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论语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理论，幸福指数=效用/欲望。
·衡量生活幸福的标准有三个方面：是否吃得下，是否睡得香，是否笑得出。
·欲望、效用、幸福指数若不能同步增长，那必然是痛苦。
·满足幸福需求，有三种途径……
有一农夫很勤奋，几十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从不懒怠。一家人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日子感到很满足很幸福。忽然有一天，他挖地时挖出了一个不小的金罗汉。“这下发大财了！”这位农夫和家人欣喜若狂。他们想，从此，可以成为大富翁了。但他竟整天忧心忡忡，痛苦不已。有村人不解，问道：“你现在已成家财万贯的大富翁了，自己锦衣玉食，一生无忧，子孙后代也都能过上好日子，为何还这样不高兴呢？”农夫回答说：“我一直在想，我未拣到的那十七个大金罗汉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它们全拣到手呢？”
显然，这位农夫的痛苦是因为拣到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金罗汉！这块他一辈子无论怎样勤劳都积攒不到它的万分之一的金块，让他布满血丝的混浊的眼光发亮的同时，也点燃了他久久沉睡的贪欲之火！既然一个金罗汉能如此容易地拣到，那其余的十七个金罗汉不也能如此容易地拣到吗？
一个祖祖辈辈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黄土里刨食吃的忠厚老实的庄稼汉，竟也凭空做起了富甲天下的美梦来了，他能不痛苦吗？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理论：幸福指数=效用/欲望，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位农夫的痛苦根源。
指数虽然原本是反映某种经济数值与作为比较标准的数值之间的比，但若用在欲望的满足程度量化上，那就会使原本抽象的欲望更具体化。如今，已由单纯的经济术语演变为公众词语了。
按照萨缪尔森的公式来看农夫的痛苦，即幸福指数的急剧下降是因为他的欲望，也就是分母急剧增大，而效用远远不能满足欲望的需求，即分子太小，所以，幸福指数为负数，已经远离了幸福。
列一个简单的算式来看就更清楚了：
假如这个农夫所拣拾到的那个金罗汉有6公斤重，即相当于6000克的黄金，按时下的市值每克180元人民币来计算，那就是1080000元，刚好一百万多。也就是说，他的实际效用突然增大到了一百万。但他的欲望仍不满足于此，而是108000元乘以18这么多。那么，按萨缪尔森的公式来计算，那幸福指数就是小数点后的负数了。即欲望大于效用18倍之多，他能不痛苦吗？
而拣到金罗汉以前，他的幸福指数虽然不算高却是正数，自然有幸福了。
假若他一年辛劳所获为10000元，即效用为10000元，欲望等于或少于10000元，那幸福指数就不会为负数了。
两者比较如下：
（幸福指数）1=（效用）1万/（欲望）/1万
（幸福指数）0.055（效用）=1080000/（欲望）108000
他虽然在拣到金罗汉之后，实际效用比原来增加了一百倍，但幸福指数却大大下降了。以前温饱的农家生活之所以幸福指数高，就在于他的欲望与效用基本相当，或效用还略大于欲望，因而能够知足常乐，不知痛苦为何事了。
从农夫拣拾金罗汉前后幸福指数的剧变可以看出：若欲望大于效用，即分母大于分子，那幸福指数就变为负数了，必然产生痛苦；相反，就会有幸福伴随。
而衡量幸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除过法律的钢性制约外，个人自律，可从三方面来衡量：
是否“吃得下”，应是第一标准。民以食为天。能吃，就是一大幸福。胃口好，说明身体健康，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满足任何欲望的前提和保证。否则，若病魔缠身，或身有残疾，或生命垂危，那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因此，健康就有口福，有口福即是幸福。
同时，还要“睡得香”。只有心中坦然，才会安睡。不然，心中若有愧，躺在床上就会扪心自问，被唤醒的良心会不安，睡觉怎会安心？而心中若有鬼，那就更睡不着了。总怕半夜鬼叫门，灵魂尚在地狱中受刑，如何会“睡得香”呢？
如果能“吃得下”、“睡得香”，那自然应该算是幸福了，但幸福指数不会高，因为那满足的尚只是生理方面的欲望；如果再能够“笑得出”，那就满足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欲望，幸福指数才会有很大的提高。
而“笑得出”凭什么？
凭对欲望适宜的掌控，凭对效用的不断提升！
究竟挣多少钱，才会幸福？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年挣1万，会幸福吗？挣10万、100万、1000万呢？
为什么挣钱少的往往幸福指数反而高于挣钱多的？
这还要用萨缪尔森的幸福理论公式来说明：若一年只挣1万，即效用为1万，那欲望呢？肯定若少于1万，那幸福指数就会提升；若一年挣10万，即效用为10万，那欲望呢？欲望如果已狂升到50万、100万，那幸福指数肯定会变为负数，不痛苦才怪呢？
由此可见，收入低者，幸福指数未必就低；收入高者，幸福指数未必就高。有调查表明：中等收入者，幸福指数最高。一般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高于高收入的成功人士。老百姓的欲望与效用基本持平，所以能知足常乐。
但若效用大于欲望，就会造成一定的浪费；若欲望大于效用，必然导致痛苦的产生和延续。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吃遍了山珍海味，竟想服用长生不老药，结果不是被江湖术士所骗，就是连命也早早吃没了。他们一个个嗜色成性，占有三宫六院还不够，还不断选美，嫖妓，恨不能占尽天下所有的女人。像晋武帝司马炎后宫宫女达万人，还要选美。以至于每天不知何往，便乘坐秦始皇那样的“羊车”（羊拉的小车）随其去任何一个宫女处。如此“极意声色，逐至成疾”。晋朝被他弄得“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真是祸国殃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帝王时代，皇帝的欲望是最大化了，却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降到了最底点。这样的社会完全被唾弃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欲望、效用、幸福指数若不能同步增长，那必然是痛苦。
比如一个人挣钱，若欲望太大，非成为亿万富翁不可，结果效用达不到，连百万富翁都够不上，那失落、痛苦恐怕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比如一家企业，刚刚起步，“做大”的欲望就膨胀起来了。非在三、五年内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企业不可。结果倾全力负巨债“大跃进”一年多，结果资不抵债，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还奢谈什么“做大”呢？
由此可见，幸福指数与效用成正比。
满足幸福需求，无非有三种途径：
一是欲望不变，注重提升效用。就像脱贫致富一样。欲望人人都有，谁能做到呢？就看谁能真正提升效用。如果挣10万能脱贫，那挣5万就未做到，也就谈不上什么幸福了。
二是效用提不高，就降低欲望，以达到与幸福指数的平衡。这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佛教所追求的不生不死、无知无觉的涅槃境界，就是把欲望降到最低的典型。这样以来，幸福指数就不会上升，只能降到最低，甚至长期负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途径，那就是欲望与效用同时增长，这样幸福指数就会稳定地提升。从根本上避免了二者偏颇所造成的痛苦和浪费。
值得兴庆的是，我国从2006年开始，“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样，正式纳入了“政绩”考核之中。
北京市率先将“幸福指数”分为7类：即健康状况、家庭和谐、工作、人际关系、城市环境的满意度、幸福感比较、幸福感主因分析，并公布了当年居民幸福指数为72%。这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是较高的。
据上海一家杂志对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南京、杭州六大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收入居中的杭州，居民幸福指数却最高；而收入最高的上海，居民的幸福指数却最低；成都居民收入最低，幸福指数却较高……
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全面考核和提升，是“执政理念”的又一次转型。
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初，和平建设的时期，即消弭战乱，遏制对人民安静生活的破坏。
第二次是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为目标，逐步建立市场经济机制。
第三次从2006年开始，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变为全面提升全体人民的幸福指数为追求目标，以建立和谐、幸福、文明的社会为最终理想。这一转变刚刚开始实施。
令人忧患的是，我们的GDP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人均GDP大幅提高的同时，国内贫富差别的比例却加大了；幸福指数与人均GDP呈反比的反常现象，怎能不让我们深刻反思和忧患呢？
动力加油站
·我们需要GDP的增长，更需要居民幸福指数的全面提升。
·如果财富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反而增加了痛苦，我们创造这些财富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