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一些法国人总是带着讽刺的目光看待中国的方方面面，这通常是无知的偏见所带来的结果。
诚然，法国不乏有一些很了解中国的人，但其中大多数属于汉学家群体。法国引以为傲的是，从19世纪初法兰西公学院[1]就已经开始发展和教授汉学了，这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早，法国曾是这方面的先驱。然而今天，大多数法国汉学家似乎都更怀念过去的中国，而不愿承认和接受现代中国。此外，还有另一些汉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理智且客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中国人，虽然人数也不多，但对西方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一些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都可以用最细腻的感情演绎贝多芬、肖邦以及德彪西的钢琴作品。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法国人，甚至任何一个欧洲人，能用正确的语调朗读李白或者杜甫[2]的诗，或是能在一部中国古典戏剧中饰演好他们的角色。而这两位诗人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相当于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雨果（Victor Hugo）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
绝大多数法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如同盲人。即使能趁着出差或旅游的机会去中国待上几天，却仍然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这一切都要从学校教育说起。由于对中国历史的介绍开始得太晚，所以一切都很糟糕。在法国教育中，中国历史始于1860年，这一年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法国的初高中生来说，中国此前两三千年的历史都是空白。这又让我想起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一事。基督教实际上在公元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而不是像法国课本中所写，大家都认为的16、17世纪。在7世纪，中国第一座教堂就已在当时的都城长安附近建成，我们现在仍可以在陕西西安历史博物馆通过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3]看到这段历史。想要了解中国，了解其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其语言也同样重要，不过汉语确实很难掌握。要了解任何一种文明，不懂它的语言是行不通的，对于中国尤其如此，因为汉语和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系、闪语族的语言完全不一样。
如若大量涉及中国文学，法国较专业的出版社，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很好地完成工作，但仍比不上更精益求精的英国出版社。一些大部头的中国经典小说、关于中国思潮的作品甚至是史学家的著作，我们都可以在书店找到它们的法语译本。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找整个20世纪众多作家的小说。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短时间内影响了整个国家，这情景和19世纪的法国小说一模一样。然而在法国，这样的文学却鲜有读者。暑期结束，你可以向朋友大谈你又重读了《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或莎士比亚的历史戏剧，对方不论是谁，都读过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几本小说，读过或在剧院看过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对话因此可以立马继续下去。但如果你对他们说你利用夏日的假期读了《水浒传》或者《红楼梦》[4]，对话就会难以继续：即使在颇有学问的人群之中，也没什么人读过其中的任何一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我们要在此承认阿兰·佩雷菲特[5]的贡献，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谈到他。还有其他人，但人数不多。我们对佩雷菲特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非常熟悉，书名借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的出处从未确定）：《当中国觉醒时……》（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还有另外三本读者不多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为了认识并读懂中国，佩雷菲特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值得被强调。他对共产主义的赞同不应被质疑，他值得再一次得到认可！
法国于1964年在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下承认了北京政府，并由此成为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拥有特殊地位的西方国家，但法国却不知道利用这一优势，这才是最让人惊讶的。如今，不仅仅是美国，英国、德国都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远远领先于法国。
中国经济增长迅猛时，人们担心它巨大的经济力量在全球的位置，当中国经济增长稍有放缓，人们就预测中国经济将会崩溃，并将此现象对西方经济带来的恼人后果都归咎于中国。即使英国、德国及美国的媒体无法放下此类偏见，也会尽最大努力做到客观。但法国发生的一切让人以为，公允又不带侵略性地谈论中国会被质疑，甚至会受到谴责。虽然法国媒体是自由的，但关于中国的报道却永远只有一个调性，让人觉得读到的听到的都是真相。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世界里，如果对中国的无知和不解持续下去，我们会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我们就是要尝试理解这种不理解。它有因也有果。我们试图将其公之于众。当然，我们也尽量用另外一种眼光去发现中国及其文明的真正特点，一些对于认识现在照亮未来来说必不可少的特点。没有必要憎恶中国，也没有必要害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