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词话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中，十分自然巧妙地融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他总结的理论问题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间词话》在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其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很多问题上都颇有创见，它可以被看作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最具意义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王国维（1877—1927）是一位通才，他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著名的学者。作为清华四导师之一，1925年，王国维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以其笃实的学术作风影响了一代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皆有个人精到见解，对古代历史、地理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学术的执着和专注，彰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谨治学的劲节。
王国维的一生在考据、哲学、文学评论等多方面均有佳绩，不过他对自己写词的功夫尤为自得，他甚至还说过这样一段雄视百代的话，他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余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王国维说此话时刚满30岁，其所作词“不及百余阙”，就完全不将八百年来的词人放在眼里，其轻狂自信可见一斑了。
当他的作品《人间词话》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公开发表之后，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等内蕴深邃的学说，就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文学大家的认可和赞赏。时至今日，其中的经典名篇仍然广为传颂、脍炙人口。《人间词话》也因此而成为王国维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人间词话》可以被看作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文学批评史上占得重要的地位。在清代众多的词话中，《人间词话》以其新颖独到的见解，独创的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的前卫思想，打破了当时清代文坛浙派与常州派的门户之见。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人间词话》在中国学术思想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虽为论词之作，但涉及的范围却很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词，夏承焘在其《词论十评》中评价其“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
《人间词话》是建立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的，并且结合其自身独到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一说，随后这一学说也成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文学作品的意境是由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实际和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而成的，是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的高度统一。所谓境界并非仅仅局限于景物，“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且还有“造境写境”，即描摹的境界与写实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仅对境界的含义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而且还对境界的构成作了具体阐述。王国维认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虽写实象，亦理想家也”，其意在说明，诗人能够通过摩写自然而表现其理想构成，综观文学史上的成功之作，理想与写实必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品读《人间词话》时，笔者除了惊叹于王国维别具一格的评论和对比，通读两宋六朝之词的博闻强识外，感触最深的竟然是王国维的“伤心”，不论对李后主，还是对苏轼、辛弃疾的评说，无不使人感觉到了他的“伤心”之情，伤心人解伤心语，总是能够一语中的。于是，他的评说成了他忧郁性格的反衬，而这些忧郁的症状是否成为他日后“纵身一跃”的前奏，人们不得而知。
王国维在他50岁的时候，纵身一跃，跳入颐和园的昆明湖没顶而逝，一代伟大的文学巨星就此陨落。纵观王国维的一生，一直都在不停地对人生问题追索讨问。逝者已矣，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自杀的真实原因，但是从其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语中，我们似乎能够猜测出什么。有人说他是逊节于清朝的遗臣，有人说他是忧心世道的烈士，也有人说他只是受不住罗振玉这位师长的长期欺压，一口怨气咽不下，就投水自尽了。人们纷纷猜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但是这个答案已经随着这位前清遗老一同沉入昆明湖底了。
王国维戏剧性的死亡对历史学者而言是举足轻重的，他所留下的文字或许要比他个体生命的终始短长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