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录议会辩论的事，我不能让自己的决心冷下去。我要凭着自己打心眼儿里赞赏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立刻开始把铁烧热，要趁热对铁进行敲打，这是其中的一块。我买了一本讲述速记这门高尚艺术和秘诀的书（花去我十先令六便士），然后一头扎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海，过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便把自己弄得心神烦乱。一个个小点变幻莫测，在某一个位置上是某一种含义，在另一个位置上又是另一种含义，两者大相径庭。一个个圆圈儿扮演着奇特怪异的角色，令人称奇叫绝。苍蝇腿似的符号演绎出不可思议的含义。一条曲线如果画错了地方，便会导致巨大差异。一切的一切，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使我烦恼伤神，而且在我的睡梦中不断呈现。我漫无目的，在这重重困难中一路摸索着，终于掌握了基础知识，因为它本身就像一座埃及神庙。可是，一连串可怕的东西又接踵而至，叫作随意符号。这是些我见所未见的最最暴虐霸道的东西，比如，规定一个像蛛网开端似的东西表示“期待”，规定一个用笔墨画出的冲天焰火代表“不利”。等我把这些无聊可恶的东西铭记在脑子里之后，却发现它们把原先存在那儿的东西驱除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我重新开始，结果又把它们忘记了。等到我熟悉它们之后，又忘记了这套系统中的其他东西。一句话，这事情几乎要令人心碎。
要不是有多拉，那可真会令人心碎，因为她是我这只备受狂风暴雨摧残的小帆船的支索和铁锚。速记系统中的每一个笔画，都是困难丛林里一棵棵盘根错节的大橡树，我不停地使出浑身解数，把它们一棵接一棵地砍倒。三四个月之后，我便想在民事律师公会里最出色的演说家身上一试身手。但我还没有开始记，那位出色的演说家便已说到另一个地方了，弄得我那支笨拙的铅笔在纸上踉踉跄跄，像抽风一样，此情此景，我怎么能够忘记！
很显然，这样不成。我飞得太高，这样不可能持久。我就去请教特拉德尔。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用一定的速度口授演讲词，由我来记，一旦发现我跟不上，他就停一停。对这种友好的帮助，我心怀感激，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晚接着一晚，几乎每个夜晚，我从民事律师公会回家之后，我们都会在白金汉街的寓所里私下召开“议会”。
我倒是想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能看到这样的“议会”！姨奶奶和迪克先生代表政府或者反对党（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特拉德尔借助于恩菲尔德的《演说家》[31]或者一卷议会演讲集，以雷霆之势对他们给予反驳。特拉德尔站在桌旁，左手的食指按住书的页码，右臂举过头顶使劲地挥舞着，好比是皮特先生[32]、福克斯先生[33]、谢里丹先生[34]、伯克先生[35]、卡斯尔雷勋爵[36]、西德默斯子爵[37]，或者坎宁先生[38]，情绪激愤，言辞犀利，数落着姨奶奶和迪克先生挥霍无度、贪污腐败，将他们抨击得体无完肤。而我通常隔着一点儿距离坐着，将速记本搁在膝盖上，使出浑身解数跟在他后面记录。特拉德尔反复无常，胡言乱语，各种不同的现实生活中的政客都超越不了他。他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任何政策主张，在每一根桅杆上挂上所有的旗帜。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个不动声色的财政大臣，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偶尔插上一句，诸如：“说得对！”或者“不对！”或者“哦！”这么一来，就等于给了迪克先生（一个地道的乡绅）提示，让他随即也斗志昂扬地大叫起来。但是，迪克先生在自己的“议会”生涯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指摘，还要对如此严重的后果负责，有时候他难免心里会感到忐忑不安。我相信，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对英国的宪法造成了破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们持续进行着这样一些辩论，往往要进行到半夜，蜡烛都燃尽了。这么大有好处的演练所导致的结果是，我开始能够慢慢地跟上特拉德尔的节奏了。如果我有一丁点儿明白自己记录的东西，我就应当感到很得意。但是，当我回头来阅读自己记录的东西时，我发现，简直就像抄写了一大堆中国茶叶箱上的文字，或者就像药店里那些红红绿绿瓶子上面的金字！
除了一切从头再来，没有别的办法。这事令人难以忍受，但我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头再来，就像蜗牛爬似的，不辞辛劳，循规蹈矩，重新开始了艰难的行程。途中遇到一个细微的斑点，我都会立刻停下来仔细探究，竭尽全力地识别那些难以辨认的符号。我一直准时到事务所，也准时到博士家。我确实像人们常说的，像一匹拉车的马辛勤地工作着。
有一天，我像平常一样到了民事律师公会，结果看到斯彭洛先生站在门口，神情格外严肃，在自言自语。由于他常常会犯头痛的毛病——天生脖子短，我确确实实认为，他的衣领浆得太硬——所以，刚开始，我吓了一大跳，以为他那毛病又犯了，但是他很快就让我放心了。
我同他打了招呼，他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和蔼可亲地回应一声“早上好”，而是神情冷淡地看着我，客套回应，然后冷淡地邀请我陪他一道去一家咖啡馆。那个时候，那家咖啡馆有一扇门直通民事律师公会，门就在圣保罗教堂墓地的小拱道里。我遵命前往，心里很不是滋味，浑身发热，仿佛恐惧感要冒出芽了。由于通道狭窄，我便让他走在前面一点儿。这时候，我注意到，他高昂着头，神情傲慢，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满腹狐疑，唯恐他已经发觉了我和亲爱的多拉的事。
即便我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没有猜测到这一点，那么在我跟随他走进那儿楼上的一个房间，发现默德斯通小姐在那儿，我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默德斯通小姐身后立着个餐具柜，上面倒放着几只盛柠檬用的平底玻璃杯，还有两个非同寻常的盒子，全是棱角和凹槽，用作刀叉架，如今已经不时兴了，这也算是人类的大幸。
默德斯通小姐态度冷漠，把手指伸向我，僵直着身子坐在那儿。斯彭洛先生把门关上，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他自己却站在火炉前面的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有劳您把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斯彭洛先生说，“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
我相信那就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那只手提包，上面有钢扣儿，关起来时像咬着的。默德斯通小姐跟手提包一模一样紧闭着嘴。她打开提包——同时嘴也张开了一点儿——取出了我最近写给多拉的那封信，里面写满了充满爱意的话。
“我相信这是你写的，科波菲尔先生？”斯彭洛先生说。
我浑身发热，说：“是我写的，先生！”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是我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随着默德斯通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包书信，信用最最可爱的蓝丝带扎着，斯彭洛先生说，“这些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对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情绪沮丧到了极点，瞥了一眼信抬头的表述，诸如“最最亲爱的属于我的多拉”“我最最心爱的天使”“永远给我带来福音的人儿”，等等，脸涨得通红，垂下了头。
“不用了，谢谢！”当我机械地把信交还斯彭洛先生时，他语气冷淡地说，“我不会要你的信。默德斯通小姐，请您接着说！”
那个“温文尔雅”的女人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下地毯，片刻后说出了下面的话，冷若冰霜，充满虚情假意。
“我必须承认，对于斯彭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我疑心一阵子了。斯彭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注意到他们，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人心的邪恶真是那么——”
“对不起，小姐，”斯彭洛先生打断了她的话，“请您就讲事实。”
默德斯通小姐两眼朝下看，摇了摇头，好像对这种不礼貌打断她话的行为表示抗议，态度威严地皱着眉头，继续说了下去：“既然我仅限于讲述事实，那我就尽可能地讲事实吧，不掺杂半点儿水分。也许事情只有这么讲述才合适。我已经说过，先生，我对斯彭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之间的关系疑心一阵子了，而且时常设法寻找确凿的证据，但是没有什么成效。因此，我一直按捺住性子，没有在斯彭洛小姐父亲面前说出我的疑心，”她目光严厉地看了看斯彭洛先生，“因为我知道，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情，人们一般很少会认可，这是出于责任感而做出的有良知的行为。”
默德斯通小姐的言谈举止充满了豪气，显得威严苛刻，斯彭洛先生似乎被弄得胆怯懦弱了，于是挥手求和，让她不要那么严厉。
“由于我弟弟要举行婚礼，我得离开一段时间，等我返回诺伍德之后，”默德斯通小姐接着说，语气中充满了傲气，“正值斯彭洛小姐去拜访她朋友米尔斯小姐后返回，我心里感觉到斯彭洛小姐的行为举止令我的疑心比先前更重。因此，我密切注视起斯彭洛小姐来。”
温柔可爱的小多拉，竟然对这条巨蛇监视的目光浑然不觉！
“不过，”默德斯通小姐接着说，“我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找到证据。我先前一直觉得，斯彭洛小姐从她朋友米尔斯小姐那里收到了很多很多信，但米尔斯小姐是斯彭洛小姐父亲认可她交往的朋友，”这话又给了斯彭洛先生当头一棒，“所以我不便干涉。如果不允许我说人性生来堕落的话，那我至少可以——必须说一说，诚心托付，结果看错了人。”
斯彭洛先生带着歉意，低声表示了认可。
“昨天傍晚喝过茶之后，”默德斯通小姐继续说，“我注意到那只小狗在客厅里乱蹦乱跳，满地打滚，狂吠不止，像是因为什么事情而焦虑。我对斯彭洛小姐说：‘多拉，小狗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是纸啊。’斯彭洛小姐立刻去摸自己的上衣口袋，突然大叫起来，跑到了狗的跟前。我拦住了，说：‘多拉，亲爱的，让我来吧。’”
哦，吉卜，可恶的狗东西，这种泄露机密的下作行为原来是你干的！
“斯彭洛小姐想方设法，”默德斯通小姐说，“要贿赂讨好我，又是亲吻，又是给我针线盒，还要给我各种珠宝饰物——当然，我不理会这一套。小狗一见我靠近便钻到沙发底下去了，我好容易才用火炉钳子把它赶出来。即便被赶出来之后，它嘴里仍然叼着那封信。我冒着被咬伤的危险，想方设法要从它嘴里拿到信，可它坚定执着，死死地咬着，就是不松口。我扯着信，把它的身子都悬到了空中。最后，我终于拿到了信。我仔细看了信之后，便指责斯彭洛小姐手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信件，最后从她那儿拿到了现在大卫·科波菲尔手上的那包信。”
说到这儿，默德斯通小姐打住了，啪地一下合上了手提包，缄口不言，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
“你已经听到了默德斯通小姐的话，”斯彭洛先生转向我说，“我倒是要问一句，科波菲尔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我心中美丽可爱的宝贝儿，整个夜晚都在哭泣——当时，她独身一人，胆战心惊，可怜巴巴——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希望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放她一马——她徒劳地主动给她亲吻、针线盒，还有珠宝饰物——她处在哀苦凄凉的境地，可一切都是为了我——此情此景，把我刚刚激起的一点儿自尊心都摧毁殆尽。我恐怕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都在颤抖，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掩饰着。
“我没什么可说的，先生，”我回答，“只能说一切不都是我造成的。多拉——”
“请你称呼她斯彭洛小姐。”她的父亲说，态度威严。
“——经我的劝导和说服，”我吞掉了那个显得更冷漠的称呼，接着说，“这才同意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我对此后悔莫及。”
“都是你的错，先生，”斯彭洛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在火炉前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由于他的领结和脊椎很僵硬，他是用整个身子而不是用脑袋来强调自己所说的话，“你做出了偷偷摸摸、有失体统的事情，科波菲尔先生。我请一位绅士到我家里去，无论他是十九岁、二十岁还是九十岁，我都是抱着信任的态度带他去的。如果他滥用了我对他的信任，那他就是做出了名誉扫地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先生。实话对您说，”我回答，“我先前从未有这种感觉。真心诚意，发自内心，确确实实，斯彭洛先生，我先前从未有这种感觉。我爱斯彭洛小姐，爱得——”
“呸！胡说八道！”斯彭洛先生说，气得脸都涨红了，“请别当着我的面说什么你爱我女儿，科波菲尔先生！”
“如果我不爱的话，我能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我回答，忍辱负重。
“如果你爱她，难道你就可以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斯彭洛先生说，在地毯上突然停住了，“你是否考虑过你自己的年龄和我女儿的年龄，科波菲尔先生？你是否考虑过，使得我女儿和我本人之间应有的信任感逐渐丧失，这是怎样一种性质？你是否考虑过我女儿的社会地位，我替她筹划的前途，我会留给她什么样的遗产？你是否考虑过什么事情，科波菲尔先生？”
“恐怕很少，先生。”我回答，对他说话时尽可能做到毕恭毕敬、痛苦内疚，“不过，请相信我，我倒是考虑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我向您解释这件事情时，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请求，”斯彭洛先生说着，用一只手使劲地敲打另一只，比我任何时候看到的他都更像木偶潘趣——即便我处在绝望的情绪当中，我也会不禁注意到这一点，“你可不要对我说什么订婚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本来一直不动声色的默德斯通小姐哼哼地笑了笑，笑声轻蔑而又短促。
“当时我向您解释自己的境况有了变化，先生，”我又开口说，这次换了一种新的说法，使他听起来更顺耳一些，“很糟糕的是，我已经开始与斯彭洛小姐暗中来往了。由于自己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我便铆足了劲儿，使出了全部力气，以便改善处境。我坚信终究会改善的。您能不能容我些时间——多长都行？我们两个人都这么年轻，先生——”
“这话说得在理，”斯彭洛先生打断我的话，他不停地一次次点头，但是眉头锁得很紧，“你们两个都很年轻。这全是瞎胡闹。这种瞎胡闹的行为就到此为止。把那些信拿走，扔进火里。把斯彭洛小姐的信给我，我要扔进火里。你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今后的交往必须限于这民事律师公会里，但是我们可以说定今后不再提过去的事。行啊，科波菲尔先生，你也算是明白人，这可是明智之举。”
不。我不会赞同这样做。我很抱歉，但是还有比明白事理更加重要的东西。爱情高于尘世间的一切，我爱多拉，爱得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多拉也爱我。不过我没有这么说，而是尽可能委婉地透露出来这个意思，而且态度很坚决。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荒唐可笑的地方，但是我十分清楚自己的态度很坚决。
“很好，科波菲尔先生，”斯彭洛先生说，“我必须设法对女儿施加影响了。”
默德斯通小姐的一声呼吸拖得很长，声音里包含着某种意味，既不是叹息，也不是呻吟，但是两者兼而有之，表露出的意思是他从一开始就该这样做。
“我必须设法，”斯彭洛先生得到这样一种支持，便说，“对女儿施加影响了。你不愿意拿回那些信吗，科波菲尔先生？”因为我把信放在桌上了。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我希望他不要觉得这事有什么错，我不可能从默德斯通小姐手中拿回那些信。
“从我手中拿回也不行吗？”斯彭洛先生说。
不行，我用最最恭敬的口气回答，从他手上拿回也不行。
“很好！”斯彭洛先生说。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离开还是该留下来。最后，我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口，想说，考虑到他的心情，我还是离开为好。然后他开口说了话，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把双手往衣服口袋里插，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插了进去，总体上说来，说话的口气可以称为很诚恳：“科波菲尔先生，我可不是个一无所有的人，而我的女儿是我最亲近和最宠爱的亲人，这一点你大概知道吧？”
我赶忙回答，大概意思是，自己为了爱不顾一切，结果犯下了大错，但愿他不要以为我贪恋财物。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斯彭洛先生说，“如果你贪恋财物，那对于你自己，对于我们大家，倒会更好些。科波菲尔先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行事更加慎重一些，少受一些这种年轻人胡闹性情的影响，那该多好。不对，我只是想说，用另一种观点来加以表达，你或许清楚，我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些遗产，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
“在这个民事律师公会里，你身临其境，”斯彭洛先生说，“每天都看到人们在对自己的遗嘱做出安排的时候有着形形色色的行为，莫名其妙，疏忽大意——世间万事、人类反复无常的性情可能在这上面表现得最为不可思议——有了这样的经验，你可能没想到我已经立好了遗嘱吧？”
我垂下了头，表示赞同。
“我不允许，”斯彭洛先生说，显而易见，他态度更加真诚，他缓缓地摇了摇头，身子的重心一会儿在脚尖，一会儿在脚跟，“你们眼下这种年轻人的愚蠢行为影响了我替孩子做出的恰当安排。纯粹是愚蠢之举，纯粹是瞎胡闹。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比鸿毛都轻了。但是，如果对这种傻气愚蠢的行为不进行完全彻底的遏制，那我可能——可能会心急火燎地提防着她，派人守护着她，在她婚姻的问题上，不至于再有愚蠢之举，酿成不良的后果。好啦，科波菲尔先生，但愿你不要逼得我不得不把已经合上的人生书页再翻开，哪怕是一刻钟也好，还有打乱很早以前就已经安顿好的大事，哪怕是一刻钟也好。”
斯彭洛先生显得平静淡定，透着一种夕阳西下时的静谧，我受到了感染。他显得如此平静安详、淡定从容——显然，他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周密妥帖——以至于想一想都会使人动容。我确实觉得，自己看到他眼里噙着泪水，那是因为他有着深深的感触。
但是我该怎么办？我和多拉心心相印，这不容置疑。他对我说，要我对他说过的话最好考虑一个星期，这时，我怎么能说自己不需要一个星期？我又何尝不知道，不管多少个星期，都不可能影响我的爱？
“同时，跟特罗特伍德小姐，或其他任何有人生阅历的人交谈一下，”斯彭洛先生说着，用双手整了整自己的领结，“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答应了，不过，尽可能使脸上的表情显得既悲观失望又坚定不移，然后走出了房间。默德斯通小姐那两道浓眉注视到了门口——我说她两道浓眉，而没有说双眼，因为它们在她的脸上显得重要得多——她的表情看上去跟过去在布兰德斯通我们家客厅里早晨时分一模一样，所以我仿佛觉得自己又一次做不出功课了，仿佛觉得那本可怕的旧拼字课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上面有椭圆形的木刻图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形状就像从眼镜上取下的镜片。
我回到了事务所，在办公桌前坐下来，躲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我用双手捂住脸，不看老蒂费和其他人一眼，心里还在想着这一次毫无征兆的地震，痛苦不堪，一边诅咒着该死的吉卜。这时，我想到多拉就心如刀绞。我竟然没有戴上帽子，发疯似的冲到诺伍德去，真是不可思议。想到他们威胁她，把她弄哭了，而我不在身边安慰她，我简直痛不欲生。于是，我给斯彭洛先生写了一封荒唐透顶的信，哀求他不要把我可怕命运导致的恶果加到她的身上，恳请他怜惜多拉温柔娴雅的天性——不要摧残一朵娇嫩的鲜花——就我现在的记忆所及，我在信中通篇对他的措辞，好像没有把他当成她的父亲，而是一只吃人的妖魔，或者旺特里恶龙。我把信封好，趁着他还没有回来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等到他返回之后，透过他房间半开着的门，我看见他拿起信看了起来。
整个上午，斯彭洛先生闭口不谈信的事，但在下午他离开之前把我叫进了他的房间。他告诉我，有关他女儿幸福与否，用不着我操心伤神。他说，他已经向女儿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事全是瞎胡闹，他再没有什么好对她说的了。他相信自己是个充满溺爱之心的父亲（实际上他就是），而我也大可不必为了她的事操心。
“如果你依旧冥顽不化、一意孤行，科波菲尔先生，”斯彭洛先生说，“那我或许只能把女儿再次送到国外去住上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你还不至于如此，希望你过一些日子会变得更加明智。至于默德斯通小姐，”由于我在信中提到了她，“她有警觉性，我很敬重她，对她深表感激。不过，我已经严格规定她不要再提及这件事。科波菲尔先生，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这件事情完全被忘掉。而你要做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就是忘了它。”
“一切”！我在写给米尔斯小姐的短信中充满苦涩地引用了这个说法。我用阴郁揶揄的口吻说，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忘记多拉。这就是一切，而这一切是什么啊！我请求米尔斯小姐那天傍晚见我一面。如果得不到米尔斯先生的首肯，我请求就在那个放轧布机的后厨房里同她偷偷地见一面。我告诉她，自己的理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让我避免崩溃。我署名时用的是她“心神烦乱的朋友”。我打发信差把信送走之前又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这时候，我不禁感觉到此信颇有米考伯先生的风格。
然而，我还是把信送走了。晚上，我走到米尔斯小姐家所在的街道，来回徘徊着。最后，米尔斯小姐的女仆偷偷地把我领了进去，顺着采光井的通道进到了后厨房。从此，我有理由认为，即便我从正门走进去，直接到达客厅，也不会有任何阻碍，只是因为米尔斯小姐喜欢把事情搞得浪漫而又神秘而已。
在后厨房里，我语无伦次。我觉得自己到那儿去就是为了出一番丑，我相信我达到了目的。米尔斯小姐收到了一封多拉寄来的匆忙书写的短信，告诉她一切都暴露了，还说：“哦，请到我身边来吧，朱莉娅，一定要来，一定！”但是，米尔斯小姐怀疑，她若是去了，会在那家大人面前自讨没趣，所以没有去。我们全都困在撒哈拉沙漠里了。
米尔斯小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叹，她喜欢一吐为快。尽管她也陪着我一道流泪，但我不禁觉得她从我们的痛苦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我可以说，她把我们的痛苦当成了乐趣，最大限度地享受着。她说，我和多拉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唯有爱神借助彩虹才能搭起通途。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上，爱神也必须受苦受难，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米尔斯小姐说，没关系，被蛛网缠住的两颗心终究会挣脱出来，到时候爱神就雪耻了。
这话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慰藉，而且米尔斯小姐没有鼓励我抱着虚幻的希望。她弄得我比先前更加凄惨痛苦，但我感觉到（我也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告诉她了）她确确实实够朋友。我们决定次日早晨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多拉，设法用神色或者言辞让她明白我执着的爱和深深的痛。我们痛苦不已地分别了。同时我也感觉到米尔斯小姐完完全全地享受到了快乐。
我回到家里之后，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姨奶奶。尽管她说了很多话来劝我，但我还是绝望地上床睡觉，怀着绝望的心情起床，怀着绝望的心情外出。那是星期六的早晨，我就直接去了民事律师公会。
当我快到我们事务所门口时，看到一些佩戴证章的搬运工正站在外面交谈着，还有五六个闲杂人员正盯着紧闭的窗户，不禁有些吃惊。我加快步伐从他们身边走过，对他们的举止行为感到很纳闷，然后匆匆忙忙地走进了事务所。
文书们在里面，但是没有一个在忙。老蒂费坐在别人的凳子上，帽子没有挂起来，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他一生中的头一回。
“这是一次可怕的灾难啊，科波菲尔先生。”我进去时，他说。
“什么事？”我情绪激动地问，“发生什么事啦？”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蒂费大声地说，其他人全都走过来围着我。
“不知道！”我说，一个挨一个地看着他们。
“斯彭洛先生。”蒂费说。
“他怎么啦？”
“死了！”
当一个文书搀扶我时，我认为是事务所在晃动，而不是我本人。他们扶我坐到一把椅子上，解开了我的围巾，给我端来了水。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死了？”我问。
“他昨天在城里用餐，然后自己亲自驾轻便马车回去，”蒂费说，“因为他打发车夫乘公共马车回家去了。有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你是知道的——”
“嗯？”
“马车到了家，可车上不见他的人。几匹马停在马厩的门口，仆人提着灯笼出来，发现马车里空无一人。”
“是马受惊了吗？”
“马并没有兴奋，”蒂费说着，一边戴上眼镜，“我知道，马按照平常的步伐走，不会兴奋的。马的缰绳断了，但是在地面上拖着。这事立刻惊动了府上的人，有三个人沿路找去了。他们在一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他。”
“不止一英里远，蒂费先生。”有个小文书插嘴说。
“是吗？我看你说得对，”蒂费说，“在一英里多的地方——离教堂不远——脸朝下躺着，身子一半在路旁，一半在路上。他是不是昏厥掉下去的，或者昏厥之前感觉不舒服，自己下车的——甚至是否当时就已经死了，不过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是毫无疑问的——看来谁都不知道。即使他有呼吸，但肯定也说不出话来了。尽管尽快进行了医疗抢救，但已经无济于事。”
我简直无法表达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这件事来得这么突然，又是发生在一个看法与自己相反的人身上，令人感到震惊。他近期待过的房间变得空荡荡的，令人害怕，里面的椅子和桌子似乎在等着他，他昨天写下的文字就像鬼魂，难以表达这种无法把他同这个地方分开的感觉。当房门打开的时候，感觉他可能会进来。事务所停止了业务，懒散清闲，一片寂静，大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津津乐道，其他人却成天进进出出，拼命地打听这事——这种情况任谁都容易理解。不过，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甚至隐藏着一种对死神的嫉妒。我仿佛觉得死神的力量会把我在多拉心中的位置挤掉。我有一种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厌恶，妒忌起她的悲伤来。想到她对着别人痛哭，或者接受别人的安慰，我就会焦虑不安。我有一种贪婪无度的愿望，希望多拉在这个最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排斥所有人，让我成为她的一切。凡此种种，我无法表达。
我处在这样一种烦乱的心境中——但愿不是只有我如此，别人也会这样——那天傍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多拉家门口打听情况，因此从一个仆人那儿了解到米尔斯小姐也在那儿。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姨奶奶写了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我态度恳切，对斯彭洛先生的离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而且边写信边流着眼泪。我恳请她转告多拉，如果多拉有心思听，斯彭洛先生曾怀着真诚友善和关怀体贴的态度同我交谈，提到她的名字时更是充满温情，毫无半句激动或责备的言辞。我知道，让别人在她面前提及我的名字，这样做显得很自私，但我尽量使自己觉得这是一种纪念他的正当行为，或许我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翌日，姨奶奶收到了一封几行字的回信，信封上的名字是姨奶奶的，但里面的信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多拉沉浸在悲痛之中。当她的朋友问她是否要对我问候一声时，她只是像平常那样痛苦：“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但她也没有说不，这样，我便心满意足了。
事发之后，乔金斯先生一直待在诺伍德，但几天之后，他到了事务所。他和蒂费待在办公室里密谈了好一阵子。然后，蒂费朝门外张望，示意我进去。
“哦！”乔金斯先生说，“科波菲尔先生，我和蒂费先生正对死去的人的办公桌、抽屉和他存放东西的地方进行一番检查，以便封存他的个人文件，同时寻找一份遗嘱。但是我们找遍了各处，都没有半点儿痕迹，可能得请你来帮帮我们。”
我一直心急如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遗嘱里对我的多拉如何安排——比如由谁监护，等等——这样做正中我下怀。我们立刻开始寻找，乔金斯先生打开了抽屉和书写文具箱，我们把文件通通拿了出来。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到一处，私人文件（数量不是很多）放到另一处。我们神情凝重，碰到一个单个儿的标识，或者铅笔盒，或者戒指，或者同斯彭洛先生个人有关的其他什么小物件，我们都会低声细语地交谈。
我们把东西放在几个包里密封起来，继续在布满尘埃的环境中默默地寻找。这时候，乔金斯先生对我们说了话，说的正是他已故的合伙人先前用来说自己的话：“斯彭洛先生很难摆脱成规旧例办事。你们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倒认为他并没有立下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遗嘱！”我说。
他们俩都停了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看见他的那天，”我说，“他告诉我，他立了遗嘱，而且很早以前他的事情就安排妥帖了。”
乔金斯先生和老蒂费同时摇了摇头。
“看来没希望找到了。”蒂费说。
“确实没希望。”乔金斯先生说。
“显然，你们并不怀疑——”我开口说。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啊！”蒂费说着，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摇头时紧闭着双眼，“如果你在民事律师公会和我待得一样长，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没有比在遗嘱这个问题上更反复无常的了，很少有什么是可信的。”
“对，天哪，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语气坚决地回答。
“我几乎可以最后下定论了，”蒂费说，“我的看法是——没有遗嘱。”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结果就是没有找到遗嘱。从各种文件所能提供的线索来看，斯彭洛先生压根儿没想过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要立遗嘱的暗示、草稿或者备忘录。同样令我惊诧不已的是，他的事务安排得一塌糊涂。我听说，简直难以弄清楚他欠了别人多少钱，已经还了多少，或者死后有些什么财产。大家很可能又认为，关于这些事情，多年来连他自己心中都没底。后来，大家慢慢地弄清楚了，当时在民事律师公会里，攀比之风盛行，崇尚奢华，讲究排场，他的开销超出了业务带来的收入，因为进项并不是很大，于是动用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即便他的私有财产数额巨大（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后来也捉襟见肘，所剩无几。诺伍德的家具卖掉了，住宅出租了。蒂费把情况讲述给我时，也没有多想一想我对他说的事情有多大兴趣。他告诉我，把死者所欠的正当债务全部还掉，把别人拖欠事务所长期不还的坏账和疑账属于他分摊的那一部分减去，所剩下的财产恐怕还不到一千英镑。
这事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备受折磨。米尔斯小姐依旧报告给我，当提及我时，我那肝肠寸断的小多拉还是什么都不说，还是那几句话：“哦，可怜的爸爸！哦，亲爱的爸爸！”这时，我真想毁了自己。还有，米尔斯小姐对我说，多拉没有别的亲戚，只有两个姑妈，也就是斯彭洛先生两个待字闺中的姐姐，她们住在帕特尼[39]，几年来，除了同她们的弟弟偶尔有书信来往之外，很少交往。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吵过架（米尔斯小姐告诉我），而是因为多拉受洗礼的那一天，她们应邀前来喝茶，而实际上她们认为自己应该被邀请前来赴宴。所以她们在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大家过得更幸福快乐”起见，她们就不来了。从那之后，双方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
如今两位小姐从自己的隐居处走出来，提出要把多拉接到帕特尼去住。多拉紧紧地搂住她们俩，痛哭着大声说：“哦，好的，姑妈啊！请把朱莉娅·米尔斯和我，还有吉卜一同带到帕特尼去吧！”就这样，在斯彭洛先生的葬礼后不久，她们便去了帕特尼。
我如何抽出时间常常光顾帕特尼，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悄然徘徊在那一带。米尔斯小姐为了更好地尽到做朋友的责任，特地记了日记。她有时会在公共牧地上同我会面，把日记念给我听，或者（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借给我看。我把那些日记视为珍宝！以下列举数则：
星期一。温柔可爱的多[40]仍然郁郁寡欢。头痛。要她看看吉[41]，皮毛很美丽。多抱起了吉。于是引起了联想，打开了悲伤的闸门。放声痛哭（眼泪是心灵的露珠吗？朱·米[42]）。
星期二。多虚弱，心里紧张。苍白的面容彰显美丽（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这有月亮之美吗？朱·米）。多、朱·米和吉一道乘马车外出兜风。吉朝窗户外看，冲着清扫工狂吠，引得多脸上露出微笑（生命之链就是由这样微不足道的小链子构成的！朱·米）。
星期三。多比较高兴。为她吟唱曲调愉快的《暮色晚钟》[43]，意在怡情，结果适得其反。多无比伤感。后来发现她在自己房中哭泣。引用有关自我和小羚羊的诗句[44]，亦无效果。又提及纪念碑上的忍耐[45]（问：为何在纪念碑上？朱·米）。
星期四。多情况明显有所好转。夜间睡得更好。脸颊略现红晕。决定提及大·科[46]的名字。散步时谨小慎微提起，多立刻情不自禁。“哦，亲爱的，亲爱的朱莉娅！哦，我一直就是个淘气顽皮、执拗任性的孩子！”给予她劝慰和爱抚。把大·科濒临死亡的惨状描述了一番。多又一次情不自禁。“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把我领到别处去吧！”我惊恐不已。多昏了过去，从酒馆要了一杯水（富有诗意的对联：门前招牌五彩斑斓，人生境遇盛衰无常。唉！朱·米）。
星期五。多事之秋。有个男人提着个蓝色袋子进了厨房。“来修理女鞋的后跟。”厨子回答：“没人吩咐过。”男人坚称有这么回事。厨子打听去了，留下男人单独和吉在一起。厨子返回后，男人依旧坚称有人叫过，但最后还是离去。吉不见了。多心神不宁。报了警。描述说，那人是个大鼻子，双腿像桥的栏杆。于是四处搜寻。没有找到吉。多痛哭流涕，安慰也没用。重又引述小羚羊的诗句，很切合，但无济于事。到了黄昏时刻，有个陌生的小伙子上门了。领进客厅。来者鼻子虽大，但腿不像桥的栏杆。说要一英镑，知道狗的下落。虽追问不停，但终不肯多言。多拿出一英镑，于是厨子被领到了一间小屋里，吉孤零零地被拴在桌子的腿上。多欣喜不已。吉吃晚饭时，多绕着它翩翩起舞。见到这种可喜的变化，我壮起胆子，到楼上提起大·科。多又痛哭流涕，语气哀婉地大声说：“哦，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想可怜的爸爸，而去想别的什么事情，这很不厚道！”她抱着吉，然后啜泣着睡着了（难道大·科不是一定得把自己拴在宽大的时光之翼上吗？朱·米）。
在这段时间里，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是我唯一的慰藉。可以看见之前刚刚见过多拉的她，可以在她充满同情心的日记中见到多拉名字的首字母，可以被她弄得越来越痛苦悲伤，这一切是我独有的安慰。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由纸牌搭起的宫殿中，宫殿坍塌了，废墟中只留下我和米尔斯小姐。好像某个严厉的巫师围着我心中天真无邪的女神画了一道魔圈，除了那能够运载众多人的强大的时光之翼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载着我进入那道魔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