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武谷的“三阶段论”理论认为，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是遵循着现象论→实体论→本质论这样三个阶段进行的。所谓现象论，是指原封不动地把握现象的阶段；所谓实体论是指搞明对象有什么样结构这样一个阶段；而所谓本质论是指寻找对象的运动法则的阶段。量子力学也好，牛顿力学也好，都是遵循着这样三个阶段认识发展的结果。实证主义者经常忘记了第二个阶段(实体论阶段)认识的重要性，而武谷先生把当时的原子核物理学的状况，规定为应当是正处于从第二阶段的分析探索迈入第三阶段的道路时的一种状态。中子的发现，以及介子理论的导入的重要性，可以说就是这一规定的显示。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22页
我所从事研究的原子核物理学，或者叫做基本粒子论的理论，是一门非常新的专门科学领域，是在我还是大学生时代时才产生的学问。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从古老科学的传统观点中摆脱出来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的学问同古典学问之间也许看不出有任何渊源关系。但是，破旧才能立新。“科学的方法”，也即方法论问题，就是怎样摆脱旧的思维方法。在这一点上，经典的东西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的经典，特别想例举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来谈一谈。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我40余年的科学研究生活中，始终为我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投射出瑰宝一样的光彩。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4页
科学工作者一旦失去全局性观察，不仅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危机，而且学问本身也会极度衰落。我们应当牢记古希腊科学、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科学所造成的奥斯维辛、广岛和越南那种结局，现代科学必须闯出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以马克思所开创的、武谷三阶段论为顶峰的新的方法论、新的哲学，必须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前进。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3页
为了发展学问并使之为人类谋幸福，必须以根据现代科学所提炼出来的新的自然观、新的方法论作为基础，必须把由19世纪为止的科学所一个个切割开来的自然联系起来。我认为只有根据这样的联系，才得以使现代科学变得真正象现代科学，且在人类历史中，科学才能起到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的话，科学的结果将成为奥斯维辛、广岛和越南，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不让这类奥斯维辛和广岛那样的悲剧重演。
摘自(日本)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第311页
这种方法诚然也是深入了解自然界真实情况的一个必要过程，不过，它是生硬的，也是粗糙的。自然界当然有一个模式，但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状态。自然本身，以濑户内海为例，是渔民们用全部的体验来保护的。至于说到究竟是研究者们还是渔民们保护了这个自然，那当然是渔民。所以，研究者们首先应该听取渔民们的证言，要向渔民们学习。
但是，研究者却固执地以为自己的生硬的模式就是自然本身，并认为这就是“科学”的真理，反而把渔民们的证言斥之为视野狭隘的经验，斥之为‘非科学’而不予理睬，当然就更谈不到向渔民们去学习了。渔民们的自然观，虽然很接近自然的本质和构造，不过仍然还处于经验阶段，有时的确是极其直觉的，确实还难以客观化，难于系统化，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这里还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他们能够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者们只有一面向渔民们学习，同时又去帮助渔民，才能共同为深入了解自然的真实状况而发挥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优越性就是，即使没有亲身接触到自然现场，对自然现场的运动状态也还是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所以，比起渔民来，研究者不论行动范围，还是收集情报的范围都更广泛得多。此外，尽管科学方法有局限性，但它对自然运动状态的认识，不论在风速、潮流速度，抑或在水温盐分、浮游生物分布，乃至在有机物需氧量等方面，都能够吸收一定地区渔民的经验并使之客观化；它还能掌握有关濑户内海全水域甚至海洋全貌的情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将渔民的经验系统化；它还能把迄今为止人类用科学方法所得到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与长期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渔民们的实践相对照，从而互相印证。然而，遗憾的是，政府或自治体、企业及大学方面的许多研究者并不是立足于这种正确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者仅仅是把自然界所显示的支离破碎的片断做为测定值，或者以假说作为前提而提出自然的模式。这恰如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信奉者们一样，远离自然本身，也不根据自然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一个劲地盲目地认为圣经或者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就是反映自然的真理。可以说，测定仪器或者依据假说而提出的自然模式，就是今天的这种圣经。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自然，计算环境可容量，防止环境污染，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进一步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是为领主及教会利益服务的，而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则以自己的无能服务于不道德的经营家们的利益，并成为他们破坏自然的帮凶。
摘自(日本)星野芳郎《星野芳郎著作集》第2卷第155—159页
学说，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一种假说。如果一种假说能建立在最简单明了的前提之上，并能说明迄今为止未能说明的众多事实，那么这一假说就是最接近真理的学说。除非又有了一种较之更简单明了、更能说明问题的假说。
摘自(日本)梅原猛《学海觅途》第122页
在烽火中建立并在战斗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各种技术，为我国人民新建立的科学带来非常宝贵的传统，这就是自力更生精神、无条件服务的思想和从革命任务出发而建设和斗争、进攻并争取胜利的观点。
摘自(越南)谢光宝《科学为生产和战斗服务的二十年)《东南亚研究资料)1966年1期第1页
为了适应各个技术部门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技术管理工作，以便合理使用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资，充分使用各种机器设备能力，并且加以很好地保养，稳定产品质量，进一步使工作有条有理和走上轨道，使技术改革运动有具体的目标和步骤。
摘自(越南)谢光宝《科学为生产和战斗服务的二十年》《东南亚研究资料)1966年1期第6页
我们说，在关于天体的问题方面，有两种学说。持第一种学说的人认为每一个星都是它自身与一定数量的球的联合。这些球为这个星的运动所支配，就像整个形体属于一个单独的动物一样。其中每一个球的活动，都是由一定数量具有一种运动的部分完成的。因此这些球像器官一样。但是这种说法没有继续把所有的球都讲到。
以后来了另一种学说，持这种学说的人认为所有的球内部都有一个分离的特殊生命，并且认为存在着第九个形体，这个形体实际上是单一的，其中并没有多。这些人会认为，当“灵魂”这个名称应用在天上的灵魂和植物灵魂的时候，只不过是凭着同名而应用的，因为这个定义只能用在那种属于组合物的灵魂上面。
摘自(阿拉伯)伊本·西那《论灵魂》第17页
倭马亚王朝时对医学已有所重视。因为人们需要医学，也因为医学与其他外国科学相比，对宗教的影响最小，因此，允许翻译医学书籍不会使任何倭马亚人，其中包括最虔诚的欧麦尔二世感到为难。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第252—253页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医学和星相学上，原因是实际生活的迫切需要。如曼苏尔因生病而需要医学和星相学，因为他认为星宿运动及形态与现实世界中的凶吉有关。从那时起，医学和星相学就成了两种官方的事业，由国家派专人掌管。如军迪沙普尔的久尔吉斯·本·捷伯里勒·本·伯赫帖舒成了曼苏尔的御医。当其年迈时，曼苏尔又任命他的弟子伊萨·本·谢赫拉纳为御医。迈赫迪任哈里发后，让外号为“古莱氏之父”的伊萨·索依达拉尼作他的医生，让鲁哈的基督教徒陶菲勒·本·突马作他的众星相学家的首领。拉希德掌权后，伯赫帖舒·本·久尔吉斯和约翰·本·马赛维成为他的保健医生。买蒙继位后，宫廷中的医生和星相学家就更多了。星相学家有哈拜什·哈西布、阿卜杜拉·本·赛赫勒·本·努拜赫特、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密和犹太人马萨艾拉；医生有赛赫勒·本·萨布尔、约翰·本·马赛维、久尔吉斯·本·伯赫帖舒、伊萨·本·哈克木和扎卡里亚·塔依夫里。哈里发穆阿泰绥姆登基时，他的御医先是赛勒马维，后来是约翰·本·马赛维，等等。
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医学和星相学成为受到哈里发庇护的两门学科。哈里发对它们的需要是出于实际目的，当然，对医学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充满了有关哈里发们求教星相学家的传说，如曼苏尔在选择兴建巴格达的吉日时就曾请教过星相学家。迈赫迪在出游马斯布扎尼地方时也问过他的星相学家陶菲勒·本·突马。哈里发穆阿泰绥姆的星相学家劝他只有在无花果和葡萄熟了的时候再出征，穆阿泰绥姆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照样攻占了“阿姆里耶”。诗人艾布·台玛木为此作了一首韵诗“宝剑胜过书中语”。哈里发瓦绥格病重时，将包括哈桑·本·赛赫勒·本·努拜赫特在内的星相学家召来看相。他们根据哈里发的生辰估计他还能活五十年，可是，瓦绥格在他们说过这话十天之后就死了。
我们并不是说哈里发鼓励天文学仅仅是出于上述目的。因为星相学包括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同时也包括研究地球因星体位置的不同所发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希腊人都研究过，阿拔斯人也很重视。在买蒙时代，对星体进行了观测，并改进了观测仪器。我们想指出的是：引起哈里发对星相学兴趣的首先是想了解星体运行规律的热望，后来才逐渐变成对研究纯数学天文学的支持。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第253—254页
阿慕尔把星星分为恒星和流星两种，以为恒星关系宇宙的秩序，流星则无关紧要，他这种观察是何等的精细，但是他的解释并非经过哲理推论出来的，也没有用明显的因果观念把事物的本身联系起来。
摘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