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大概文学家们的思想，比较开豁，不受习惯的束缚，兴来时就旁若无人，或吃酒，或写诗，或哭或笑，好像是变态的人，因此一般人看“文人”的行动是失常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不过一般人并不像文人那样惹人注意。并且别人的嘉言懿行，一阵子说说就完了。文人的怪癖常是给人写下，因此广播远布，传为佳话。
有些文人的怪癖，是很有趣味的。
英国有位文学家叫法勒（D。Tarrar）的，他一生的著作，都是站着写的。著名的诗人密尔顿（John Milton）作诗时喜欢躺在床上。哲学家尼采动笔写作前，喜欢到外面去散步。这种习惯是姿势的习惯。有人研究一个人的姿势，对于思想很有影响。据说把腿平放，放松地卧着，或是立着都有益于写作。因为这种姿势可使血脉流通的缘故。
写文章需要最安静的环境。有的文人的怪癖就是由于这种要求。因为在安静的地方，可以深思。
《旧唐书》里记着：唐初四大文人之一的王勃，他作文的时候，起初并不精思；先磨墨数升，然后喝些酒，卧在床上，用被蒙头大睡。到醒来时，执笔直书，不改一字。当时的人称王勃有“腹稿”。
宋代有个文人叫由浩，他作文的时候，必须藏在深深的草丛里，避开一切的人声。不久，从草里跳出来，立刻写成一篇文章（见《宋史》）。
隋朝有个文人叫薛道衡，作文的时候，必隐坐空室，蹋壁而卧，听见门外有人就发脾气（见《隋书》）。
有的文学家，喜欢一定的颜色：匈牙利小说作家周开（M。Jokni），一定要用紫墨水，才写得出文章。法小说家大仲马用蓝纸才得写出小说，用黄色纸才写得出诗歌，用玫瑰色纸才写得出散文。这些怪癖完全是习惯，好像我们早晨穿鞋子，成了习惯以后，一定要先穿左脚，或是先穿右脚才觉得舒服一样。又好像我们用惯了自来水笔的人，用墨笔写字就觉得不方便，而有些用惯毛笔的人，用自来水笔也同样受很大的影响一样。
文学家喜欢在写作时，藉助于刺激品的习惯，这是很普遍的。李白喝得陶然之后，诗兴方浓，“斗酒百篇”。法国文人巴尔扎克写作时必喝咖啡。鲁迅、林语堂、高尔基等人，写作时必吸纸烟。用这些方法寻找刺激，以疏通思想之路，并不稀奇。最奇怪的是卢骚和席勒两人的怪癖。
据说卢骚思索时，便露着头顶，让太阳晒他的头盖骨，晒得热烘烘，思路格外畅快。德国诗人席勒，在创作的时候，喜欢闻烂苹果的气味，所以他的写字台上，烂苹果和纸笔是一样的重要。最有趣的是：有一个文人，脱下袜子，一手弄着脚趾，有脚臭味传过来，方有妙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每个文学家也有自己的怪癖。这种怪癖，一旦成了习惯，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并不必像戒烟那样的苦心来改正。“文人无行”，这是大众已公认的事实，有些怪癖，又算得什么。不过我说这话是专指怪癖说的。如果文人过分的纵酒、狎妓、不治生产、不修边幅、放荡不羁、狂倨无礼、随口谩骂等等，倒是要不得的坏行为，关于这一点，梁实秋曾有下面的一段话：
假如文人的无行，与文学事业真有密切之关系——换言之，假如文人若把无行的地方取消，文学的泉源就要干涸，那么，社会对于文化人之无行采取原谅姑息的态度，也未始不合理，然而很多人和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文与行并无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