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充任四大贝勒之一，乃因其父舒尔哈齐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始的功勋。
舒尔哈齐生前曾与其兄努尔哈赤争夺权位，但他远不及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舒尔哈齐曾欲私迁黑扯木自立为王，阿敏自然追随其父。努尔哈赤将舒尔哈齐及阿敏追回囚禁，欲严厉治罪。朝鲜人因此说努尔哈赤“威厉残暴”。事实上，舒尔哈齐私迁之举亦不可取，当时分裂行动并不利于满族的发展。不久，舒尔哈齐在亲兄的压力与劝说之下承认了错误。阿敏当时险被处死，由于诸兄弟说情才得活命，后又得任大贝勒。
阿敏与皇太极父子间积怨年久日深，当皇太极继位之际，他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的条件。皇太极曾找郑亲王济尔哈朗计议阿敏的打算，并予以否定。因此阿敏对皇太极继位不满。
天命十一年（1626年），在阿敏率兵征伐蒙古扎鲁特部落的战役中，“大贝勒阿敏亲党行事异常，语言乖异，有‘谁畏谁、谁奈何谁等语’”。在汗位转移的大变动中，早怀异心的阿敏言行反常，至于“谁畏谁，谁奈何谁等语”，矛头则直指新汗皇太极，其间也夹杂着对先汗努尔哈赤的宿怨。显然，在皇太极继位前后，阿敏又重新萌发了昔日独自立国的幻想。
天聪元年（1627年），阿敏征扎鲁特部归来不久，皇太极又命他带兵侵入朝鲜。在朝鲜国王已遣使请和的情况下，身为主帅的阿敏不愿收兵，而“令吹角进兵，直趋王京”。主管兵部的贝勒岳托“知不可劝止，遂策马还本营，邀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至营共议”，决定驻兵平山城。阿敏身为统帅，遇事不集众议，一意孤行，造成后金军队“皆分道而行”的松散状态。岳托指出皇太极的战略意图是：只要朝鲜求和，即可携带俘获的人畜财物班师回沈阳。但阿敏却说：“汝等欲归者自归耳，吾则必到王京。吾常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郭、宫殿，无因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见而归乎？”他公然违背军令，甚至要在朝鲜“屯种以居”，以实现其独自立王国的打算。阿敏还提出要与褚英之子杜度“同住于此”。杜度未忘其父褚英的可悲下场，不敢赞同阿敏之意，因此“变色答曰：‘吾何为与尔同住？皇上乃我叔父，我何可远离耶？’”至此，阿敏已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八旗大臣讨论行军及议和大计时，出现了“七旗大臣历议皆同，独阿敏本旗大臣顾三台、孟坦、舒赛从阿敏议”的状况，因而“议久不决”。这时，“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同会一所”，决定与朝鲜议盟讲和。在这种情况下，阿敏才不得不从众议。可见，诸年青贝勒多是拥戴皇太极的，尤其是岳托、济尔哈朗从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旗共议的军事民主制度，成功地抑制了阿敏独行其是、心怀异志的企图。
当侵朝大军回至东京（辽阳）时，阿敏欲擅纳所俘获的朝鲜美妇，岳托又予以干涉，认为俘获妇女不可“私取”。阿敏说：你父代善在征扎鲁特时也取了妇人。岳托说：我父取妇人是出征所得，是汗分赐的，“我父得一人，汝亦得一人”，致使阿敏理屈词穷。后来，这个朝鲜美妇被皇太极纳入宫中。但阿敏仍然眷恋着她，命纳穆泰向皇太极索要，皇太极显然不了解前情，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因请求被拒绝，坐在位上，面露不悦之色。从此，背后常发怨言。皇太极听说后十分不悦，虽说“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耶？”但却并不将那美妇给予阿敏，而将她赐给总兵官楞额礼了。
阿敏是个思想感情外露无遗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常发怨言，诸如：“我何故生而为人”，“不若为山木，否则生高阜处而为石”，“虽供人伐取为薪”或“不免禽兽之溲渤”，也强于现在的处境等这类愤怨之辞。有些话无疑是对皇太极的攻击。
阿敏还“违背上旨”，违拗皇太极欲驾驭蒙古科尔沁奥巴的策略。皇太极原同科尔沁奥巴结盟征伐共同的敌人察哈尔，但奥巴不遵约行动，以致皇太极说他“背所约之地，从他道入，复不待我兵先回”。这使皇太极十分愤怒，决心“永勿遣使往彼，彼使至，勿容进见”。而阿敏在军中即遣人往告奥巴“上责备之语”，后又接受奥巴之请私留奥巴使节于家，奥巴给皇太极的书信亦匿不上呈。这些显然都是不忠于新汗的活动。
阿敏又违背皇太极关于贝勒大臣子女婚嫁要“奏闻”的规定，私将自己的女儿嫁与蒙古贝勒塞特尔。及宴会时，才请皇太极赴宴，皇太极不满地说：“许嫁时未尝奏闻，此时何遽请幸其第”，因此不去赴宴。以后阿敏又不请示皇太极便“擅娶塞特尔女为妻”。此后，当阿敏听说女儿在塞特尔处受苦时，恳请皇太极向塞特尔说情。皇太极斥责说：“吾国之女，下嫁于他国者，何尝失所？汝女方许嫁时，不奏于我；今女不得所，何必来奏！汝自向彼言之可也。”如此，双方芥蒂日渐加深。
太祖时，“守边驻防，原有定界”，阿敏所管两蓝旗分驻张义战、靖远堡，因土地瘠薄，又给与大城之地。但阿敏又擅自“越所分地界”，在黑扯木开垦耕种，因而受到“将所获之粮入官”的处罚。皇太极继位后，阿敏又将靖远堡丢弃，移住黑扯木。皇太极见其所弃田地“皆膏腴良田”，责问阿敏为何这样做，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也责备他“违法制，擅弃防敌汛地，移居别所，得无有异志耶？”这一看法很有道理，阿敏自己也无从解释。
阿敏曾告诉其叔父贝和齐，说他在梦中被努尔哈赤箠楚，赖有黄蛇护身。这显然是暗示他自己是真命天子，包藏着夺取汗位的野心。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阿敏留守沈阳，他不认真守城，却“私自造箭，屡次出猎”，寻欢作乐。当岳托、豪格两贝勒先返沈阳时，阿敏竟“令留守大臣坐于两侧，彼坐居中，俨若国君”，命岳托、豪格“遥拜一次，近前复拜一次”，实为“欺凌在下诸贝勒”。在皇太极率军出征期间及回沈阳后，阿敏“皆无一言恭请圣安”。可见阿敏对天聪汗的冷漠态度。
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命阿敏、硕托率兵六千往代镇守永平等地的济尔哈朗诸贝勒。阿敏又节外生枝，请求与其弟济尔哈朗同驻永平。皇太极说：“彼驻日久，劳苦可念，宜令之还。”为此，阿敏对送行的贝和齐、萨哈尔察说：努尔哈赤在时“尝命吾弟与我同行，今上继位，乃不令与我同行。吾至永平，必留彼同驻。若彼不从，当以箭射之。”贝和齐等曰：“尔谬矣，何为出此言？”阿敏攘臂蛮横地说：“吾自杀吾弟，将奈我何？”这一方面表现了阿敏的跋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弟济尔哈朗早已不与他同心，在朝鲜时即是如此。年轻贝勒济尔哈朗是积极拥立并追随皇太极的，而皇太极的安排也自有深意，这就使阿敏因孤立而十分怨恨了。
阿敏到永平后妄自尊大，声称“我乃大贝勒，何为止张一盖？”并对皇太极抚恤降人的政策表示不满，声称自己征朝鲜时释放降人是为了攻取王京，此次伐明攻燕京不克而还，既攻下永平，何不杀降民泄愤！当榛子镇归降后，他竟令众兵“尽掠降民牲畜财物，又驱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皇太极笼络人心与明争天下的战略。
阿敏在明军围攻滦州的三昼夜时，“拥五旗行营兵及八旗护军，坐守观望，听其城陷兵败”，“坚不肯救”，因为“以三旗精兵，非其所属，可委敌人而不顾”，以后又“尽屠永平、迁安官民”，“以俘获人口、财帛、牲畜为重，悉载以归”。皇太极认为永平等“四城降民，为汉人未降者瞩目”，爱养永平等归降官民是为收服人心日后夺取明朝天下树立一个榜样。而阿敏尽屠降民的野蛮屠杀政策，与皇太极的策略有严重的分歧。
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阿敏以失地屠民“败绩而还”，皇太极命令不许诸贝勒大臣入城，士卒可以入城回家。他严厉指责诸贝勒不战而失永平，奔回时又不能妥善殿后，使士兵受到很大损伤。阿敏至此方不得不服罪。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军官全部被绑受审。皇太极在处理此案时，“念及士卒陷于敌人”“侧然泪下”。他让士兵入城，对包括阿敏在内的各官一律免死，显示了他善于争取人心的宽容大度。皇太极特别指责图尔格未能谏阻阿敏，图尔格表示曾力谏，但阿敏不从。皇太极说：“贝勒若投敌国，尔亦随之去耶？”这流露出皇太极内心中对阿敏的不信任。后来，阿敏被定十六大罪，从宽免死，囚禁终身。从历史文献分析，皇太极此举亦系不得已而为之，非预谋陷害。这是阿敏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与皇太极推进社会封建化相对抗而失败的结果。这一结局客观上为皇太极汗权独尊扫清了道路。阿敏被囚后至崇德五年（1640年）十一月病死，卒年55岁。
阿敏获罪后，其弟济尔哈朗、篇古及兄之子艾度礼、顾尔玛洪对天盟誓，表示对汗的忠心，声明“我父兄所行有过，自罹罪戾”；同时请求皇太极与诸贝勒详察别人可能有的诋毁。
莽古尔泰是皇太极异母兄，是努尔哈赤与继妃富察氏所生的长子。当努尔哈赤确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时，莽古尔泰、德格类得以位列四大和硕贝勒、四小和硕贝勒之列，一方面是由于继妃富察氏的贵宠地位，另一方面同莽古尔泰本人的作为也是分不开的。继妃富察氏在天命初年因得罪太祖被赐死，这同后来莽古尔泰获罪时皇太极说他“潜弑生母”当是一回事。他之“希宠于皇帝”，可说已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当太子代善与努尔哈赤因岳托、硕托是否受虐待的问题处于对峙局面时，莽古尔泰不顾一切地战在努尔哈赤一边，因此获得努尔哈赤的青睐，得以列居四大贝勒的高位。但努尔哈赤并不认为莽古尔泰是继承人的合适人选。
太祖宾天之时，莽古尔泰无论其威望和实力都无法与代善、皇太极抗衡，因此史籍上也没有关于他参与争位或拥戴皇太极的记载。
皇太极登上汗位，莽古尔泰作为三大贝勒之一，也受到“不遽以臣礼待之”的礼遇。御殿时，“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逢年过节，皇太极还率诸贝勒亲至莽古尔泰府第礼拜。
对于莽古尔泰的种种不良行为，皇太极曾多次规劝。因其所行卑劣，皇太极对他颇为蔑视。
努尔哈赤死后，国中都在服丧，巴克什达海“诣莽古尔泰第，莽古尔泰与其妹莽古济格格及其弟德格类俱盛饰，张筵宴，妇女吹弹为戏，德格类坐右榻，弹筝”。这显然是史臣的伏笔。这一记载颇发人深思，当年莽古尔泰对努尔哈赤孝心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如果说莽古尔泰对于生母被赐死确实怀恨在心，而又不得不做出“潜弑生母”的举动，那他也是一个外表鲁莽而城府很深的野心家。
天聪四年（1630年）十一月，在大贝勒阿敏因罪被囚后，一天晚上，于打猎的行幄中，皇太极对众待卫及诸巴克什叹息说：“我所敬者唯二兄（按：指代善），凡事皆推诚委任，出师行猎不至错乱，庶大事可成。今贝勒莽古尔泰取厮卒所射之二兽，而贝勒之仆托退复殴人而夺其所杀野豕；又有一人射一鹿垂死，伊令幼子复射之，遂持归。其人直前索还，贝勒竟强留之。如此夺取，彼随役之人身困马疲，一无所得。将何以为生耶？”一席话褒奖了代善而贬斥了莽古尔泰，并令巴克什爱巴礼把这番话全部转告给莽古尔泰。莽古尔泰“自知其非”，将所夺之鹿交还本主，却把野豕献给皇太极。对此，皇太极说：“朕焉用此物？何贝勒所见之鄙也！凡事虽小，不可忽视，恐积小成大耳。”随即将野豕退回莽古尔泰。可见，莽古尔泰所行不正，用心粗鄙。
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大军在皇太极统率下围攻大凌河城，图赖轻率前进中了埋伏，两蓝旗径抵城壕，副将孟坦等十多人阵亡，部队兵力受到较大的损伤。皇太极为此十分恼怒，不许诸大臣看望受伤的图赖，巩阿岱违命前往探视，皇太极对其唾面斥责。第二天，皇太极登城西附近山岗“坐观形势”，心情焦躁地考虑如何攻破大凌河城。因地近岳托营，“岳托具筵以献”。这时莽古尔泰赶来诉说：“昨日之战，我属下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护军，在随阿山出哨者，有附额驸达尔哈营者，可取还否？”皇太极气愤地说：“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出口顶撞抗辩说：“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皇太极为避免正面冲突，又说：“果尔，是告者诬矣，朕当为尔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皇太极对莽古尔泰的指责是有所指的。因图赖轻进中伏，两蓝旗损失最大，图赖负有前敌指挥失误之责，而莽古尔泰作为主管正蓝旗的大贝勒也是有责任的，至少是平时没有给予正确的指导，以致所部差遣中有所违误，皇太极当时不过没有明言而已。莽古尔泰受到指责尚不醒悟，不思检查自己的失误，反而恼羞成怒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止以推崇皇上，是以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粗暴的莽古尔泰在气愤之中竟“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意为你若杀我，我必回击。战在一旁的同母弟德格类急忙推他说：“尔举动大悖，谁能容汝！”莽古尔泰不听劝阻，竟怒骂德格类并把佩刀拉出五寸长，这就是史籍上有名的“御前露刃”。德格类将莽古尔泰推出去后，目睹此情景的大贝勒代善气愤地说：“如此悖乱，殆不如死！”皇太极亦十分愤慨地说：“莽古尔泰幼时，皇考曾与朕一体抚育乎？因其一无所授，故朕每推食食之，解衣衣之，得倚朕为生。后彼潜弑其生母，幸事未彰闻……尔等岂不知之耶？今莽古尔泰何得犯朕？朕……唯留心治道，抚绥百姓，如乘弩马，谨身自持。何期莽古尔泰遂轻视朕至此耶！”
皇太极余怒未消，复训斥众侍卫：“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昔人有云：‘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彼引佩刀其意何为，尔等竟皆坐视耶？”
说罢进帐内未坐复出，又对诸侍卫说：“朕今罄所欲言，以示尔等……今目睹人之犯朕，而竟默默旁观，朕恩养尔等殊无益矣！”
言毕，皇太极犹恨恨不已。
天将黑时，莽古尔泰率色勒、昂阿拉（莽古尔泰异父兄）等四人至皇太极御营外一里多地处，派人向皇太极请罪：“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因对上狂言。言出于口，竟不自知。今来叩首，请罪于上。”皇太极派额驸杨古利、达尔哈传谕：“你在白天拔刀想要杀我，晚上又来干什么？色勒、昂阿拉等与你们贝勒一起来，是想让我们兄弟互相结仇杀害吗？你们如果一定要来，犯的罪就重了！”
天聪五年（1631年）十月，莽古尔泰因醉酒“御前露刃”之罪，由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共议，议定革去其大贝勒名号，降诸贝勒之列，夺其五牛录属员；罚驮甲胄雕鞍马十给皇太极，驮甲胄雕鞍马一给代善，素鞍马各一给诸贝勒；此外还罚银一万两入官。皇太极以“此以朕之故治罪，朕不予议”为由回避，实际上是同意了诸王贝勒的审断，不肯宽宥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及其依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朝贺届期前，皇太极以礼部参政李伯龙奏疏中指出朝贺行礼时，不辨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逾越班次的情况，建议应酌定仪制，并提出莽古尔泰“因其悖逆，定议治罪，革大贝勒称号”后“可否应令并坐”的问题。讨论中，有一半贝勒认为不可并坐。代善见状，不免兔死狐悲，即说：“上谕诚是。彼之过，不足介怀，即仍令并坐亦可。”半晌，皇太极与文馆诸臣均不表态。代善方明白就里，不得不改变主意：“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谓我等既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
代善的这一席话，说得很有道理，诸贝勒都很赞同。皇太极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从此，天聪汗始“南面中坐”。
天聪六年正月，国人朝见，“上始南面独坐”，皇太极心中十分喜悦。“庚子上御便殿，命贝勒阿巴泰、豪格、额驸杨古利往召大贝勒代善；命宗室巴布泰、拜尹图、巴布海往召贝勒莽古尔泰”，请至宫中，分别“行家庭礼”。中宫皇后及众妃以元旦之庆礼拜代善等，然后设案进酒欢宴。皇太极以玉斝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皇太极则以金卮自饮。这次家宴也体现了南面独尊之仪。皇太极与代善素不饮酒，因“互相酬酢，皆颜酡”，诸贝勒也不受约束地畅饮。宴后，皇太极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又令德格类、济尔哈朗、觉罗龙什及巴克什库尔缠、达海力止代善、莽古尔泰的拜谢，心中十分欢悦，将二兄送出宫门。这是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请代善、莽古尔泰入宫宴饮，充分表现了他“南面独坐”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莽古尔泰虽然获罪，降为诸贝勒之列，皇太极“仍以兄礼遇之如初，召入宴，特稍次于代善云”。不久，皇太极又将“所罚五牛录人口并分内汉民及供役汉人庄屯等项”都归还莽古尔泰。
天聪六年（1632年）十二月，失去大贝勒称号的莽古尔泰“偶得微疾”，两天后“辰刻疾笃”“至申刻贝勒薨”，其间不过五刻，他就患急病而死。
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革去大贝勒称号后，只一年多的时间即因病而死，可以想象，他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据后来冷僧机揭发，莽古尔泰在革去大贝勒称号后，曾与莽古济、琐诺木杜棱、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对佛跪焚誓词，阴谋夺取汗位。这一谋逆罪状在莽古尔泰死后将近三年才被揭发出来。所以莽古尔泰之死，当是羞恨交加、篡位无望而患病所致。在莽古尔泰死后近三年，其弟德格类“亦如其病”“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因而有人认为莽古尔泰兄弟二人之死是为皇太极所毒害。但从谋逆事发，皇太极将“莽古济、屯布禄、爱巴礼全杀灭族”来看，如若早知莽古尔泰、德格类参与谋逆，完全有能力将他们公开杀掉，而不必用暗害的方式；如若不知他们有逆谋，也不必加害于他们。莽古尔泰死后，皇太极给以礼葬，并劝其大福晋不必生殉而抚养幼子。当祭奠莽古尔泰时，其福晋们让男人们入内饮酒致醉，涉嫌乱行，皇太极对此仅给予规劝训诫。据此种种迹象来看，皇太极应不会采取暗害的手段。
德格类是努尔哈赤第十子。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出生于群山环抱的费阿拉城。母亲为继妃富察氏。此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自中称王”，面临着进一步拓展宏图大业的艰巨里程。这个新出生的“十阿哥”的命运便同父王的基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天命三年（1618年）誓师反明后，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直叩明朝边门，迅速向辽东进军，在萨尔浒击败明军主力，攻占开原、铁岭，随即又发动辽沈之战，夺取辽东重镇辽阳和沈阳。天命六年二月，后金军进兵位于沈阳东南的军事要地奉集堡，进行“矢镞侦察”从而揭开了辽沈之战的序幕。德格类作为一名青年将领，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左右步骑劲旅分八路略奉集堡。守城总兵李秉诚得知后金军来攻，领三千骑兵出城，在离城六里处安下营寨准备迎战。他先派二百骑兵前探消息，被后金军左翼四旗遇而击败，溃逃于城北高岗附近，努尔哈赤命德格类率右翼四旗搜击，追杀至明兵屯集之所，李秉诚率众拔营而逃，德格类乘胜追击，李秉诚遁入城内不敢出战。明总兵朱万良引师来援，也被后金军击溃，死者数百人。经此一战，努尔哈赤探出明军在辽沈地区的虚实，德格类首战建功，其军事才能有所显露。三月，德格类跟随努尔哈赤参加了攻打辽阳和沈阳的两大战役，后金占领辽东广大地区后，他又奉命率八旗大臣于新占领之地安抚新附汉民。到达海州（今辽宁海城）时，城中官员、乡绅敲锣打鼓，抬肩舆列阵来迎，德格类令手下士兵登城而宿，并传令军中，不准在乡村驻扎和住宿民宅，不许抢劫财物，扰害城内汉人。当得知两名士兵违令抢劫居民财物后，立即将其捉拿治罪。归途中士兵虽已无口粮，但忍饥而行仍秋毫不犯。同年八月，他又随同代善、莽古尔泰等率兵三千前往辽南，收金州至旅顺口沿海各城堡居民，并将其迁往内地以便进行控制。德格类卓有成效地推行努尔哈赤的“安民”政策，对稳定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起了加速作用，使“归顺者日众”。其间，海州所属析木城乡人将所制绿瓷碗、罐三千五百个呈献给后金汗。盖州贫民献金朝天惠帝时所铸古钟。努尔哈赤十分得意地说：“河东这些俯首归降的汉人为我效力，河西明朝官吏一定非常仇恨他们，我们应对其抚养录用”，因而授献瓷罐之人以守备职，献钟者备御职。当时辽河桥已拆毁，努尔哈赤拟于入冬结冰后往征辽西之地，因此对渡口地区的安全非常重视和关心，命德格类两次率兵巡视辽河渡口，追杀出没于该处进行抢掠的蒙古人，使通往辽西的交通要津得以保证安全，当地的居民也免遭扰患。
后金势力的扩展，使漠南蒙古贵族的利益受到冲击，双方冲突日深。扎鲁特部首领昂安，多次劫杀后金使者，掠夺其财物。天命八年四月，德格类奉命与贝勒阿巴泰领兵三千前去征讨，急行八日直捣昂安居地，经过激战，俘杀昂安父子，获部众一千二百余人，得马牛羊驼一万七千余只（头），凯旋而归。努尔哈赤亲出辽阳东京城四十里迎接，还设宴慰劳犒赏出征贝勒官兵，德格类因功被封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年）十月，因蒙古扎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德格类跟随大贝勒代善再度出征，使其降服后金，稳定了后金国的后方。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德格类勋劳卓著受到父汗的重视。天命七年（1627年）二月，努尔哈赤颁行八王共治国政之制，即令德格类随班议政，同时对其失误和过错，一经发现也严厉指出。天命八年六月，永宁监备御李殿魁送金给都堂乌尔古岱，德格类知情不举，受到惩处，努尔哈赤责他“越分行事”，德格类深感惭愧，从此谨慎奋发。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后，众家贝勒共举皇太极继登汗位，德格类也成为议政十贝勒之一受到重用。
皇太极继位后励精图治，改革后金存在的弊政，调整满汉关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德格类尽职效力，与皇太极“合谋一致，共图大业”。天聪五年，皇太极分别致信给两大贝勒、十议政贝勒和八大臣，征询对国政治理方面的见解。在给议政十贝勒的信中他说：“现在听说国内人民有不少怨言，究竟为什么？要你们询问明白后报告，国家政令有应当改的就应提议更改，对我的过失，老百姓的疾苦，凡有所见解就应直说。”德格类奏言道：“皇上继位以来，处事果断，是非明了，没见有什么失误。”对皇太极的施政措施表示赞成和支持。他还强调说：“如果大家都能持身公正，各思竭力效忠，皇上就不能这样操劳了。”针对一些主管刑法的大臣不秉公办事，枉断命案的现象，他提出：“要慎重推选正直的人掌管国内刑法之事，做到忠者用之，义者奖之，摒除谗邪，如果诸贝勒犯了罪，也应从公治罪”的建议，并被采纳。
后金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六部后，德格类被任命为户部贝勒总理部务，负责分编民户、管理粮赋等事，尽管户部事务较为繁杂，但德格类勤劳职事，料理得当，做得很出色。两年后，皇太极召集六部官员于内廷议事时，称赞户部“办事妥协，不烦朕虑”。皇太极对户部事务非常关心和支持，凡事都肯为德格类撑腰作主。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汉军八旗备御纷纷向德格类诉苦，说汉官所负差役太重，请求酌减。德格类奏报，皇太极马上派人查询，调查结果与汉官所言之苦不符，只是因不久前，皇太极令汉军备御给新归之人买女配为妻室之钱未做偿还使之生怨，借以为词。皇太极谕令德格类按价还钱，又命贝勒萨哈廉召集汉官，指责他们“忘却得辽东时所受苦累，而为此诳言耳，此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并向汉宫们说清楚：“如果论功劳作为升迁的条件，你们现在的总兵官不知该居何职，如照官职功次而言，满汉官员所占有的奴仆都应平均，而你们占有千丁，满洲官员哪个有千丁？而满洲差徭比你们多三十余项。不能说满州官员的好处超过汉官。”一番话说得众官羞愧不言，再不敢向德格类提出无理要求。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德格类随皇太极率军入关，略宣府、大同一带，收察哈尔余众。自天聪六年后金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携部众渡黄河西逃，其部属苦其暴虐，纷纷归向后金。此次出兵，行至伯尔赫，又有一千户来归，德格类遵旨妥善安置新附部众。队伍进行时，他率队前行，令左翼固山额真吴讷格断后，将蒙古归民置于队伍中间，安全携至习礼地方，率千户首领叩见皇太极，然后分与各旗，令其各自派人送往盛京。在后金统治区域不断扩大、人口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户部有效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职能，对加强后金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时期后金战事频繁，德格类既主管户部事，又统兵作战，施展出自己的才能。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率诸贝勒用兵辽西至广宁边外，德格类奉命与贝勒济尔哈朗等挑选精骑，做为前哨先行，他率兵攻下明哨所，败其哨卒，将敌军追至锦州城门下全歼。天聪三年（1629年）九月，又随济尔哈朗等率兵一万往略锦州、宁远一带，俘获人口、牲畜数以千计。天聪五年八月他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与其兄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所属正蓝旗做后策应。九月，明监军张春、总兵吴襄领兵四万自锦州来援，在距大凌河城十五里处列阵，德格类听调与大贝勒代善前往阻击，冒着明军枪炮射击，骑马驰入敌阵，阵斩明将张吉甫，生擒张春，大胜而归。大凌河城被攻下后，他又随贝勒阿巴泰等率四千兵，按大凌河降将祖大寿所献的诈逃计，化装成明军夜袭锦州，后因天降大雾返回，即奉命将大凌河归降的万人分编各旗，全部迁居沈阳。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统领八旗铁骑进攻蒙古察哈尔部，德格类率部前往，奉命与济尔哈朗为右翼统二万兵往掠归化城，日驰七百里，从博多克隘口入城，尽俘未及逃走的察哈尔部民，编为民户携回。同年九月，德格类又与兵部贝勒岳托奉命开拓疆土，自耀州旧界边到盖州以南，进一步扩大了后金的统治区域。
天聪七年（1633年）五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部从山东登州渡海归降后金，在旅顺口遭明东江总兵黄龙的截击。皇太极遣兵至镇江接应，随后令德格类与岳托率部下大臣以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新附元帅孔有德、耿仲明等领兵一万，取明朝海上据点旅顺口，激战攻取，明将黄龙自杀身亡。攻取旅顺后，孔有德、耿仲明部下官兵占居城内富人及官绅住宅，又伪称所获汉民为己亲戚，任意将其携走，满洲大臣和士兵见状皆感不平，欲索回充公，德格类按皇太极行前所嘱，对汉官尽力优待，将所取之人尽数给之，又以理安抚满洲官兵，避免双方发生冲突，顾全了大局。他还遣人向皇太极奏请继续进攻附近岛屿，打击明朝势力。皇太极考虑兵力不足，诏令留一固山额真和部分官兵驻守旅顺，余者归沈，准备进攻明辽西之地。德格类立解其意，上疏推荐叶臣、伊尔登二人为两翼额真留守，其下每旗留大臣三人、二千五百兵，再命游击图赖为汉军额真，领备御二人及百名士兵留驻。他认为，旅顺口地方空旷，虽几面为水，但不能因此而疏忽放松防备，建议皇太极派兵驻守金州，并于金州与旅顺口之间设哨位，以保证旅顺口地区的安全。回返之日，他令将炮车留盖州交付副将石廷柱等妥为收藏待日后驿递送还，其驾炮车牛交原主携回，将善后事宜安排妥当，方携所获金银财宝而归。皇太极十分满意，率诸贝勒大臣出盛京城十里迎接，并设宴庆祝，宴间以金卮酌酒赐予德格类等以示慰劳。此次出战，拔掉了明朝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对后金国的巩固和进一步对明作战有很大的意义。皇太极言及此事时，满有信心地说：“攻取旅顺，军威大震，明军唯恐我方乘势进攻，忙于防守，怎有精力来犯我呢？”
德格类与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同母所生，还有一姐名莽古济，因曾嫁与哈达部首领故称为“哈达公主”，与莽古尔泰一样都是皇太极的政敌。德格类性格内向，行事稳重，不似兄姊那样外露莽撞。多年来谨慎从事尽忠于上，很受皇太极赏识。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袭击大同、宣化地方，收服林丹汗西逃时迁往明边外的部民。命德格类率东路军六旗从独石口入边，沿途攻略明地，然后往居庸关探明敌人虚实再会大军于朔州。德格类中途攻赤城不克，又“不至上所指示长城之地”，便径直进入应州（今山西应县）与皇太极会师。八月，皇太极令诸贝勒率各路军往略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在进攻王家庄时，与之相约同时进攻的正黄旗军率先登城，奋击明守军，而德格类却无故“逾期不至”，护军统领谭泰特意护军二百往迎，两次违误军令使皇太极内心甚感不快。天聪九年（1635年）六月，德格类奏称：“官场所设监牧之人不能胜任，当别选才能者掌之”，还强调“此乃代我八家（即八旗）出牲畜者，不可忽视。”皇太极当即严肃地指斥他说：“你这么说是极错误的，你的意思是：我八家的牲畜需谨慎牧养，而属国家的即可忽略吗？”对其只关心八家，不关心国家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驳。数日后，皇太极又在众大臣面前责备诸贝勒“不遵朕命，遇有所获互相争竟”，德格类也在所指之列。皇太极不能容许不利中央集权的八家分权制再存在下去。
不久，因娶察哈尔林丹汗来归妻女引起风波，殃及德格类，使之获罪受罚。林丹汗败死大草原后，其家眷及部众纷纷来归。按满洲惯例，诸贝勒可以分娶其妻女。是年九月，奉命同征的多尔衮获传国玉玺，携带林丹汗妻子苏泰太后及子额哲等凯旋归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及众贝勒出怀远门远迎。德格类姊莽古济也随之前往。莽古济是太宗长子豪格妻母，在回归盛京途中，豪格征得父汗同意纳林丹汗福晋伯奇太后为妻，莽古济闻知心生怨恨，指责皇太极说：“我女尚在，豪格为何又娶一妻！”在这以前，莽古济因嫌恶丈夫琐诺木先娶之妻，妒恨丈夫与妻兄托古要好，曾逼迫琐诺木告发托古唆使自己谋害莽古济，又让德格类、豪格和岳托为此事做假证，奏请处死托古。皇太极令众贝勒会议审实，查知纯属捏造，对莽古济十分反感。早在太祖在世时，莽古济就“专以暴戾谗谮为事，太宗素来与之不睦，他曾告诫长子豪格对莽古济要“谨防之”。此时，见她为豪格另娶之事对自己蛮横无礼更生厌恶，得知大贝勒代善对她亲近善待十分生气，对德格类也愈加不满。回到盛京后，他召诸贝勒大臣及侍卫等到内廷，当面指责代善，牵涉到德格类。他十分严厉地说：“德格类、岳托、豪格你们偏听哈达公主一面之词，要杀掉无罪的托古，这应该吗？你们这么胡做非为，我只能关闭门户，过我安分守己的日子，你们推举有能力的人做汗吧”。说罢怒气冲冲回到宫中便不复出，也不许众贝勒进入与之相见，诸贝勒大臣忙至朝门外祈请临朝，又议定代善和德格类罪，皇太极这才重新临朝听政。对代善有所宽免，但对德格类仍按众议罚银五百两，莽古济也被禁止与一切亲戚来往，有私与往来者一概定罪，德格类未敢有所言。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初二日，德格类于受罚后第八天夜里，与其兄莽古尔泰一样“暴疾不能言”而死，年仅40岁。
皇太极对德格类本来很好，对其成见多因受其兄姊牵连，闻德格类突然而逝，心中非常难过，往哭痛悼至三更方回，令免其前日五百两罚银。两个月后，莽古济属下冷僧机揭发在大凌河之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后，德格类、莽古济与之结党，曾焚香对天盟誓，要夺取汗位。皇太极令审实，莽古济供认不讳，伏诛。以前，琐诺木于酒后多次言告皇太极：“汗你为什么信任你的兄弟，他们要杀害你，你须提防”。皇太极始终未信。今日真相大白，他大为震怒，对莽古尔泰、德格类愤恨不已，虽死而不赦其罪，令追削贝勒爵，将其子废为庶人，所属正蓝旗被分编两黄旗内，改由皇太极直接统辖，其坟茔亦被毁。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玄烨皇帝才诏命赐其子孙红带子复宗籍。为父兄基业效力二十余年的德格类，因犯下“十恶不赦”的谋逆之罪，成为清代几个被开除宗籍的皇子之一，而且与其兄莽古尔泰一样，始终未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