。还有什么比这个中国人送来的生意更好的呢，对吗？”
“真是好极了。”
“我真高兴。”弗兰基说。我看到他，几乎高兴得要哭的表情，他是因为能够帮助了我，且事情发展得这么顺利，才如此高兴，我拍他的后背以示感谢。弗兰基，真是个好伙计。
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的代理人，跟他说让我们结关。他要我的船员名册。我告诉他我没有船员。
“你是要孤身一人出海吗？船长。”
“没错。”我点点头。
“你的助手没事吧？”
“他是个酒鬼，每天喝得烂醉如泥。”我跟他说。
“孤身一人出海不太安全呀。”
“只有九十英里而已，”我说，“或许船上有个醉鬼，你不觉得跟没有人没什么分别吗？”
我把船开到海港的对面就是美孚石油公司的码头，打算给两个油柜加油。加满这两个油柜，需要将近两百加仑。我心里不愿意加这么多汽油，因为这是一大笔开销，可我又不知道我们会把船开到多远的地方去。
自从我见了那个中国人，从收下定金时起，我就为这笔买卖忐忑不安。我胡乱想着，整整一夜没能睡着。当我把船开回原来的码头时，埃迪就在那里等着我呢。
“嘿，哈里，”他对我说，招招手。我把船尾的缆绳扔给他，他系好缆绳后登上船。埃迪看起来比平时高了些，眼神更模糊了，醉得更厉害了。我真是懒得理他。
“哈里，约翰逊那个家伙就这样溜掉了！你有什么打算呢？”他问我，“你还了解些什么？”
“滚下我的船！”我冲他喊道，“你这样让我觉得想吐。”
“老兄，我心里和你一样觉得不好受，你能了解吗？”
“从这儿滚开！”我重复道。
他干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惬意地往后一靠，伸着两条腿，很享受的样子。“据说咱们今天要横渡海峡？”他说，“我也觉得待在这一带没什么好前途。”
“你不用去了。”
“干什么，哈里？你为什么冲我发火？”
“为什么？从这儿滚下去！”
“嘿，放轻松点。”
我挥起拳头，狠狠地打到他脸上，他立刻爬起来，狼狈地向码头方向逃去。
“我可不会这么对你！哈里。”他说。
“你说得完全对，你是不会，你也不敢！”我对他喊道，“你休想再让我带你出海，就是这么回事。”
“行，说就可以了，干吗动手啊？”
“我不揍你，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饿死在这儿？”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你可以搭渡船回去，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力气干活挣钱。”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他说。
“你对谁公平了？你这个酒鬼，这个只会喝酒的浑蛋！”我跟他说，“你连你亲娘都可以出卖。”
我说的都是实话，可我还是为揍了他而觉得不爽。你知道，要是你也揍了这么一个醉醺醺的家伙，心里的滋味能好受吗？可是眼下的情况却不允许我再带着他了，哪怕我想带也不行。
他沿着码头一路走去，看起来好像不止一天没有吃早餐的样子。接着，他又返回来。
“哈里，”他低着头说，“你能给我几块钱吗？”
我把一张那个中国人付的五块钱钞票递给他。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我的铁哥儿们。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带我一起走呢？”
“你太倒霉了。”
“你只是还在气头上罢了，”他说，“没关系，铁哥儿们。你下次看到我会很高兴的。”
他拿到钱，脚步自然快了许多，我可以肯定地说，哪怕只是看到他走路，我都觉得恶心。他走路的时候，腿部的关节好像都向后扭着。
我登上岸，到了明珠餐馆，与那个结关代理人见面。我从他手上拿到了结关文件，并请他喝了一杯酒。然后，我开始吃午餐，这时，弗兰基过来了。
“有人叫我把这个东西，拿来给你。”他说着递给我一个卷得有点像管子一样的东西，还用纸包着，在上面还系着一条红绳。我解开红绳，把包着的纸摊开来，看它的样子，好像是一张照片。我想应该是哪个在码头附近的人拍了我那艘船的照片吧。
原来那是一张死了的黑人的照片，胸膛和脑袋被拍了特写。他的脖子上被利索地割开了一个大口子，从这边的左耳到另一边的右耳，然后把口子用针线整齐地缝起来。胸前贴着一张写着西班牙语的卡纸，“我们一向有办法处置lenguas largas。”
“这东西是谁给你的？”我问弗兰基。
他指了指外面一个小男孩，他是西班牙人，在码头一带干杂活的。那个男孩身患痨病，看起来快要死了。现在他正站在一个长条桌旁，这是其他人用便餐的地方。
“让他过来。”
那孩子走了过来。据他说大约11点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把那卷东西交给了他。他们问男孩认识不认识我，那孩子说认识。于是，他们让他把那东西交给弗兰基，再让弗兰基转交给我。他们付给他一块钱，叫他务必要让我收到。小男孩告诉我们那帮人的穿着很讲究。
“玩花样。”弗兰基说。
“嗯，绝对是。”我说。
“他们觉得，你报警了，然后把那天早晨在这儿和那几个小伙子面谈的事捅出去了。”
“估计是这样。”
“玩这个花样，手段可真不高明。”弗兰基说，“你走掉是对的了。”
“他们有留下什么口信吗？”我问西班牙小男孩。
“没有，”他摇摇头说，“就是要我把那个东西给你。”
“我现在要走了。”我对弗兰基说。
“真低级！”弗兰基说，“政治很低级。”
我把结关代理人给我的所有文件都捆扎在一起，付了账，离开了那家餐馆，穿过广场，走进了那扇大门。我很开心地穿过仓库，最后走到外面的码头上。那年轻人还真是吓了我一跳。不过他们也真够蠢的，竟然相信我会偷偷给另一批人通风报信。那些年轻人真像潘乔的。他们一受到惊吓，就心情激动，而他们的心情一激动，就有人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我回到船上，给发动机预热。弗兰基在码头上站着向外望，他的脸上挂着一个耳背的人才会有的古怪笑容。我走到了他的身旁。
“听着，”我说，“你别跟着陷入这件事情里，免得招惹到什么麻烦。”
他听不清我在说什么。我不得不大叫着把我的话再跟他说了一遍。
“我耍起手段来，也是挺在行的。”弗兰基说完，就解开了缆绳，并扔到了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