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很多人一起聚餐，不少于八十六人，人可真多。船载着所有燃料和乘客，所以吃水很深。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一路波澜不惊。饭还没吃完一半，就连那些最担忧行程的人也都开始兴奋起来，早晨那些被问到“你晕船吗”时干脆回答“是”的人，现在也开始含糊地回答：“噢，我想我并不比别人糟糕。”也有人毫不避讳，冷静地回答：“不！”这样回答的人还有点儿恼怒，好像在说：“你应该看到了我的样子，先生，那你还怀疑什么！”
尽管声音里充满了勇气和自信，但我还是闻到了他们嘴里残留的葡萄酒味。所有人都对自然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最热门也最令人向往的座位总是最靠近门口的，这足以证明这一点。茶几可没有餐桌上那么热闹，玩惠斯特纸牌的人也比预料中的少得多。但是，还是有一位女士例外，她晚餐时匆忙退席，不久就有一份烤得焦黄的羊腿肉送到了她面前，还配有青翠的刺山柑。没有老弱病残，人们随意散步、抽烟，喝着掺水的白兰地（都是在室外），不知疲倦地继续下去，一直到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为止——水手们一天要工作七个小时才能去睡。甲板上的喧闹被沉寂所取代，人们都进入舱室休息了，只有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还在，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不敢进去睡吧。
对并不熟悉这些情况的人而言，船上的这些景象是很不同寻常的。新鲜感消失了以后，我对它的兴趣却依然不减。夜幕沉沉，掩盖了船行的方向与航线，奔流的水声清晰可辨，却看不见水流。船尾处，有一道洁白发亮的水痕。前面瞭望台上的那个水手，在黑暗的天空的映衬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只不过，夜空中的星星闪着光彩，才让人辨识出几分轮廓。掌舵的舵手胸前挂着吊牌，吊牌在夜色中闪着微光，像是某种敏锐而神圣的智慧。海风哀怨叹息着，经过滑轮、绳索和铁链之间。闪烁的微光从甲板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玻璃碎片中透射出来，好像船上燃着火一样，随时可能爆出火花，带着无可阻止的死亡和毁灭的力量。起初，要想使被黑夜升华了的事物恢复原本的模样都很困难，我独自思索着，希望能想起它们原本的样子和形态来。它们因特别的想象力而改变，呈现出与本来的模样不相符的样子，上演着你所深深留恋的旧地的令你难忘的方方面面，里边甚至还有人物模糊的影子。街道、屋子、房间，所有的形象都跟它们平常的样子一样，这种真实性令我诧异。我觉得，我所有的力量都无法超越它们，它们很容易就能帮我召唤回已消逝的事物。很多次这样的时候，所有的物体都以其真实的模样和用途出现在我面前，我对它们的熟悉程度就跟对自己双手的熟悉程度一样。
这时候，我的双手和双脚冰冷。午夜时分，我还是轻轻地回到了下面的船舱里。那里一点儿都不舒服，完全封闭，空气中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你不注意都不可能。这种气味通常只有船上才有，很微妙，似乎能渗入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里。两位乘客的妻子（我妻子是其中之一）已经缩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的女仆和衣躺在地上，嘴里诅咒着自己的苦命，头上的卷发纸在散乱的旅行箱中间来回磕撞。一切都倾斜着，船舱内部的倾斜度尤其严重。我刚把门打开时，船正陷入海浪温柔的怀抱，我正要关上门时，船已经被抬到了巨浪的顶峰。所有的木板和支架都摇摇欲坠，好像整艘船都是用柳条编织的一样。这时，那些响声就像是干柴在烈火中发出的爆裂声。我没处可去，所以上了床。
接下来的两天，天气都差不多，海风清爽，干燥无雨。我在床上读了很久的书（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究竟读了些什么），然后在甲板上徘徊了一会儿，沉闷地喝了一点儿掺水的冷白兰地，吃了几块坚硬的饼干。这时的我虽然还没病倒，不过也快了。
第三天早晨。我被妻子凄厉的尖叫声吵醒。我挣扎着起来，往床下看。房间里已经溢满了水，水罐就像一条活跃的海豚一样在水里跳跃着，小一点儿的物件都漂浮在水上，只有我的鞋子，搁浅在一个旅行包上，安然无恙，且没有被浸湿，就像两只小煤船。突然，我看到鞋子飞向了空中。再看那面镜子，原本是挂在墙上的，而此时掉到了天花板上。与此同时，原本的门消失了，地上又开了一扇新的门。然后我才察觉到，这艘船已经倒过来了。
还来不及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种突发状况，船突然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人们还来不及说一声“谢天谢地”，船再次倾斜了。人们还来不及惊呼，船已经继续往前航行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的生物，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虽膝盖受伤、双腿无力，但也要继续前行，穿过每一个洞穴，翻过每一个陷阱，一直都踉踉跄跄的。正当人们惊讶之时，它突然跳到半空中。还没完全做好这个动作，它又深深潜入了水中。还不等浮上水面，它又翻了个跟头。刚刚停稳，它又冲向了后方。它不停地摇摇摆摆、上蹿下跳、颠簸起伏，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往前走。有时候动作一个接一个，有时候所有动作一起来，让人哭喊着饶命。
一位船员经过。“船员！”“什么事，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遇上巨浪了，先生，而且是顶头风。”
顶头风！想象一下，船头有一张人的面孔，有一万五千位大力士正用力往回推它，只要它试图往前移动一点儿，他们就会敲打它的额头。想象一下这艘船，巨大的身体中的每一个小部件都在这等压力下膨胀变形，继续往前走就会走向毁灭。想象一下狂风怒吼、大海咆哮、大雨倾盆，这艘船很难前进。而天空晦暗，狂风暴雨，云层翻滚，与海浪惊人的相似，可谓是天空中的云海。再加上甲板上和船舱里的混乱的脚步声，海员们大声喊叫，排水口的水哗啦啦地流，汹涌的巨浪不时拍打着船上的厚木板，在船舱里听来就像是雷霆之声一样——这就是一月早上的顶头风。
我对这船上的噪音没有抱怨一句：玻璃和陶器的破碎声，船员不小心的磕磕碰碰声，不牢固的木桶和散落的装黑啤的瓶子的滚动声，以及特等舱里晕得不能起床吃早餐的乘客们发出的令人不满的抱怨声，等等。我并没有抱怨这些，因为尽管我听了这些有三到四天了，但我认为实际听的时间还不到十五秒钟。噪音消停时，我再次躺了下来，晕船了。
不是普通的晕船（尽管我希望是），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识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晕船，但我确信，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整天都躺在舱内，虽然冷清，却很满足。我一点儿也不疲惫，但不想起床，不想康复，不想呼吸新鲜空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但也不讨厌，没有烦恼和遗憾。在这种平淡之中，我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一种闲散的快乐——一种极度的畅快，如果这需要什么堂而皇之的名字的话——事实上，我的妻子非常难受，无法跟我聊天。如果让我举例来描述我的心情的话，那就应该是暴徒们袭击了奇格韦尔的酒馆之后，老板老威利特先生[3]的那种心情吧。没有什么能惊到我。如果在某个瞬间，因照耀到我身上的智慧之光的启发，我发现了一个精灵信使——身穿血红色的外套，带着一个铃铛——光明正大地走进我的小屋，一边因走水路而让自己变得全身湿漉漉的而道歉，一边递给我一封信，就像老朋友一样，我肯定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反而会非常满足。如果是海神尼普顿将烤鲨鱼挑在三叉戟上走进来，我也会当成平常的琐事一样对待。
有一次，我到了甲板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那儿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但我就是在那里，衣冠整齐，身穿一件大大的海员扣领短上衣和一双靴子，就像一个没有生病的正常人所穿的一样。我独自站在那里。恢复了一点点意识之后，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在甲板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认为可能是水手长，可能是水泵，也可能是母牛。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在那里待了多久，是一整天还是只有一分钟。我试图回忆起一些事情来（关于这广阔世界的任何事，我都不挑剔），却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甚至都不能分辨海和天，因为我就像喝醉了一样，视线模糊不清，身体摇摆不定。然而，就算在那种境况下，我也辨认出了站在我面前的那位懒散的绅士。他穿着蓝色的粗布服装，头戴油毡帽。不过我太虚弱了，即便我知道那个人是他，却无法把他和这身衣服区别开来，我记得，我好像叫了一声“领航员”。随后，我又失去了意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那位先生已经离开了，而那个地方又换了一个人。世界看起来摇晃不已，好像是一面抖动不停的镜子里反映出来的镜像一样。从身影看，我知道，那个人就是船长，他脸上神情愉悦，我也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来。是的，那时候我还试图保持微笑。从他的举动中，我看出他是在对我说话，不过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他是在劝我不要站在及膝深的水中——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在水中，不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那里。我想要感谢他，却说不出口。我只能指着我的靴子——或者说我自认为是靴子所在的地方——悲哀地说：“软木鞋底。”这句话让我筋疲力尽。有人告诉我不要坐在水里，发现我神志不清之后，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好心地将我拖到了底部的船舱里。
我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感觉稍稍好了一些为止。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劝我吃东西，我就感觉难受，这种痛苦仅次于溺水时渴望得到重生的那种煎熬。船上的一位先生有一封我们在伦敦都认识的朋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刮顶头风的那天上午，他把信和他的名片一起送了过来。想到他生龙活虎，起居如常，想到他总期盼着我在沙龙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我就烦恼不堪。我以为他属于那种铁打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是普通人——满面红光，嗓音浑厚有力地问别人晕船是什么感觉，问是不是真的像其他人描述的那么难受。这个问题真是让我痛苦。后来我听船上的医生说，这位先生强烈要求医生往他肚子上抹了一大团芥末膏[4]，听到这话时的痛快和感激，我不记得有过第二次。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就是从听到这个消息开始的。
我的晕船真正好起来，无疑是得益于我们出发第十天时遇到的一场飓风。风是从日落时分慢慢形成的，它逐渐积攒着力量；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已经完全成形，威力四射了；在午夜前一个小时左右，风声稍稍减弱了一点儿。那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小时，好像在酝酿什么，很快，飓风就刮起来了。它威力如此强大，在天地间横冲直撞。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狂风肆虐的晚上，我们的船只在海上举步维艰。当情况变得于己不利，在自己遇到磕磕绊绊看起来很难确定情势走向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人们问：“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而现在，在大西洋上遇到狂风暴雨、船只难行时，有再好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出那种进退两难的场景。船只已经被浪打得侧翻着了，桅杆已经浸泡在海浪之中，然后船只再度跳起来，翻到了另一侧。一个大浪袭来，发出的咆哮相当于一百杆枪，又将船只翻过去。船不得不停了下来，蹒跚着，颤抖着，好像被惊吓到了。突然，它再次剧烈颤抖起来，迅速前行，像一只发狂的怪兽，然后再次被狂怒的海浪所侵袭、击溃，在海浪中起起伏伏、跌跌撞撞——雷、闪电、冰雹、风雨都在奋力争夺对海域的控制权——每一块木板都在呻吟，每一颗钉子都在嘎吱作响。海里的每一滴水都在怒吼。这个景象蔚为壮观，让人心惊胆战、惊恐不安。这种恐怖的场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有梦境才能将这种狂暴、激烈、宏伟的场景复制出来。
在这种令人恐惧的时刻，我却身处一个非常可笑的境地里。即便是当时，我也像现在一样，感到非常可笑而大笑了出来，比看到任何其他可笑的事还要笑得厉害，即便那些事更容易引起人的乐趣。午夜时分，我们的船遭海浪侵袭进了水。海水通过天窗涌进船里，撞开了上层的门，咆哮着冲进了女士船舱。我的妻子和另一位苏格兰小个子女士惊慌不已。这位苏格兰女士之前曾托船员给船长递了一张便笺，很恭敬地建议他马上在船只的桅杆和烟囱顶端绑上一根钢铁导线，以防船只遭到雷电袭击。她们和之前提到的那位女仆都很惊慌，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们。我也试图回想一些能起到安抚作用的东西，但当时，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加水的热白兰地了，于是，我马上倒了满满一杯。如果手中不牢牢抓住什么东西，人是没办法站立或者坐着的，因此她们都挤在一个长沙发的一角上——这个长沙发几乎跟船舱一样长——怀着被溺死的恐惧而挤在一起。我端着酒来到她们身旁，正打算劝说离我最近的人喝一点儿，并安抚她们，但让我失望的是，她们居然慢慢地滑到了沙发的另一端！当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另一端，再次伸手把杯子送出去时，我的好心再次遭到了打击，因为船只再次倾斜了一下，她们又都回到了之前的那一端！我猜我追她们至少追了十五分钟，但都没能接触到她们。等我好不容易追到了她们，掺水的白兰地都快洒完了，只剩了一小勺。为了使这画面完整，有必要提一句，这位因晕船而虚弱不堪的男士，他最后一次剃胡须、梳头是在利物浦，他唯一的衣物是一条粗呢裤子和一件蓝色的夹克（不包括亚麻衬衣），这身穿着之前在里士满还备受青睐——现在没有穿袜子，拖鞋也只剩了一只。
关于第二天早晨所发生的可笑事——床也成了恶作剧的牺牲品，由于虚脱，起床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我无话可说。中午我“跑上”甲板时，目之所及的是荒凉凄寂。海洋和天空一片灰暗阴沉，看不到我们周围视野之外的其他事物，因为海浪很高，大海像一个蓝黑色的铁环将我们紧紧箍住。从空中或从岸边的悬崖上看过去，这一番景象也许宏伟壮观，但身处动荡潮湿的甲板上，这就令人头晕眼花、痛苦不堪了。在前一晚的风暴中，救生船就像是核桃壳一样弱不禁风，一直在海上漂浮，最后只剩下几块破碎的木板。明轮罩也被风浪扯掉了，舵轮暴露在外面，无遮无盖。它们急速旋转，卷起的水浪飞溅到甲板上。烟囱外部结了一层盐晶，船的中桅折断了，绳索全都打了结，纠缠在一起，湿漉漉的，往下垂着：恐怕没有比这更凄凉的场景了。
因受到热情邀请，我进入了女士船舱。那里除了我们，还有其他几位乘客。第一位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苏格兰女士，她准备去纽约与丈夫团聚，因为她丈夫三年前在那里定居了。还有一位来自约克郡的年轻人，他与一些美国家庭有交往，也住在纽约，这次是接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过去，他们才刚刚结婚两个礼拜。他的妻子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的英国乡村姑娘。最后的一对也是夫妻，他们也是新婚宴尔，这从他们亲密的举止上可以看出，我对他们所知不多，他们很不可思议，就像是私奔的情侣。那位女士非常有魅力，而那位男士携带的枪支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多。他身穿一件猎人服，还带着两条大狗。仔细回忆，我还记得，他曾试图用热腾腾的烤猪和瓶装的麦芽酒来治疗晕船。他每天都吃这些东西（通常是在床上吃），一直坚持。我可以给好事之人补充一句，他这样做根本不管用。
天气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通常都是在午前一个小时左右懒洋洋地走进这个舱室。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头晕难受，于是躺在沙发上，让自己恢复精神。在这期间，船长会过来通告风向变化，明天肯定会发生改变（在海上，风暴第二天天气总会好转的），以及船的航速等信息。因为没有太阳，所以当时也无法通过观测太阳来判别方位，所以也就无法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但总有一天会知道的。现在我就知道了。
船长离开后，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只要光线足够我们就开始读书；如果不够明亮的话，我们就打瞌睡，或者闲聊。一点时，午餐铃响了，女船员送来了一盘热腾腾的烤土豆和一盘烤苹果，还有一盘盘猪头肉、冷火腿、盐渍牛肉，有时还有烤得很嫩的薄肉片。我们开始吃这些美味的食物，敞开胃口大吃特吃（这时候我们胃口很好），尽可能吃久一点儿。如果生起火来了（有时候确实会生火），我们就会很享受。如果没有火，我们就会一边互相抱怨说太冷了，一边搓着双手，穿好外套，披上斗篷，再次躺下来打瞌睡、闲聊、看书（情形如前所述），直到晚餐时间。五点时，铃声再次响了起来，女船员又送上了一盘土豆——这次是煮的——还有各种热的肉菜，还附加了一盘烤猪肉——这是当药吃的。我们再次在餐桌旁坐下（比之前更加开心）。为了延长用餐时间，我们吃着并不新鲜的甜点——苹果、葡萄和橙子，饮料是葡萄酒和掺水的白兰地。那些瓶子和杯子还在餐桌上，橙子等水果随着船的摇晃而滚动时，医生受邀而下来参加我们的牌局了。他一到场，我们就开始玩惠斯特纸牌。由于这一晚波涛汹涌，牌无法放在桌子上玩，所以我们将一圈的牌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玩纸牌（除了短暂的茶点时间，我们喝茶、吃烤面包之外），到晚上十一点左右，船长再次下来了，戴着带子紧扣着下颌的海员用的防水帽，穿着水手服。他所站的地面上湿漉漉一片。这时候，牌局已经结束了，瓶子和杯子被放回到桌上。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话题都是关于这艘船、船上的乘客，及其他一切事情。船长（他从不上床睡觉，也从不乏幽默感）竖起衣领，再次去了甲板上。他跟周围的所有人挥手，然后大笑着走出船舱，就好像去参加生日宴会一样高兴。
至于每日的新闻，船上从不乏这种消遣。传言，昨天这位乘客在沙龙里输了十四英镑，那位乘客每天都要喝一瓶香槟。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他究竟是怎么得到那些酒的。机师长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指的是天气——而且他的四个帮手都病了，他现在累坏了。有几张卧铺进了水，所有船舱都漏水。船上的厨师偷喝了威士忌，被人发现醉醺醺的，于是就被用救火机喷水，直到他清醒过来。所有船员都曾在晚餐时从楼梯上滚下来过，不得不随便上点儿膏药继续工作。面包师和糕点师都病倒了。一个新手被任命顶替糕点师的职位，不过他很不乐意。他被带进一个面朝甲板的小房间里，里面堆满了空木桶。有人命令他擀出大面饼皮来，他却抱怨说（他真胆大），让他擀面皮还不如让他去死。这真是个大新闻！陆地上发生的十二件谋杀案都没有海上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五个夜晚，我们的船驶进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微风清朗，明月皎洁——我们在外层的出口处点上灯，其他的都交给领航员——突然，船撞进了岸上的泥沼中。人们都冲上甲板去看情况，很快，甲板两侧挤满了人。几分钟内，我们就陷入了一团混乱中。这种场面，只有喜欢杂乱无章的人才愿意去看。乘客、枪支、水桶和其他重物都被移到船尾，只为了减轻船头的重量，使船头慢慢抬起来。继续向一条难以逾越的目标线前进一会儿之后（目标线附近早就有高音喇叭在呼喊：“前方有暗礁！”），由于有明轮翼支撑，将铅块扔进逐渐变浅的海水中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地点抛锚停船了。船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周围都是陆地，我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岸上树木枝叶的摇摆。
午夜，那么多天一直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的机械声停止了，这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再看看大家诧异的神情，这足以令人感到恐惧。我最先看到的是高级船员们，随后是所有的乘客，还有司炉工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下面上来，聚集在轮机舱的舱口，抽着烟，窃窃私语着。我们放了几枚火箭弹和信号弹，希望得到陆地上的救援，或至少找到一点儿光——但没见到任何东西，也没听到任何声响回复。于是，船长决定派小艇上岸请求支援。这时候，观察几个自告奋勇上艇的旅客的表现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他们绝对是出于好心，完全不是因为认为船只当时并不安全，或者考虑到潮汐变化可能导致船只侧翻。说一说那位瞬间变成了不受欢迎人物的可怜的领航员也不乏趣味。他是从利物浦来的，在整个行程中，因为他肚子里装满了各种故事和笑话而大受欢迎。然而正是这些曾对他的笑话笑得声音最大的人，此刻却朝他挥舞着拳头，不停地诅咒他，公然骂他是恶棍！
很快，挂着灯笼和各种蓝色的灯的小艇就出发了。不到一个小时它又回来了，那位奉命上艇的船员带回了一棵高大的小树。他将小树连根拔起，让那些担心受骗而遭遇海难的乘客放心。毫无疑问，那位船员确实上过岸，他没有耍什么花样，没有图谋不轨要害人性命。我们的船长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抵达的是一个叫东方通道的地方。我们此刻果然在这个地方。本来，我们预定的停靠地是航程最后一站的海港附近，但由于突然起雾了，而领航员也犯了过失，这才出了错。我们周围是各种礁石浅滩，鱼群在其中游来游去，看起来这是附近唯一安全的停靠点。因此，我们深感安心，而且潮水已经退去了。凌晨三点，我们进入了船舱。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甲板上吵吵闹闹的，因此我赶忙穿好衣服赶了过去。前一晚离开甲板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潮湿、雾蒙蒙的，周遭都是光秃秃的小山丘。此时，我们正航行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之中，时速十一英里。我们喜气洋洋，大家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船员们穿好了制服。阳光明媚而灿烂，就像英格兰明朗的四月天一样。两旁的陆地绵延不尽，上面夹杂着一道道雪线。白木屋，门口的人们，运转的电报机，飘扬的旗帜。码头出现了，旁边停着船，码头上挤满了人，远处的呼喊吵闹声。男人和男孩们冲下斜坡，朝码头冲过来。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明朗欢快的场景，一种用语言完全无法表达的新鲜感袭来，这让我们很不适应。我们停靠在一个码头边，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高昂着的面孔。一阵呼喊之后，缆绳被拉紧了，船快速停靠好了。舷梯刚一伸过来，还不等靠到船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冲了上去，再次跳上了坚实的令人愉快的土地！
我本来以为这个哈利法克斯是一个极乐之地，但到了之后发觉这里的环境也不是很好。离开的时候，这里及其居民却都给我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印象，这种好感至今仍然存在。遗憾的是，回来之后，我再找不到机会回那里去，好与我在那里结交的朋友们再次握手。
抵达那里的那天，正好是当地立法会和州议会召开会议的日子。仪式上的各种礼节和规矩都跟英格兰议会新会期间的仪式和规矩一模一样，只不过规模较后者要小得多，但也是十分庄严的，就像是用望远镜的反面在观看威斯敏斯特的仪式一样。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表。他在宝座上发表了演讲，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他看起来意气风发，但又显得恰到好处。总督的演讲还没结束，会议室外面的军乐队就气势恢宏地演奏起了《上帝保佑女王》的音乐。人群欢呼起来，中间的人们搓着双手，靠外面的人们摇着头。维护总督的人说，从来没听过这么棒的演讲，而反对总督的人却宣称从未听过这么糟糕的演讲。人们谴责议会发言人和成员言而无信，只说不做。总之，人们说的每件事他们都说正在做，或者承诺马上开工，就像在英格兰一样，所有事情都视情况而定。
这座小镇位于山的一侧，最高点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完工。几条宽敞的街道从山上一直蜿蜒盘旋到水边，还有几条与河水平行的街道与之相交错。房子大都是用木头建造的。集市上货物丰富，价格相当便宜。这时节正是气候最温和的时候，没有雪橇，但各家的院子和偏僻的地方都有车。其中某些车，从其光鲜的装饰来看，不用做任何改装便可以在阿斯特利马戏场[5]上演的传奇剧中充当凯旋车。天气异乎寻常的好，空气清新，整个小镇给人的感觉都是愉快的、繁华的、脚踏实地的。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七个小时，以投递和交换信件。最后，收集好了所有的包裹，所有乘客也都聚集了起来（包括两三位特别的乘客，他们放肆地吃着牡蛎，喝着香槟，被发现醉倒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机器重新轰鸣起来，我们朝波士顿赶去。
在芬迪湾，我们再次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当晚和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原地打转。直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正好是周六，一艘美国领航船赶了过来救援。很快，从利物浦出发的大不列颠号蒸汽船，经过十八天的颠簸之后，终于抵达了波士顿。
带着难以形容的极大兴趣，我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蓝绿色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美国大陆的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山丘一样。接着，它们不断地膨胀，渐渐地膨胀成了一大片绵延的海岸，海水再也漫不过去了。海风猛烈地朝我们扑过来，岸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外面非常冷，但是空气清新而干燥。这种气候不仅宜人，而且令人感到舒适。
我一直留在甲板上，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后来我们沿着码头走时，我恨不得像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一样，拥有很多双眼睛，那样我就会把所有眼睛都睁大了，好好地观察这里的新事物——本章就不对这些事物多做介绍了。我们靠近码头的时候，我以为一大群热情地拥上船来欢迎我们的人是记者，便随意地回答这群殷勤的人所提的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脖子上挂着皮制新闻袋，手中握着大量报纸，但他们是编辑，他们亲自上船（正如一位戴着羊毛围巾的绅士告诉我的那样），“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刺激”。只在这里提一句，那些拥上来的人里，有一个人恭敬地朝我走过来，我在此对他致以由衷的谢意。他走在前面帮我去旅馆订房间，我随后跟来，经过长长的通道时，我发觉自己竟然在无意间模仿着T·P·库克先生[6]在一部新上映的关于航海的情景剧当中的步态。
“请给我准备晚餐。”我对侍者说。
“什么时候要？”侍者问。
“尽快。”我回答。
“立刻？[7]”侍者又问。
我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回答的时候毫无把握。
“不是立刻就要吗？”侍者诧异地问道。这种惊讶让我也吓了一跳。
我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回答：“不，我更愿意在这里吃。我非常喜欢这里。”
说完这些，我以为这位侍者真的已经糊涂了，我相信他确实已经疯了。但另一个人过来了，低声对他耳语说：“马上。”
“什么？我说的就是马上啊！”侍者说着，无助地看了我一眼，“立刻！”
这时，我才发现，他说的“立刻”跟我说的“马上”是一个意思。因此，我把之前的回答反了过来。十分钟后，我的晚餐就送上来了，菜肴真是相当丰盛。
这家酒店（非常豪华）名叫里蒙特酒店。这里有很多长廊、柱廊、大厅和走廊，我几乎都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了，就算能记起来，读者们大概也很难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