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湛
80年前，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发表。“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总结，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里程碑。100年前，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选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没有1937年之前20年的历史，就不会有《实践论》《矛盾论》。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即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来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刘敬东和张玲玲编著的《〈实践论〉〈矛盾论〉导读》，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概括为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秘密”，这是十分精到的见解。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界，但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确处理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行关系上，深刻加以阐发。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我们不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拘守通过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革命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两论”发表40年后，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伴随着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证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俄为师”，是否“以西为师”？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现代化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但学习是为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发展得以成功的基础，在于融入全球性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无论整体的设计还是协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只有在所有这些方面协调的发展，才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5.17）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感受到像毛泽东“两论”那样的哲学思维的高度。贯穿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那种实践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加以学习和贯彻的。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一再取得成功，在理论认识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学哲学用哲学可以有许多教材，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最好的哲学教材。而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刘敬东和张玲玲编著的《〈实践论〉〈矛盾论〉导读》，为我们的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辅导材料。多年来的学习经验表明，“导读”对于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和广大领导干部进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殿堂，理解其理论实质，掌握方法论要领，体会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特别有帮助。“导读”在语言表达上，生动活泼，情理交融，深入浅出，也是一大特色。增订版在发扬已有长处的同时，又有所改进和提高，会更受干部读者的欢迎。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在新时期我们的干部能力建设中，哲学思维能力将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亮点。一个智慧的中国和世界，当然需要更多智慧的人来引领。
2017年9月23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