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T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这个年轻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这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里老是嗡嗡作响，哪怕晴和的天气也是这样。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特别在夜里，当十扇大窗霍地被闪电照亮时，那才真有点吓人呢。
我这人生性懒散，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寄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四周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闪动着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网上变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长长的锻树林荫道。这里同样荒凉而古老。隔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暮色中的树木中间隐藏着无数阴影。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细声细气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啦。后来，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怡，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早已在儿时见过。
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七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忸怩起来。我仿佛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也早已熟悉的。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立即告辞。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光临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广有资财，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任教，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应当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本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晚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大多，声音响亮——这大概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个把话题引向争论的习惯，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谁也没有看见。
我们动身回去的时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极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极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拖拖拉拉，错过了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信服，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才知他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