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作者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
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该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年代应在明洪武以后，万历以前。该书卷端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有人认为《投笔肤谈》的作者很可能是何守法。
《投笔肤谈》共分上下两卷，十三篇。各篇目为：本谋第一、家计第二、达权第三、持衡第四、谍间第五、敌情第六、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第十二、天经第十三。它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每篇之前有解题，概述本篇内容和与上篇的关系；文下有注解，既有文意训释，又有战例参证，增加了其价值。
《投笔肤谈》现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军事科学出版社《投笔肤谈译注》本等。
《投笔肤谈》理论色彩很浓，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在战争观方面，《投笔肤谈》主张慎战、义战，以战止战，救民于水火而又不劳民。它特别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指出了战争危害民众的五种表现：“三时弛务，妨民之农。隶籍充伍，妨民之业。军需辎重。妨民之财。擐甲冠胄，妨民之力。鼓行搏斗，妨民之生。”它认为只要进行战争，这五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主张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要尽量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它主张“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最理想的方法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它还认为用兵的关键是合乎名和义，主张师出有名，进行义战。它说的“义”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目的是收揽人心，但也有维护民众利益的一面。它主张自己一方面要首先打起正义的大旗，而把恶名加给敌人。
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先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图制胜敌人。认为“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它强调行军时要警惕敌人截击，驻军要防备敌人逼近，前进要考虑退路，在国外作战要照顾国内。对敌作战主张乘敌之隙，强调要等待敌人出现破绽时再进攻它，没有可乘之隙，宁可长期相持也不莽动，以免陷于被动。
《投笔肤谈》重视人心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它在论述了攻防形式和机变以后指出：“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所以，它特别强调争取敌我双方的人心，要求“可使敌兵知吾之仁，而不可使吾兵知敌之仁。可使吾兵知敌之暴，而不可使敌兵知吾之暴。”因为若使我军知道敌人仁慈，就可能引来军队溃散。它也从争取人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极力反对临阵用刑罚威吓士卒，战前用杀戮显示威严，认为这样做“足以失士之心而激之变”。
在治军方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它认为“且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士众，四体百骸也。”它认为将帅有能在庙堂之上出谋定计的儒将，有能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的武将，有通晓天文地理、文武双全的大将，他们都是“国之柱石，民之司命”，“君王”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将帅，并要给他们机断行事的指挥大权。它还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求上级关心爱护下级，下级拥护上级；将帅要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并要身先士卒，关心爱护部下，严格治理军队，防止军队骄纵，玩忽职守等。
《投笔肤谈》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上要有力量，天下一切飞翔的、潜藏的、运动的、静止的有形之物，都是用兵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都应该了解、掌握和利用。它认为用兵要首先了解敌情，既要通过间谍获取情报，又要根据敌人的动态获得变化的情报。它明确指出，阴阳占卜是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它又认为阴阳占卜军中不能废，因为可以辅助用兵，用以迷惑敌人。它初步认识到了战争是一种剧烈变化的事物，注意到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及其相互转化，对于敌我、攻守、进退、难易、虚实、利害、胜败等战争中的各种矛盾能够从两方面阐述问题。
《投笔肤谈》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军事问题的兵书，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它一边反对相信阴阳占卜，称其为“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又认为“亦有自然之天命”，“天命之不可违，而非人谋之所能为也”。《车营叩答合编》
作者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别号恺阳，祖籍河南，世居直隶保定府高阳（今属河北），明末著名的军事家。
孙承宗幼时受家庭环境影响，好学敏求，博览群书，凡儒家经典、兵家著述无不在其涉猎范围之内。青年时代便获得了广博的知识，“穿凿古今，蔚为硕儒”。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大中允，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泰昌元年（1620），入内廷，以左庶子充日讲官，得到皇帝赏识。
这时，辽东战火越烧越旺，后金自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又连下开原、铁岭。孙承宗身在内廷，却时刻关注着辽东的形势。他每论前方局势，无不切中要害，因以“知兵”而闻名。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占沈阳、辽阳等70余城堡，满朝为之震惊，群臣皆推荐孙承宗主辽东军事。但熹宗皇帝实不愿孙承宗离开。便派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赴辽东后，因巡抚王化贞从中作梗，内部失和，给后金以可乘之机。次年，明军节节溃退，连失广宁等40余堡。在此形势下，孙承宗临危受命，出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主兵部，治理辽东军事。后不久，自请督师辽东，得到熹宗的同意。同年八月，他以原官督师山海关，兼管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事。
他雷厉风行，整饬辽东防务，罢免庸弱无能之辈，破格启用了鹿善继、马世龙、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建立起了有效的指挥系统；淘汰老弱，选练精兵，造就了一支由车营、水师、火营、前锋、后劲营等组成的精锐部队；修筑城堡，加固工事，建立起自宁远至山海关的多层次防御体系；招抚辽人，稳定人心，以为固守之计。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明军声威复振，辽东局势也因之出现了根本转机。但随着孙承宗屡建功勋、声威日著，魏忠贤等人却屡进谗言，横加迫害，使孙承宗被迫于天启五年去职还乡。接替孙承宗的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下令军队尽数撤入关内。但袁崇焕坚决维护孙承宗的部署，拒不执行撤军命令，并相继取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两次重大胜利。这说明孙承宗以守为战、且战且守决策是正确的，其整饬辽东防务也是卓有成效的。
后金军在宁远一线遭到败绩后，深知明辽东防线已固，遂将进攻的方向改在京师北部。崇祯二年（1629年，农历己已），皇太极率10万大军从喜峰口叩关而入，兵锋直逼京师，史称“己已之变”。危急关头，明廷再度起用孙承宗，让他以原官驻守通州，拱卫京师。后袁崇焕率军回救，与后金军血战于京郊。崇祯帝误中皇太极反间计，以通敌罪将袁崇焕逮逋下狱，致使人心涣散，祖大寿率辽东明军万余人东撤，形势极度危急。孙承宗急派马世龙等持亲笔信前往安抚，使祖大寿敛兵待命。后来，各路勤王之师也陆续赶到，后金军始撤围而去。
后金军退去后，孙承宗再镇关门，二次督师辽东。他乘后金军换防之际，奇袭遵化等四城，拔除了后金军留在关内的一个钉子：又于宁锦一线修筑大小凌城，加强前沿防御。崇祯四年七月，后金乘明军换将之孙，兵围大凌城。孙承宗急赴锦州调度，但因丘禾嘉贻误战机，致使守将祖大寿粮尽援绝，献城投降。阉党借此将责任全部推到孙承宗身上，迫使他再度归隐。
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再度入关，于十一月兵围高阳。76岁高龄且早已赋闲在家的孙承宗毅然走上城头，组织军民抗敌。后弹尽粮绝，城破而亡。其子、侄及孙辈力战而死及被杀者达百余。
孙承宗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除本书外，尚有《文集》100卷、奏议30卷、督师全书100卷、《督师事宜》18卷、《历官旧记》4卷等多种著作。
《车营叩答合编》始刊于清同治八年（1869），为四卷本，其卷目为：卷一《车营图制》、卷二《车营百八叩》、卷三《车营百八答》、卷四《车营百八说》。清光绪六年（1880）印行时，将各卷叩、答、说合而为一，称作《车营百八叩合说合编》，名称虽异，内容则完全一致。为便于读者阅读，这里我们选用了清光绪六年本。
《车营叩答合编》是孙承宗与部下鹿善继、茅元仪等人讨论车营作战问题时撰写而成的。其内容涉及车营的编组方法、阵法布列、兵器配置、车步骑协同及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先秦时期，车兵曾作为主要的作战兵种而出现在战场上，但至汉以后便逐渐地销声匿迹了。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量火器的出现，为解决笨重的火器的机动问题，战车复被启用。便出现了新的兵种——车营。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便组建了一支集车步骑为一体的车营。明代出现的车营，实质上便是现代意义上炮兵的雏形。《车营叩答合编》作为讨论这一新兴兵种作战问题的理论专著，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些观点，如强调车步骑诸兵种密切协同，主张布阵依地形、敌情等条件而灵活变化等，至今仍不失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