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邵雅楠他们的加入，现在“LAN”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
而之前何先生推荐的那个和欧洲的几个国家，诸如荷兰、土耳其、冰岛、葡萄牙等国家一起合作的国际性的项目，也正式进入策划阶段。
简岚并没有着急着开始准备项目的策划，而是把大家都聚集到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因为对一个展览的主题而言，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展览主题的构思和作品的选择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整个展览中需要不断地去提出问题、不断地去展开讨论，像这样子国际性的大项目，不可能像之前何先生的展览一样，只有一个主题，而是由很多个主题并联串在一起的。
而每个主题提出来以后，还需要根据这个主题去选择适合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画册中，所有的主题都会单独出现，而在展览中，有的主题中的作品是交织在一起，有的则是单独出现的。
简岚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揽下整个项目的主题，之所以一直迟迟不肯答应何先生，也是因为人手不足这个原因，现在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人加入，其中还不乏有之前策划部的同事，自然就可以大胆地放手去做了。
简岚也有让方晓薇负责其中的一个主题。
在方晓薇得知自己全权负责其中一个主题的时候，还有些不敢相信。
方晓薇用手指指着自己，问道：“岚姐，真的让我自己一个人负责吗？”
简岚笑着点点头，肯定的说道：“对，就是让你自己一个人负责这一个主题，如果需要什么人手的话，直接和陈并联系。”
方晓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既担心又兴奋。担心的是自己负责的这个主题，和简岚所策划的主题无法完美的匹配到一起；兴奋的是她终于可以自己全权负责一个项目了，又怎么不会兴奋呢？
简岚看着方晓薇那个一会儿露出惊喜的表情，一会儿又蹙着眉头的模样，就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想当初，自己从一个助手到得知自己可以独自策划一个小型的展览时候，内心活动也是如方晓薇一般，只不过，也许是因为自己比较内敛，还不至于像她这样把所有的情绪都往外放出来。
简岚安慰道：“别这么担心，我会让你一个人负责这个主题，也是考虑到了你本身的能力，自然是你的能力达到了我觉得可以了的标准，我才会把这个主题单独让你去负责，你既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也要相信我的眼光。”
方晓薇点点头，用手抚在自己的胸口，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展览的存在是为作品的产生制造了可能，即作品和展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复杂与仅仅把现存的作品摆放在一个展览中，构成展览的内容，成为展览主题的注释和或者图解。一些艺术家的创作需要展览的催生和支持，艺术家得到展览的邀请，为一个特定的主题、语境和空间构想和制作一件新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特别是装置作品，本来是没有存在的机会的，当得到了展览的支持，它们才得意诞生。
无论是邀请或者是委托艺术家制作新作品，亦或是选择艺术家已有的创作，还是请艺术家复制以前做过的的作品。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策展人和艺术家沟通，关注彼此思考和工作的交流，既要充分地表述策展人的想法，也必须要充分地尊重艺术家的思考。
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的关系以项目为单位，艺术家与诸如此类等有时效性的展览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定制的合约关系，形成了供应商和客户的权利关系。这种倾向使艺术生产和思考陷入了一种僵化，也使艺术自治和艺术家思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次的这个国际性的项目也有部分本地的艺术家参展，因此策展人就必须要协调好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对于国际性的展览而言，本土性和国际性都不应该过度简单地被讨论、看待和处理。
就以这次的展览为例，虽然其与本市的历史、本地的语境和周边社区的关系密切，但在整个策划的过程中，策展人没有必须要把这一点呈现或者拿出来讨论。完全可以把这次的展览视作是一次交流的机会，在一个地方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策展人、艺术家以及观众交流的机会。
毕竟，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和亚洲的艺术家之间相互交流和合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少的。
同样是策展，策划国际性的展览和策划国内的展览也是不尽相同。策展人的思考维度不应该仅仅来自其国际，就像简岚作为一个中国的策展人，但是她并不能代表中国。策展人应该在展览里展示的是他（她）所要讨论的问题，以及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过去30多年间几乎每个中国艺术行业人士都同时受益又受制于中国这个特殊的身份和语境。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快速发展刚好吻合从上世纪印年代末欧洲开始对其他国家的关注，仅仅“中国”的身份就足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签，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得到在欧美发达国家呈现中国专题的机会，这使得艺术实践者前所未有地依赖民族性。
但当这些都被认为是当代民族文化的代表和群体情景样本呈现的状态时，既给他们带来重要的实践平台，也使得一些个体实践者的特殊性无法突显出来。当文化的多样性被简单的符号所代替，这本身就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它遮蔽了艺术思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普通观众和行业内人士也具有误导性。
有一部分的艺术从业者会将民族性作为一种工作的惯性。这其实是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他们不从自身出发思考和研究问题，使其仅仅成为文化符号的载体。当这种文化符号不再流行，或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强烈的自我否定。
在这种困扰中，创作者们就更加强化了欧美文化机制和对市场的依赖感和想象，把本土性和国际性对立起来，把挫败感归结为国际艺术世界对中国的排斥，甚至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这种思维放弃了个体的可能性和责任感，也将自身排除在一种全球化的关联性之外。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思考和创作成为一个内在化的状态，而不是由外在机制开启的过程，创作应该是自我实践的要求，而不是依赖于外界邀请来展开的。
艺术实践和思考永远是个体的，不应该是群体性的。群体性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而无法建立持久的内在化工作机制，也往往削弱和遮蔽个体实践的面貌和深度。
中国艺术和策展不应该从国际化的语境中割裂开来，也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民族性。思考应该立足于“此时此刻”，而此时此刻前所未有地同时具备了民族性和全球化的特征，并被这两个平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语境所界定。
在个体的实践中真实地面对此时此刻，才是真正地参与到国际化语境中，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如果他的作品反映了全球性的反思、哲学思考或者社会政治问题，那么这就同时具备了民族性。
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容器，空间的设计也是策展的个表达平台和方式。各种空间都具有可能性，策展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不应该太依赖于某个被设定的语境。通过艺术家的设计和创作来传达展览理念上的思考和态度。
简岚之所以选择合作策展这一模式，也是因为合作策展和独立策展的不同性。合作可以让不同的策展人学习更加明确地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就这一点而言，合作对个人的要求更高。
大家需要坐在一起头脑风暴，来一起讨论展览的主题，各自提出带有个人风格的子题目，并展开论述和选择各自主题的艺术家及作品。同时在展览的准备过程中经常一起会面、分享、沟通、交流、辩论，寻找互相工作的共同平台。
重要的一点是，每次的讨论都并不会去尝试达成一致，因为合作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不仅仅是为了达成共识的一致性而工作。多次的见面和会议中决定了在一起的方式，它应该使所有策展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所表述的立场和观点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展示。
这样的合作模式在国内的展览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国内的展览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主策划人及其助手共同策划完成的，像这样每个策展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共同合作策划一个项目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因此，大家都十分的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