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斗争的成功或失败，前进或后退，是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紧密联系起来的。只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和一切“左”或右的倾向进行斗争，地下党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
地下党斗争的成功或失败，前进或后退，最根本的决定于整个党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考察一下党的历史，党的白区工作的历史，便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从党的历史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国共两党合作阶段，党基本上是处于公开合法的活动中，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没有多少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白色恐怖的大屠杀中，一部分被迫转入地下，一部分则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在白区，主要在白区城市中党的工作，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当时不是组织有秩序地退却，相反，在一个时期中采取“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行动，强行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暴动，招致了地下党组织的严重破坏。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斗争必须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应该以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地下斗争为辅。在1927年的政治情况下，革命处于低潮，就应该实行必要的退却，把力量转移到农村去，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在城市则利用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而不应该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事实上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冒险行动。同时还在组织庞大的缺乏掩护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群众团体。不去团结中间势力，而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等等。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指引下，白区地下党遭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损失，这是极其惨重的教训。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党的正确领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白区地下党才走上正确的道路。党的组织转入严密的秘密状态，不冒险和强大凶恶的敌人实行决战，而且尽可能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形式，使党组织得以长期存在和隐蔽力量，逐步积蓄力量。党组织深入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为群众需要，又为当时内外条件所许可的必要斗争，引导群众在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力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样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以迎接更大的新的斗争。同时尽量争取同盟军（包括那些哪怕是暂时的同盟军，使之中立），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些就是当时我党地下党活动的正确斗争策略。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白区地下党才恢复发展起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白区地下党又受到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强调合法，而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致使大批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后来几次反共高潮中，遭到大批逮捕和屠杀，这又是一次惨重的教训。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新投降主义，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几次反共高潮，对地下党实行残酷镇压时，及时坚定地提出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反对急性和暴露”。同时坚持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不去发展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政策，提出和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和在斗争时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这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使白区地下党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又逐渐聚集起民主力量，推动民主运动的新高潮的出现。从这以后便一直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天津、上海、重庆、昆明、成都、武汉、杭州等地掀起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形成了“第二条线”。有些地区如广东、云南、四川甚至发展到建立配合性的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迎接了解放。
从白区地下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路线、政策、策略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白区地下党斗争的成败。凡是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工作就前进，就胜利，否则就后退，就失败。这一点凡是在白区做过长期地下党工作的，都深刻地体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