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保 张丽梅
摘要：“民族志”一词，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不过，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外延亦有不同。
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至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所见、所闻，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这样，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民族志也因此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此后，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学会土著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土著文化的本真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学”的宏伟目标。格尔兹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一科学理性幻象。格尔兹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从方法和文本形式两方面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整体民族志。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兹都维护民族志本身，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亦有所沿袭，但强调科学描述与客观反映的“文化科学”和强调“深描”的“文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其二，以特罗布里恩德岛的例子作为批判的工具，推翻诸多宏大理论，然后在实际上把它作为原始社会的原型，建构统一的科学文化理论。
总之，不论是在民族志问题上，还是在比较和概推问题上，“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都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人类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一方面，“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不同民族志范式，它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有不同的理论关怀方向，因此，决不能为求“万能”而糊里糊涂地搞“大杂烩”。另一方面，虽然二者在学科史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冠之以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事实上，“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都有其独特贡献，也有其内在偏颇。因此，在民族志实践中我们应该避免简化论倾向，既不要过分迷信“科学”“客观”，也不能将“民族志权威”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应该在变动的民族志实践中探索一种具体的、批判性的理论定位。
关键词：民族志参与观察法解释人类学文化批评译自英语ethnography的中文“民族志”一词，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理解，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以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现代田野工作范式的确立和20世纪60年代后对马氏批评的升温为节点，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一、现代民族志：马林诺夫
斯基之前之后在19世纪中期人类学确定独立学科地位到19世纪末期以前，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游客、商人、驻外记者等记载下许多关于海外民族奇风异俗和趣闻轶事的民族志材料，专业人类学家们则在书斋中对这些材料以及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
然而，变革的信号却已经发出。有里弗斯对民族志的重新思考为证：“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至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的所有方面。”
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将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文明社会的村落研究，拓展了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同时，也使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的、整体民族志事业更盛。
之后，随着一系列实验民族志的现世，人类学学科迎来了一个自觉反思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方法与文本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性审视：基于殖民地土著部落调查的民族志，却不曾考虑殖民主义文化遭遇的影响；把民族志视为“文化科学”而非“文化解释”，忽略了人类学者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性和人类学知识的相对性。
二、范式转换：从文化科学到文化解释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学会土著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土著文化的本真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学”的宏伟目标。格尔兹却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一科学理性幻象。在格尔兹看来，文化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更准确一些，通过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人类学分析的是什么。
在此前提下，对马林诺夫斯基式民族志的具体批评还包括：民族志材料其实是人类学家对他人及其同胞的言行的解释之解释，而非简单的观察所能得到。
《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便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在格尔兹看来，民族志撰写者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读者相信他的确“到过那里”，相信他们阅读的东西是作者所亲历的某时某地某个人群之生活方式的真实报告，相信读者一旦亲临其地也将得到与作者一样的见闻、感受和结论。结合全书不难看出其言下之意是：个人的背景、身份、角色深深地影响人类学写作。
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文本建构策略被格尔兹冠名为“阿科博写实主义”是格尔兹对埃文斯普理查德文本建构策略的一种带有嘲弄意味的说法。
不过，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兹都维护民族志本身，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亦有所沿袭，但强调科学描述与客观反映的“文化科学”和强调“深描”的“文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三、比较与概推问题：从超越个案的概括到个案中的概括
异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一，马歇尔·萨林斯曾明确指出：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
注自身的。倒过来说会更好些：民族志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
四、余论：民族志与理论
总之，不论是在民族志问题上，还是在比较和概推问题上，“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都存在极大的
不同，这种不同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族志范式的“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视角性的，因为民族志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具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民族志作为独特的研究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结果，也只是以其掌握的大量实在、鲜活的材料为理论提供必要滋养。
麦克尔·赫兹菲尔德将人类学定位为“理论的实践”，重心落在“实践”二字，关注人类学从业者的所作所为，强调人类学学科对民族志研究和撰述的依赖性，但“实践”之余，理论基础的问题也不容轻忽。因此，在民族志实践中我们应该避免简化论倾向，既不要过分迷信“科学”“客观”，也不能将“民族志权威”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应该在变动的民族志实践中探索一种具体的、批判性的理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