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观念一直比较传统，主要关注生存安全、军事安全，认为安全的威胁来自于世界大战与外敌的入侵，安全的手段主要是加强自身的军备建设和军事结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安全观念逐渐发生变化。70年代末，中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本质就是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政策；1980年代中期，中国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面临的安全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政界、学界正积极探索适应形势变化的新安全观。
1997年12月，中国正式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和平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1998年7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国防》，正式宣布中国的新安全观。
1.新安全观对于安全威胁的认识与传统安全观不同。
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实际上，一个国家会不会称霸、扩张、侵略或干涉别国事务，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动机，二是实力。实力是客观的，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础与前提；动机直接决定政策，而政策是人为主观的，当然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同一个国家或实力相近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政策选择，关键要看动机如何。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有危险动机，即使实力有限，也能造成威胁，像恐怖主义活动等。
中国认为，冷战后，对国际安全最大的威胁是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维护霸权的企图和以武力为后盾压制其他力量崛起的霸权主义政策。这些已经朋确写人美国的国家战略之中。美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宣示，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美国的国家战略日。
已将地区大国的崛起列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别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干涉时有发生，这种政策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形势，非常容易引起军事冲突，破坏国际安全。特别是近年以来，美国的武力干涉主义猖獗起来，公然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于不顾，随意轰炸伊拉克和南联盟；单方面违背反导弹防御条约，与日本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严重破坏了核裁军进程，很有可能引起高技术军备竞赛，把世界推向危险的境地。
2.中国的新安全观强调合作安全，认为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合作不是为了共同对付威胁，而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这和传统的安全观有了根本的区别。
传统安全观认为，安全是一种零和游戏，一国的安全是相对于对方的不安全而言的，有关安全的双方是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因此，安全与合作是不相联系的概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全球化、区域化潮流已经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经济上复合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像环境保护、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把一国的安全与他国的安全紧密联系起来。现在，许多安全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国家力所能及的事情，它需要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来实现。
3.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与条件在于经济发展、共同的安全利益和相互信任。
首先，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安全的保障，经济发展与合作才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的基础。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在西方国家极其盛行，它基本的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爆发战争，它们一般倾向于用非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实，这种理论是西方“扩展”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工具。美国学者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尔发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民主国家常常与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新安全观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少于发展中国家之间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依附度较高，战争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相反，主要是贫穷和经济落后造成发展中国家较多的军事冲突。中国认为：“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从而加深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本地区安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的新安全观中，经济安全占有突出位置，这是对传统安全的一大突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经济安全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认为，经济因素是安全的基础，经济安全是稳定与发展的的基本前提。
4.新安全观认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地区安全的必要条件，它比一个国家或集团的实力更为可靠。
因为国家或集团的实力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才是绝对的，而且国家之间的分化组合总是动态变化的。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一国或集团实力的上升，只会引起与对方实力的零和的螺旋式上升，根本不会带来安全，只会面临安全困境。冷战时期，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典型例子。相反，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国家关系一般不会导致战争，地区安全也不会受到威胁，因此，共同利益比实力更能保证安全。中国认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
5.新安全观认为，相互信任是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而军事同盟则无助于国际安全，它只能增加相互疑虑，加剧军备竞赛，导致军事冲突。
事实证明，冷战时期的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并不能营造和平。冷战后中俄之间的相互信任使得两国历史上长期遗留的边界争端得以和平友好解决，中国与俄、哈、吉、塔五国也是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签署了边境相互信任协定。近几年，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多边对话与协商，其主要目的也在于，通过对话和协商，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安全合作，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最近几年，亚太地区形势恶化，自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出台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得以巩固和加强，本地区的两大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是破坏了亚太国家间本来就很脆弱的信任关系，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亚太地区刚刚发展起来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势头受到阻止。中国针对美国这种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和研制TMD的政策与做法表示忧虑，并提出批评。中国认为，美国的政策无助于国家间的信任，必然会破坏地区安全与和平。
关于国际战争与和平，上文作了一个简要的理论阐述。由于篇幅和作者本人的水平所限，它并未将所有的理论认识囊括进来。不过，可以看到，我们难以将国际安全的动力归结为某一两个具体的因素。关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论解释。它们最多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朝向战争或和平的趋势可能得到加强或抑制而并未肯定地告之什么因素必然导致战争或和平。而且，这些解释也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一方面反映出了国家间战争与和平这一社会现象的复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寻找具有充分的解释、预测能力以及可实践性的真正的国际安全理论依然是一个艰难的目标。或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国际安全或国际政治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理论研究会失去意义。毕竟，任何一种不那么完美的理论总是可以提供一些启迪。当然，如果要将来自于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启迪转化为对于现实的较准确的把握，大概还得求助于经验、阅历或直觉。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才构成我们所说的“智慧”。无疑，能否在国家间实现长期的和平，能否在东亚获得持久的稳定，正取决于我们具有怎样的聪明才智，而它不仅有着理论的内涵，也有着情感、道德和心理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