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是“用声色犬马分散其精力”在一个团体内部的运用。其实在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交往时，这一潜智慧也照样可以顺快地运用。请看下面例子：
某工厂从美国某企业引进一套发电设备，派人去美国验收接机。接机人员一踏上美国本土，便受到该企业的“热情接待”，一连几天设宴招待，安排旅游浏览。直到返国前三四天，才拿出一大摞该机英文资料，使人无法细细查对，只好带回国再仔细研究，于是签订了合同。哪知货到之后，仔细一查，大部份零件无法安装使用，才知道上了人家的‘钩”，受了人家的骗。这种用声色犬马占住对方时间精力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事情，在商业活动中也是着实不少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先看一则寓言：
按照某宗教教派的规定，每年总有这么一段时间，出家人要奉守斋戒，切忌食用荤腥食品。这是修道院的明文规定。当然，这段时间他们要是在外化缘，或是在旅途中奔走，就另当别论了。这时，凡是上天赋予人类的食品，他们都能尽情享用。
有一天，两位出家人出外办事，他们走进一家旅店，想在这里歇歇脚，吃点东西。在这里，他们碰上了一个过路的商人。
旅店的主人很穷，惟一可以端到桌面上来请客的是一只又小又瘦的鸡，只有鸽子般大小。
鸡烤熟了，主人把它从铁叉上取了下来，送到客人面前，希望这三位客人都尝一点。
商人很狡猾，他只瞟了一眼就在心里得出了结论，烤鸡顶多只够一个人吃。于是，他对出家人说：“二位兄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几天正是大斋期，我不想让你们破戒，诡计多端的商人不容他俩分说，抓起鸡来就啃。出家人除了同意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商人吃完肉，还把鸡骨头都啃了。他的同桌只能吃一片面包和一小块干酪。吃过饭，他们一起上路了。他们紧走慢赶，来到了一条大河边，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碰到这样的事情，照例是由身强体壮的出家人，挽起裤脚背商人过河。商人长得胖乎乎的，出家人背着他进了水里。
商人腰间挎着旅行包，手里提着皮鞋，舒舒服服地趴在出家人背上。当他们来到河中间的时候，出家人已经让他压得腰酸背痛，气喘吁吁。出家人想起了他们的教规，停住了，回头问商人说：“请告诉我，你身上带钱了没有?”“多么愚蠢的问题!”商人感到惊讶，“一个像样的商人出远门哪有不带钱的?”“非常遗憾，”出家人说，“教规不允许我们把钱财带在身上。”说完，他撒手把商人扔进了河里。商人从水里站起来时，浑身都湿透了。他羞愧满面，不得不承认，他的自私和狡猾最终受到了报应。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要会心地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错，这就是本节我们所要讨论的潜智慧。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F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达到破坏对方企图、实现自己目的的效果。
20世纪30年代，香港茂隆皮箱厂善于经营，生意相当兴隆，引起英国商人威尔斯的嫉妒。威尔斯蓄意敲诈，向茂隆订购了30船只皮箱，价值港币20万元。茂隆按照合同规定如期交货，威尔斯却鸡蛋里挑骨头，硬说皮箱中有木料，不能算是皮箱，要求赔偿损失。茂隆经理冯灿不同意，威尔斯便向法院提出诉讼。
开庭时，港英法院偏袒威尔斯，企图判冯灿诈骗罪。冯灿委托当时还不大出名的律师罗文锦出庭辩护。罗文锦分析了案情，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在法庭上，正当威尔斯信口雌黄，强词夺理的时候，罗文锦站起来，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大号金怀表，高声问法官：
“法官先生，请问这是什么表?”
法官答：“这是英国伦敦出品的金表。可是，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罗文锦高举金表，面对法庭上所有的人问道：“这是金表，没有人怀疑了吧?但是请问，这块金表除了表壳是镀金的之外，内部的机件都是金制的吗?”
旁听者纷纷议论：“不是”，“当然不是”……
“那么，人们为什么叫它金表呢?”罗文锦稍作停顿，高声说，“由此可见，茂隆的皮箱案，不过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已。”
最后法官只得以威尔斯诬告罪了结此案。从此，罗文锦声名大振。
最后请读者明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除了表示对方用于我们的厚黑之术外，还可以是“正道”，只是为我所用，披上了一件厚黑的外衣而已。最后看一个例子：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我国有关部门花费10亿元人民币，从西方某国引进了3套化肥生产的大型设备。设备在调试运行期间，安装在南京栖霞山的这一套，透平机转子叶片竟发生三次断裂，每次断裂停机就要损失45万元之多。
分析事故原因时，对方专家认为只是偶然事故，企图以小修小补蒙混过去，将经济损失转嫁给中方；而中方专家经过仔细测算分析，认为透平机转子叶片3次断裂，决非偶然，而是由于强度不够，是激振力系数不够所致，是设计问题。根据这一判断，事故的责任完全在对方，对方不仅应该更换设备，而且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于事件涉及的经济价值数额巨大，双方展开了一场艰苦的谈判。
中方派出西安交通大学的孟庆集教授担任技术主谈。在谈判过程中，对方技术主谈为了说明他们产品设计的权威性，强调是依据世界著名的透平权威、西德的特劳倍尔教授的理论而进行设计的，绝对不会出错。孟庆集教授听到特劳倍尔这个名字时，心里一亮，但表面非常冷静，并乘机插话道：“我们赞同特劳倍尔教授的理论，它应当成为我们双方共同接受的准则。”孟教授说这番话时，心平气和，并没有引起对方警觉，还认为中方在全局上赞同他们的观点，对方的技术主谈显得非常得意。看到对方的表现，孟教授向对方再强调一次：“我们很尊重特劳倍尔教授的理论，佩服他的才识。”然后再次停下来观察对方的反应，看到对方主谈频频点头，孟教授放下心来。当对方主谈讲完之后，孟教授说：“既然你们的设计依据是特劳倍尔教授的理论，而特劳倍尔的理论又是我们双方可以接受的谈判的共同基础，那么，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谈到‘激振力系数是很难取准，很难确定’的，这样，你们依据教授的理论所设计的转子叶片的系数不是也很难取准，很难确定吗?叶片3次断裂，并不在同一部位，其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对方语塞，终于屈服，答应了中方的主要条件。
疲劳对方，自己则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是三十六计之一，从下至今有很多成功运用的例子。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逸待劳只是消极的“待”，这就大大减少了其适用的时机。本节所要讨论的，是一种积极的“待”，即先主动地把对方拖疲劳了，自己再趁机下手，以逸待劳。
宋太宗时，年方17岁的渭州(今甘肃平凉)刺史曹纬曾凭借自己的广博知识成功地使用以逸待劳之计打败过敌人。一次，曹纬率军与西夏兵作战，小获胜利，便吓得西夏将领引军撤退。曹纬侦知西夏军撤去不远，便将缴获的牛马、辎重尽数收集，慢慢驱赶，缓缓返归。西夏将领听到曹纬如此行为，便以为他是贪小利不会用兵之徒，便回军加速追赶过去。眼见得西夏兵就要追上，曹纬回过头来列下阵势，派人对西夏将领说：“你军远路赶来，一定十分疲劳，我们现在就交战，我方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不如你们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决战不迟。”西夏兵连退却带回头追赶，已跑了上百里地，正感到十分疲乏，闻听此言十分高兴，便答应了。休息了才一小会儿，曹纬又派人告诉西夏兵：“想必你们已歇得差不多了，咱们开战吧!”于是便指挥宋军冲杀过来。那些昔日强悍的西夏兵这次却变得不堪一击，刚交手便大败。
打完胜仗，部将们请曹纬解释原因，曹纬说：“走远路的人刚到目的地时，并不十分疲乏，在稍事休息、全身放松之后才更觉疲倦。西夏兵远路追来，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这时与他们交手，还要费些气力才能战胜他。若让他们歇一下，全身松弛下来，他们觉得更加疲惫了，就容易对付得多了。”大家听了，都佩服他的知识广博。
中国的先人们很早就善于运用计谋拖垮对方，然后以逸待劳予以攻击了。曹刿论战的故事可能是这一计谋有记载的最早运用。然而最能体现军事智慧、最为精当的运用则是马陵之战。
公元前341年，在围魏救赵之后13年，魏国发动了对韩国的战争。韩国向齐国求救。
很快，田忌和孙膑便率军前往，进攻魏国都城大梁。魏军统帅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韩国撤兵回国。
孙膑深知庞涓刚愎自用，素来轻视齐军的力量，他还深信兵法关于“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的观点。于是齐军采取示敌以弱的策略，故意装出畏惧逃跑的样子。
第一天， 齐军挖了10万个军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只挖了3万。恨不得立即战胜齐军的庞涓一看，误以为齐军贪生怕死，逃兵很多，战斗力锐减，于是就忘乎所以，丢下步兵，只率一支骑兵轻装前进，日夜兼程地拼命追赶。
孙膑盘算庞涓当天日落后将进入马陵，他就在此地布下埋伏，等待追赶的魏军。
一切如孙膑所料的那样，疲劳不堪的魏军中了埋伏，不堪一击，全军覆没。庞涓走投无路，自刎而死。
从马陵伏击战可看出，以主动的逸待劳之计是指在战争中凭借有利地势，养精蓄锐，诱使敌军远道来袭、精疲力竭之后，转守为攻的谋略。此计决窍是：使敌人陷于困境，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可以设法调动强敌，使之疲惫而削弱，使我方因此由劣势转为优势。
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主动放弃延安，带领胡宗南30万大军在陕北高原上“武装游行”。解放军都很善于走路，且是轻装，把带着重武器、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队拖得苦不堪言。毛泽东戏言“肥的拖瘦了，病的拖死了。”就在这种“武装游行”过程中，解放军凭借相对的“逸”，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终于粉碎了重点进攻。
“疲劳对方，自己则以逸待劳”这一潜智慧，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外国人也有一些成功运用的例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的安排弄垮罗斯福，为苏联争得了二战后瓜分世界的更多利益。
1944年，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美、苏、英各国军队在多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战果。为了研究如何处理战后一系列遗留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苏、美、英三国领袖决定再次举行最高首脑会晤。
最高首脑会晤时间、地点和会议程序的选择与确定，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体状况已严重不佳。因此罗斯福提出，会晤是不是可以订在1945年春天，这时天气已暖，他的身体可以吃得消。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早已了解到罗斯福的病情，他知道，一个疲惫不堪、精力不支的首脑，在谈判中是不会保持坚强的意志和耐力与一个体魄强健的对手较量的。在这种身体状态下，罗斯福很容易感到厌倦、焦躁、虚弱，从而轻易地向对手让步。于是斯大林电告罗斯福：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最高首脑会晤不能拖延，最迟应该在1945年2月份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