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丹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价值基础以及丹麦对华政策是由一系列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组成的，如民主、人权、自由贸易以及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丹麦在中国的包括资源消耗在内的密集投入的合法性的核心，尤其是自2008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丹麦对华政策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促进丹麦的经贸利益服务。
1997年，丹麦与中国领导人就人权问题进行批评性对话，随后与中国政府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人权领域题目和项目的合作，这当中也有多个丹麦组织的参与，包括“人权协会”和“救救孩子”。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丹麦对华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2008年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与中国全面合作，包括人权领域在内，通过与中方伙伴在各个层面开展具体合作和项目，从长远角度来寻求改变中国，与此同时，这种批判性对话更大程度上被“第三方”参与者承担，如议会监察专员，人权协会，或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由企业承担。
自2008年以来，政府间合作尤其处于丹麦对华政策的核心地位，针对丹麦政策中的“价值输出支柱”的论据是，与中国在各层次和各领域加强合作能够为更多“出口”丹麦解决方式和丹麦模式打开大门，也是在中国推行人权的最好的方式。理性地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只有在长期的中国内部压力和要求之下才能实现改善，因此丹麦也必须与中国开展长期的合作。
中国政治制度——持续和变化
中国的治理始终是建立在双重层级制度基础上的，共产党事实上在各个层级上都掌握着最高权力，统筹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而政府和政府机关，或者常常是共产党自身，负责既有政策的贯彻执行。
丹麦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果和展望
阿纳斯·福格·拉斯穆森曾大力加强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并于2008年与中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2012年，中国领导人对丹麦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丹麦元首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同一段时间里，议会委员会、监察专员等访华，还有一长串对丹麦的高访。在当今的欧盟内，丹麦绝对是最关注中国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人均对华出口额和投资额最大的欧盟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焦点在于促进国内消费，并创造可持续的、创新性的解决方式，这给丹麦企业，给全面提升丹麦在华经济贸易利益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对丹麦对华政策的灵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丹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丹麦企业、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在履行长远角度的政治义务、有具体的可见利益、双方共赢的基础上，政府间合作才能继续保持繁荣发展。
作为中国在与丹麦的伙伴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个话题的延伸，人们也会提出丹中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牢固性问题。丹麦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以及丹麦在中国的项目和活动是否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对于丹麦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价值观的推广的意义日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