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论语
·历史上所谓的明君圣主，谁也无法根治自身腐败的权力癌！作为根本性的制度腐败，皇权专制制度无疑是造成腐败的总根源。
·皇帝往往由盛世帝业的开创者变为埋葬者。
·是皇权的全面腐败，导致了奸佞当道，藩镇坐大，生产破坏，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盛世难再。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盛唐开元年间，已达到了极致。与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相比，盛唐的“开元盛世”，才真正算得上是国泰民安、民富国强。
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镐车班班，男排女桑不相失
……
由此可见，“开元盛世”时，不只豪门大户富，“小邑”也富；不只两京（长安、洛阳）社会安定，而且“九州道路无豺虎”，到处是一派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男耕女织不相失”，把重农务本放在首位。延续太宗“贞观之治”重生产的政策，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仅从当时的粮价就可看出其成效。“斗米之价钱十二，青、徐斗米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这自然是“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结果。
作为“开元盛世”的创建者，唐玄宗李隆基“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他的文治武功自然堪与历史上数得着的几个明君圣主相比。他佐父平韦后之乱，力裁中宗以来形成的冗员冗职，淘汰过多的僧尼，轻徭薄赋，提倡简约，尊扬儒术，选贤任能，重用谏臣，严于律己，革新朝政，一扫武后以来的种种弊端。他继住开来，把太宗创建的“太平盛世”推向了极致。成就了盛唐，也成就了他自己。
他在位四十四年里，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及天宝初期是盛唐和他最为辉煌的时期。但他还有另一面，这便是腐败！
历史上所谓的明君圣主，似乎谁也无法根治自身腐败的权力癌！
作为根本性的制度腐败，皇权专制度无疑是造成腐败的根源。只不过是，有的明君圣主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防止腐败，减轻腐败的程度。或通过变法、改良挽救一时的危机；而有的明君圣主自身也不自觉地卷入腐败浊流之中，变成了天下最大的腐败者。从而由盛世帝业的开创者变为埋葬者。唐玄宗李隆基就属这后一类。
正如《新唐书·玄宗本纪》的评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按曾经很流行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划分，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可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段：前一段，即开元年间和天宝初期，可以说是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以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界线，此后即为八年血雨腥风的战乱及郁郁而终的太上皇生涯。
那么，唐玄宗李隆基为何由“励精政事”蜕变为“穷天下之欲不足其乐”而“窜身失国”呢？
志得意满，“忘其所可戒！”
“开元盛世”的出现，“几致太平”，刺激了他的“嗜欲”，他不再“励精政事”，而是沉迷于享乐，重用奸佞，犯了一系列无法挽救的战略错误。
开元初，他恢复了废弛已久的太宗贞观年间形成的谏官、史官与宰相和皇帝共议朝政的制度，自己也能虚心纳谏，颇有太宗善于纳谏的遗风。
重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臣为相，革新朝政。尤其是姚崇和宋璟为官清正，擅长理政，使“姚宋”成为贤相的代名词，犹如贞观时的“房谋杜断”一样，向为后人所称道。
但他又任用阴险、奸诈的李林甫为相。《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为堵塞言路，指着玄宗出行的仪仗马对谏官说：“此马食三品饲料，说弃之就弃之，毫不足惜。”从此，无人敢上谏。
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已被群小所包围，奸佞当道，朝政能不黑暗和腐败吗？
而唐玄宗李隆基不仅对李林甫言听计从，而且还一度想“悉以政事委林甫”，因未得到宦官高力士的赞同而不悦。
恰好此时，天下一时无事，他便大思淫欲。
“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看上了自己亲生儿子的小老婆，便迫不及待地让她假意出家为尼，实则为掩饰其“扒灰”（指公公奸占儿媳）的丑行。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尽了这份情缘和孽缘的罪恶。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诗）杨玉环爱吃新鲜的荔枝，于是便从四川等产地昼夜飞驰运送，目的只是为博其一笑。
不只如此，“凡充锦绣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全都在为她服务。
更有“册杨太真为贵妃；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以其叔父玄珪为光禄卿，从兄铦为殿中少监，锜为驸马都尉”、“及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杨家从此“贵震天下”。连杨玉环早就死了的父亲也在黄土下当上了贵臣，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尤其是其从兄杨钊，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一跃而成为位极人臣的宰相。他就是被玄宗赐名的杨国忠。
还有“以贵妃姊适崔氏者为韩国夫人，适裴氏者为虢国夫人，适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思泽，势倾天下。”杨氏官邸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仅建一厅堂就要花1000万缗钱，仅其脂粉钱每人每年就多达100万缗。
依靠权势，杨家兄妹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上自朝官，下到州县小吏，无不倾其所有奔走于杨家门下。仅杨国忠一人就兼有四十多个官职，收受的贿赂多达缣3000疋，相当于全国一年半的庸、调收入。
被杨家兄妹所包围，玄宗沉湎于淫乐，哪里还会再“励精政事”！
由于奸佞当道，皇帝昏庸、荒淫，各地的豪强趋势坐大，侵占民田，维系盛世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普遍遭到破坏，流民增多，财政危机凸显。
但“武皇（指玄宗）开边意未己”，与“嗜欲”奢侈的同时，还好大喜功，拓疆拓土，旷日持久地发动对吐蕃、南诏、契丹、大食的战争，损失惨重，劳民伤财，“户有三丁抽一丁”，加重了百姓本来已很重的负担。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来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杜甫的《兵车行》正是当时百姓苦于征战的形象写照。
在频繁征战的同时，玄宗还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改“内重外轻”的军事策略为“内轻外重”，在边境布防兵力达49万之多，长安周围的京畿重地却仅仅只有8万兵力。而且偏偏听信李林甫的建议，边将几乎全用“蕃将”（李怕人夺其相位，蕃将多不识文，故无此虑）。这就为另一奸贼安禄山的得势创造了机会。
安禄山，虽为胡人，“外若痴直、内实狡黠”，他表面上曲意逢迎玄宗和杨贵妃，暗地里“潜蓄异志”，一直在做叛乱的准备。
而玄宗对其竟宠信不疑。当安禄山提出要认年龄比他小得多的杨贵妃为干娘时，玄宗竟答应了；当安禄山先拜贵妃后拜他，口称“胡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时，他默许了；当安禄山见太子不跪只跪他口称心中只有陛下一人时，他竟以为忠；当他问安禄山垂过膝的大腹内装何物，得到的回答是“只有对陛下的一颗忠心”时，他竟以为然；当安禄山已经从范阳（今北京）起兵，直指长安时，他仍以为诬……其偏听偏信，昏庸愚顽，几乎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渔阳（今北京旧称）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矛盾的总暴露。以杨家为代表的内廷腐败集团和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藩镇叛乱集团，再加上已经崛起成了气候的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导致了整个盛唐的腐败和衰败。
而一切的一切，根子似乎全在唐玄宗李隆基身上！
是统治者贪欲膨胀，皇权的全面腐败，导致了奸佞当道，藩镇坐大，生产破坏，社会动荡，盛世难再的。虽然经过八年血战，总算平息了危机。但社会经济的破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尤以两京为甚。仅人口总数已由“安史之乱”前的五千多万锐减到不足七百万，由此可知已衰落到了何种地步。从此，大唐盛世已风光难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完全向东、向南转移了。长安失去了作为首都的条件，沦为废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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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公认的好皇帝。他是“开元盛世”的开创者，但也是“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为什么一个公认的好皇帝，前半生好，后半生不好呢？
·中国传统社会这台老机器，之所以到了盛唐时运转得最好，就在于动力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功。轻税薄赋，小农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清正廉明，当权者的贪欲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整个社会之力能够集中到发展上来，因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唐玄宗李隆基在此期间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好景不长，这台老机器的老毛病很快就犯了。心脏首先腐烂了，不可救药，那就是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全面腐败。外壳也太笨重，难以运转，安禄山那样的藩镇相继坐大，尾大不掉，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被抵消、损耗殆尽了，只剩下一具堂皇的外壳而已。
·好皇帝再好也是典型的人治，而再好的人治都难免最终成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