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进性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在21世纪初的中国被突出地使用。这是因为，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和追求；中国共产党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当作自身生命存续，持续与巩固执政地位，担当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2]
2004年末，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力度空前的全党大教育。
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2008年9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响亮提出“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明确目标，一场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学习、大普及、大实践活动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
2009年1月13日，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领导干部作风与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通过加强党性修养来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使党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2009年秋，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0年元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3月，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强调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迫切。相继，创先争优活动在全党广泛展开。
20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学期开学典礼时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人民群众对我们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近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一些严重腐败案件，警示我们必须把解决好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问题作为加强领导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3]9月27日，《学习时报》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先进和优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征和追求，党的干部要坚持理想追求、品德追求、知识追求、贡献追求，经受住时代考验，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争当先进、争创优秀。
先进性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
二
评价先进性，必以一定的体系及指标设置为前提。一般而言，先进是对运动状态的描述，先进就是走在前头；前，是相对于后而言，判定前后的关键在于明确方向或目的；因此，先进性就是特定对象在特定运动过程中沿着特定方向走在前头的能力的体现。
抽象地说，自然界没有意识，因为它并不懂得谋划自己的未来与创造自己的明天。但在浩瀚纷繁的大自然中，处处都表现出追求和谐与有序的目的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不断变化的；运动及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知的。讨论先进性，一个最大的前提或曰一个基础的体系，就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物质世界运动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换言之，先进性就是在严格遵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或自然法则条件下的品评。
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在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淮南子·天文训》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上下四方”就是“空间”，“往古来今”就是“时间”，“宇宙”就是“空间时间”的总合。按照当代世界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的理论，宇宙起源于100亿到200亿年前的一个奇点的大爆炸，这个奇点曲率无穷大、质量无穷大，爆炸的威力无比。科学家们根据天体间的距离在变远的现象，认为宇宙仍在膨胀。霍金便是据此诙谐地指出：“宇宙的边界条件就是没有边界。”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智慧的总结，比如1400年前南梁时期周兴嗣所著的中国古代启蒙读物《千字文》，开宗明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说的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
在距今2.5亿至0.65亿年这个时期，地球上生物界最大的特点是继续向适应陆生生活演化，逐渐形成茂密的森林；动物界中爬行动物也迅速发展，演化出种类繁多的恐龙并成为动物界霸主。但是，这些昔日称霸天下的恐龙于6500万年前灭绝了。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有冰河期的影响、天体碰撞等多种说法。
1870年，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赫胥黎即提出大胆假说，认为鸟类是恐龙演化而来。20世纪，人们在地质考古与古脊椎动物考古中，先后发现了我国辽西地区的“中华鸟龙”化石、德国“始祖鸟”化石、河北丰宁“华美金凤鸟”化石。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了更多的新发现。2007年4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从一块6800万年前的暴龙（恐龙的一种）骨中提取的蛋白质与在鸡体内发现的蛋白质类似，进一步证明了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进化关系。2008年2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与巴西的古脊椎动物考古专家在中国辽西热河生物群遗址，发现了“隐居森林翼龙”化石，其翼展仅为25厘米，是世界上最小的树栖翼龙化石。2008年底，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研究所课题组在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距今1.6亿年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带羽毛恐龙化石，该化石被命名为“郝氏近鸟龙”[4]。这个化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带羽毛恐龙化石，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物种。
“中华鸟龙”、“华美金凤鸟”、德国“始祖鸟”、辽西“隐居森林翼龙”、“郝氏近鸟龙”等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为鸟类的恐龙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以此可见，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恐龙由大到小、由陆行而飞翔，不断进化以适应环境，才获得了新生。尽管这个“新生”的它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大自然作为一个无限的整体，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这个无限的整体便成了一个有机的、合目的的整体。所以，自然的活动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却是有规律和有序的。自然的有序和规律，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比老子年轻180多岁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是神“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了秩序”，在“维系着整个宇宙的万物”，“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5]。老子的“道”和亚氏的“神”，其实是一个东西。
对自然的合规律的认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自然的合规律的认识，便谈不到创造历史的活动。人的存在是自然和历史相统一的存在。确定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把视角转到人和人类社会来。
三
具体到人，人从哪里来？人在生物分类学中的地位，已毫无疑义地被判属为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超科中的人科、人属和唯一的现代智能人种。“这有点像著名的一大群猴子捶击打字机的故事——它们所写的大部分都是废话。但是纯粹由于偶然，它们可能碰巧打出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6]有，生于无；必然，孕于偶然。黑猩猩、倭猩猩和大猩猩是人类最近的堂亲，在500万至700万年前分途进化。长臂猿和猕猴等灵长类是人类的远亲，分歧进化于1800万至2500万年前。灵长类与其他兽类，分歧于6000万年前。《尔雅·释鸟》说：“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灵长目动物四足而毛，是兽无疑；人本由四足而毛的兽进化而成，只不过是今天成了“裸猿”。所以说，人是兽变的。
如果再问，兽从哪里来？20世纪末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人与绒虫、昆虫、珊瑚虫等有共同的祖传基因，有的重叠高达40％。兽性来自遗传，基因万年笃守，千年不见其变。发生于30亿年前的原核单细胞生物，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之源。从单细胞生物到现代人类，是一个连绵30亿年不断的进化链。达尔文曾经推测，在现存不同动物群之间，一定存在过中间过渡型动物，它们的化石在20世纪都被古生物学家们找到了。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人性中本来也有兽性、虫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几乎所有生物都有过渡繁殖的倾向，但生物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生物必然会因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发生生存竞争。然而，在世间生物界却普遍存在着利他主义。这使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曾一度感到困惑。[7]比如动物界：一些鸟类群体中，哺育幼鸟的鸟经常会得到其他鸟的帮助，保护鸟巢不受剥食者的入侵；社会性昆虫群体中，不育的工蜂或工蚁把一生都贡献给蜂王或蚁王，辛勤地建造窝穴，觅食、抚育幼虫。这些行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利他主义。
尽管这些现象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识的，但很少有人去对这一现象设问“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们大都把自然界的这些自然现象看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达尔文通过研究，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个难点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难以克服的，但只要记住选择作用可以应用于个体也可以应用于全族，而且可以由此得到所需要的结果，那么这个难点便会消除，或者便会如我所相信的那样消除。可见，为了解释普遍存在的利他现象，达尔文扩展了他的自然选择概念，认为利他行为可能通过群体间的选择过程而进化，即自然选择不仅可以作用于个体而且还可以作用于群体。就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是生物进化中的万物竞进的本能体现和选择，以至于一些动物为了同类的生存、发展，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已将利他、奉献行为嵌入遗传基因而代代相传。甚至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这种利他的行为也可以跨越“类”别的鸿沟，比如“狼孩”、“母猪哺育小狗”等等广为人知的现象。生活中人们在诅咒那些缺德败行的人时所使用的粗话如“畜生”、“猪狗不如”等，显然是和生物界的利他行为比较而言。
在人类社会，人们可以为了子女和国家、为了一个陌生人牺牲生命，以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体现共产党人崇高宗旨与伟大理想的行为准则的提出与实践，自有其深厚的生物性基础和幽远的进化根源在。“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8]兽性难改，本性难移，但理性可塑，且可塑性很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性和兽性在程度上的差别。”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称为兽性，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性等于兽性加理性，没有理性就不成其为人性。
人类进化到今天，胜过一切其他动物而统治着整个世界，其根本原因就是获得了理性，即认知世界、概念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地改造环境的能力。是自然进化与人类文明进程架起的理性之桥，使人与兽渐行渐远，使人群与人群分出了文明与野蛮，使人与人的品行分出了先进与落后。文化、科学和教育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机杼，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升着人的理性，增益着人性的光辉。
至此，关于先进性的讨论，可以确认的前提是：广义的先进性，无论如何都必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遵循自然法则的事物运动的品质表现。而这表现，只有具体到人类社会活动的范畴才有文明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将先进性作为人类社会人群行为运动状况及效果的品评时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本书讨论的先进性是在人类社会的大体系中，以历史的发展为脉络，具体到人们——主要是政治集团及其首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着实现一个目标的行为品质的比较和评价，这个目标不是一般的竞技目标，而是政党政治文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