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完电文，提笔批示道：“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秦应麟一听老底被揭穿，顿时满头冒汗，他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我交代，我交代……”
罗瑞卿指示说：“段云鹏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
1949年11月的一天，古老的北京城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气氛之中，在刚刚组建不久的反特监听台里，却收到了一个异常的电讯信号。
头戴耳机的监听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截波机从空中截获的每一个音符。靠墙摆开的一溜仪器设备上，各种信号灯闪闪烁烁，扑朔迷离。监听员迅速把密码抄写在译电纸上。
经过军委猜译局的同志努力破译，密码原来是一份重要情报，内容如下：
毛泽东定于12月1日访苏，0409。
破译电文的同志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自己的领导。很快，这份电报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毛主席看完电文，提起毛笔用他一贯豪迈的书法风格在卷宗头上批示道：
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原来，1949年12月24日是苏联领袖斯大林的70岁寿辰，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斯大林的寿辰前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苏联。此举从表面上看是去给斯大林祝寿，实际上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此次出行还肩负着一个重大任务，那就是他将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可谁知道，主席还未动身，台湾特务就已经打探到了这个情报。
毛主席的批示很快送到了公安部。此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在家主持工作的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自然，破获潜伏特务、保卫毛主席安全访问苏联的任务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杨奇清，湖南平江人，是1921年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的老红军，长期从事党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是新中国公安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接到任务后，他马上组织精干的侦破队伍开会，讨论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以保证毛主席的出访安全。
杨奇清手头上除了一纸电文外，没有其他任何线索。大家只能从敌电译文和署名“0409”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大家推测来猜测去，只想到这四个数字可能是“郭、国、顾、巩”四字之一，此外茫然无解。
杨奇清忽然想起了有名的破案专家、公安部一局侦察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立即决定起用他介入这个案件。
曹纯之是河北人，外号“一堵墙”，意思是只要他出马，就没有冲不上、拿不下、破不了的案子。曹纯之接受任务后，马上着手开展调查工作。
他一方面要求公安部的电讯监听台查找出敌方的电台地址，另一方面又请求杨部长组织北京市各分局从户籍上查找“郭、国、顾、巩”四姓中与本案有关的可疑人。
几天后，市分局同志经过详细审查核对，在户籍方面并未发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
一条线索断了，曹纯之决心找出另一条新的思路。经过思考，他突然想到，当特务，就需要领取活动经费，而台湾当局只能通过香港等管道给他们汇钱，因此，如果对从香港汇进大陆的汇款情况进行调查，就一定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公安部立即对北京市境外汇款情况进行了秘密的突击调查。但他们查遍了全市所有国外汇款收受人员名单，也没有一个可疑物件。在杨部长的要求下，曹纯之带着同志们将目标转向天津。
当时天津只有一家银行可以兑汇，通过检查，曹纯之发现“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一位名叫计艾琳的女人近期内收到香港的两笔大额汇款，而计艾琳本人的身份也十分可疑。
曹纯之马上组织人马对计艾琳和她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进行严密监视，目标很快集中到计艾琳的弟弟计旭的身上。
此人住在紧邻天安门的南池子九道湾7号，离中共中央的办公地点很近，他若是隐蔽起来的特务，对中央领导的安全威胁就太大了。为了证实计旭的特务身份，曹纯之从专门关押特务的监狱中找出了相关人员，让他们对计旭的照片进行辨认。结果发现，计旭原来是军统特务中一个叫做计兆祥的人。
一切真相大白，曹纯之马上布线，监视计兆祥的住处。与此同时，公安部电侦组日夜不停地监听着潜伏台的发报情况。经过严密监测，发现神秘的电波来自计兆祥的住处一带。曹纯之布下的监视人员也报告说，在神秘电波出现的时候，计兆祥的房间里有发报的迹象。
再说毛主席访苏的消息被泄露后，中央人民政府相关人员立即将主席的出访时间改为了12月6日。为确保主席出访一路平安，杨部长亲自负责主席出访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样，“0409”侦破案工作就改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代管。
李克农，安徽省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在白区的老地下工作者。早在1928年，他就受党中央派遣，打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并很快成为国民党特务报务员的顶头上司。
12月7日，曹纯之将“0409”案件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汇报后。李克农指示，为了引出后面的“大鱼”，先不要惊动计兆祥，但对他发出的每一份电报都要进行认真破译。
1950年1月初，计兆祥的电文中提到了一个“东北技术纵队”，并提起了两位将空降到哈尔滨附近去指导东北技术纵队的保密局特派员。曹纯之马上同助手成润之带几名公安部的侦察员火速赶往哈尔滨，配合当地公安机关静候“空中来客”。
这天傍晚7时左右，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在悄悄地沿着朝鲜东海岸飞行。它“嗡嗡”地穿过鸭绿江，又飞过吉林的大片原野。当飞到离哈尔滨不远的一处山林上空时，低低地来回盘旋了好几个圈，显然是在寻找联络信号或者选择空降的合适地点。
过了好一会儿，飞机上抛出两个黑点，徐徐下降，逐渐放大，转眼之间，便降落到了地面。
这是两名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出的高级杀手，他们是来和事先潜伏下来的“东北技术纵队”联络，共同实施伏击主席访问专列的任务的。令他们没料到的是，他们刚刚降落，就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曹纯之等人抓住了。
经过审查，这两个特务一个叫张大平，一个叫于冠群，他们将于第二天上午8时到哈尔滨的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
针对此情况，中国公安人员拟定了一个冒名顶替诱捕案犯的行动方案。
第二天清晨，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内，“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带着手下人在约定的房间见到了由曹纯之顶替的“张大平”。
与“张大平”见面后，马耐司令迫不及待地将行动方案向曹纯之全盘托出：“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时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张大平”点点头，准备将他们所有的人一网打尽，就问：“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保密局都要给予重奖，你把他们的名单和联络办法都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带来了。”马耐连忙从身上掏出几张纸来。曹纯之接过来一看，上面整齐地抄写着170人的名字。
曹纯之满意地收下了名单，对马耐说：“你现在已经立下一个大功，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领赏。”
“到哪去？”马耐觉得曹纯之的口气不对，一时反应不过来。
“哈尔滨市公安局！”
曹纯之边回答边从口袋里迅速地掏出枪来，将枪口顶在了马耐的脑袋上……
2月26日，李克农部长再次召见曹纯之，通知他对计兆祥的监视可以结束，并亲自签发了侦破命令：
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
命令：只捕计兆祥一人。
当天下午，曹纯之率人赶到计兆祥的家，从天花板上的《牡丹图》下取出了电台。
在罪证面前，计兆祥承认了自己就是代号“0409”。
3月14日，也就是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的同一天，李克农“请”计兆祥向负责整个案件的全体工作人员全面交代了他在北京的活动情况：
计兆祥，又名计旭，24岁，北京人。1948年初，自北平特警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充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方面军第一总队司令部中尉报务员、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平区台中尉报务员等。1948年11月我军包围北平前夕，他受绥靖总队华北第一大队队长陈恭澍（军统特务）之命准备潜伏，充任该总队“北平潜伏台台长”，从事情报破坏活动。当时他领到美制交流直流两用15瓦电台1部，“丁密”、“机密”及公用电码3本，美制2号左轮手枪1支等；另外领得伪钞金圆券7千元、军米1袋作为潜伏活动费用。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他潜伏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号，密设电台。从2月开始，他就与南京绥靖总队正式通报。4月下旬，我军解放南京后，他改归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被任命为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台长”。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达3万余。
计兆祥的特务间谍犯罪活动，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根据其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上午7时半，国民党派空军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该机场，投弹30枚，炸毁我飞机4架，死伤24人。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都受到了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