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授说，数十年来，
我提倡的“人间佛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念，
进而改变遍及了这个世界，
像一场宁静革命，在海内外和平崛起。
承他说我一句：
“是‘蓝海策略’的先行者。”
其实，我们和高教授一样，
也是一本初衷想为社会服务，
奉献一点心力。
在他几次表达对“人间佛教”
高度的肯定中，想来，
应该可以算是“佛教之友”吧！
近代以来，举世之间由于各项发展迅速，教育普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说到学者，自古以来中国人向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这种思想姑且不论是对是错，文人学者向来备受尊崇、礼遇，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甚至古代做皇帝、宰相的人，不一定留名于后，文人学者却能名垂千古。例如，汉武帝的功业彪炳，但是被他施予刑罚的司马迁，由于他撰写《史记》对后世影响至巨，成就早已超越汉武帝。又如唐诗泰斗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的作品，至今仍为人所称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苏东坡等，在历史上也受到万人推崇。
而宋、明之间的王阳明、朱熹、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陆九渊、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一代名士大儒。就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像曾国藩、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杨文会、梁漱溟、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一代的学者大家、人中俊杰，与佛教也有一些因缘。
对于古代的先贤学者，我们无缘亲近，但当代文史哲的学者，却可以视为今日之孔孟，值得我们敬重。在我认识的学者中，第一位当属钱穆博士了。
钱穆
钱穆先生，出生于一八九五年，江苏无锡人。他渊博的思想学识，令人赞赏不已。我记得一九六九年，台北善导寺举行文化讲座，邀请他讲演“六祖坛经大意”。讲演后，让不少听众心仪，尤其那个时候，台湾正倡导复兴中华文化，他推崇《六祖坛经》，将之列为必读的典籍之一。
钱博士在讲演授课时，擅长引用一些小故事，将生活中的佛法告诉普罗大众。例如，他讲到“禅心”时，问大家要如何才能证悟呢？他说，这件事别人不能代劳，非得要靠自己才行。他举例：
有一个老偷，想把技术传给徒弟。一天夜里，他把小偷带到一户人家下手，由他自己把风。
正当小偷要得手的时候，老偷忽然大叫：“有人偷东西！”
这一家的男女主人赶快起身要抓小偷，小偷不得办法，仓皇之中，就藏身在衣橱里。夫妻两人看不到小偷，准备再回去床上睡觉。小偷在橱子里想着如何开脱，灵机一动，便学老鼠吱吱叫了起来。这夫妻一听，就说：“哦，是老鼠啦。”
正在这对夫妇心情放松的时候，小偷赶快打开橱子，越窗而逃。夫妻两人一惊，从后面追赶。黑夜中，只听到脚步的声音。
小偷知道难以摆脱追赶的人，看到旁边有一口井，拿起大石头，便朝井里一丢，“砰”地一声，夫妻两人追上来：“哎呀，糟糕，小偷掉到井里去了。”因为怕惹上麻烦，两人就赶紧回家了。
小偷脱身回到家里，气冲冲的问老偷：“你为什么出卖我？你不是说要传授我技术的吗？”
老偷问：“你怎么跑回来的呢？”小偷如此这般陈述了一番。
老偷微笑地说：“这不就是已经传授给你了吗？”
钱穆博士的讲学，就是这样深入浅出，让人明白易懂。
一九五〇年，钱博士在香港筹办“新亚书院”，我也有熟悉的同道、朋友，如悟一法师等，都曾在他的门下学习。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山，他也曾到山上来，可惜没有事先通知我，等到他要下山时，我偶然经过客堂，知客师告诉我，刚才有一个小老头，他说他叫钱穆，想要见你，才刚离开不久。
我一听大惊，钱博士驾到了。我追赶上去，他已经到了山下，准备乘车离开。由于当时上山、下山交通不易，早期佛光山的住宿设备也不周全，我也不便留他，只有随他而去。
我一向儒佛不分，对于钱穆先生诸多的思想学术著作，像《国史大纲》等，虽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陈述，却也同样地尊重。失去和他亲近请教的因缘，感到有一些遗憾和惋惜。
不过，后来我在无锡宜兴重建祖庭大觉寺，那里正是钱穆博士的故乡。他的孙侄钱文忠先生，成了我在大陆的忘年之交。
钱文忠
钱文忠教授，一九六六年出生，是季羡林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曾赴德国留学，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二〇〇五年，我作客在北京钓鱼台宾馆的时候，他特地从上海飞到北京，我非常乐意与之相见。因为钱教授是宜兴人，我正要到宜兴恢复祖庭，当然要获得宜兴人士的支持，何况他又是一位教授呢！
钱文忠教授和他的叔祖钱穆先生同具才华，不但年轻有为，对佛教更是热忱。北京见面的因缘之后，他就常到上海的普门经舍，与我探讨佛法；在宜兴大觉寺未竟工程的简陋工寮里，他也曾数度光临，和我畅谈古今。
记得二〇〇八年七月，大陆和台湾相隔六十年后，首度直航，东方航空公司从南京起飞到台北的首航班机，就是邀约我和钱文忠教授坐在第一排一号和二号的位子。那天，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后来特别撰写《首航台湾札记——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充满泪水》一文，发表在《人间福报》上。
他还告诉我，要把这张和我同座的登机证保存下来，因为这是珍贵无比的史料，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那一次，他在佛光山盘桓数日，当他要返回大陆的时候，其他台湾的特产都没有购买，就只携带了《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等出版品，以及多箱的书籍回去，可以看得出，他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读书人。
钱文忠教授的文才一等，口才也很相当。二〇〇七年，他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讲说“玄奘西行记”，当时创下两个纪录：一是开播以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有超过上亿的人口收看；二是以四十一岁的年龄登上《百家讲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讲主。他后来出版的《玄奘西行记》，听说畅销数百万册，影音光碟就更不计其数，在相关佛教题材的出版品里，可说是数一数二。
二〇〇五年开始，承蒙扬州市政府让我们在市中心一百三十亩的土地，兴建一座“鉴真图书馆”，由慈惠法师负责督工。除了图书馆外，也设有一个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会堂。在二〇〇八年元旦落成后，举办《扬州讲坛》，每个月两次，邀请两位专家、学者在周末公开讲演，钱文忠、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余光中等，都是我邀请的对象。
钱教授的讲演不但叫座，并且还承诺做讲坛的护持者，帮助我邀约大江南北的知名学者人士前来开讲。一时之间，“北有百家，南有扬州”的称号，就此传扬开来，扬州文化也好像起飞了一样。
后来，宜兴大觉寺要申请寺院登记，我邀请钱文忠教授做大觉寺的信徒代表，但地方宗教长官以“教授不可以担任代表”为由，未蒙批准，甚为可惜。不过，钱文忠教授已经和佛教结了不解之缘，当然也就不在意是否成为信徒代表了，甚至有什么事情，他也都自愿护持。例如，上海的知名演艺人员周立波先生举行佛化婚礼，邀约我去为他们福证，就是由钱文忠教授所促成的。
想来，钱穆博士虽然没有和我多所交往，应该也会为他这位古道热肠、与佛有缘的孙侄而感到欢喜吧！
而与钱穆教授有关的大儒，同样以新儒家思想学说闻名，共创新亚书院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也都是佛光山要好的朋友。
唐君毅
唐君毅先生，一九〇九年出生，四川宜宾人；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受邀来台参加活动后，就经常来往台、港之间；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应台湾大学哲学系邀请，从香港来台担任客座教授。在我开山两三年后，大概就是一九七〇年代左右，他曾经特地来佛光山访问，在山上盘桓半日。他是国际哲学界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是香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任教新亚书院期间，广邀学界名宿来校主讲文化讲座，使得香港成为研究中华文化的重镇。
我除了为他介绍佛光山开山、办学的理念，并且向他请益有关办学的理念想法，彼此相谈甚欢。后来，他又邀约我到澄清湖附近他的住所拜访、长谈。和他讲话，可以感受他温文儒雅的风范，丝毫没有一点疾言厉色，实在是一位泱泱大儒。
他曾说，世间上，没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东西。确实，自由民主，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财富。但我认为，除了自由和民主，还要有平等、欢喜、幸福、安乐，这才是人间最可贵的。
记得一九五六年他在“人文友会”演讲时，谈到“人学”之道。他说，做学问完全是个人的事，任何人帮不了忙，就像我饿了，除非自己去吃饭，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帮忙。这样的说法，和禅宗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古以来，参禅悟道的大德，任谁不都是自己亲证真理的吗？
唐君毅先生满腹经纶，为人气势宏大，但生于乱世的他，一身的才情与抱负却无处可施展，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实在令人慨叹。
牟宗三
除了唐君毅先生之外，我后来和牟宗三先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
牟宗三先生，祖籍湖北，一九〇九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融通儒释道。此外，他汇通中西哲学，并借《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
他是一位国学大师，我曾邀请他在台北松江路的佛光山台北别院做过讲座，以及为台北女子佛学院的学生授课，他也回送我他的著作《佛性与般若》等。
他说过，他不是佛教徒，但平视各大宗教，纵观异同，觉得佛教是人类最高的智慧，足以决定生命的方向。由于牟教授对天台法华、般若空性都深有研究，我特地安排他到台湾大学讲演。
继牟宗三教授之后，我又安排日本东京大学讲座教授水野弘元先生，前往台大讲课。在那个年代，大学里不准弘扬佛法，更不准出家人在校园里讲演，但他们却能接受这许多具有名气的教授讲学论道，因此，我特意邀约当代的大儒前来讲说。
尤其，水野弘元教授是以日本出家人的身份站上讲台，我对于能突破学校不准出家人上台授课的限制感到欣慰；但同时，我也对于台大认为远来的和尚才会念经，却不接受中国的出家人在学校讲演的差别待遇，大感不解。欣慰的是，这许多学者教授，都与我们共同写下了一些令人怀念的纪录。
数十年后，我受台大张亚中教授和校方的邀约，分别在该校做过两次讲演。其中一次，还是由校长李嗣涔博士亲自主持。我感到时空因缘在变化，总算学界对出家人的看法有些进步了。
阎路
说到邀请教授讲学授课，我在一九六四年创办寿山佛学院，一九六七年在佛光山创办丛林学院，各界的教授都是我网罗的对象，例如：台湾大学的杨国枢、李亦园、胡佛、陈鼓应，以及中兴大学的王淮、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等等，都是我们佛学院的师资。
其中，成功大学的总务长阎路教授，甚至在佛学院教书之后就跟随我出家，法名为慧源。他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上课时，深获学生的喜爱。虽然是佛教学院，对于自然科学，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佛教徒所应具备的知识。
他在数年的教学中，每堂课的教材笔记都是一张表解。从上课钟一响，他就开始在黑板上画图表解，一直到下课钟响，刚好一个讲题结束，真是堪称一绝。
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二十六岁时就做了工矿公司的正工程师，那个时候，“教育部”的法规认定，正工程师与学校的正教授是同等资历。有一次，大学请他去讲课，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准备的教材，没想到，上台二十分钟就讲完了。他急得满身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发愤用功，利用表解分层，从开头到最后，以五十分钟为一课。之后，他讲习惯了，一堂课就是一张表解，包括：力学、电学、专科化学等等，内容非常充实。
出家后的慧源法师，对于佛学研究相当用功，我也希望他对佛教与科学的比较能有所深入。相信以他的聪慧，以及学术上的成就，必定能超越王小徐（著有《佛法与科学之比较》、尤智表（著有《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等这许多科学家。可惜，没有数年，他就溘然长逝，哲人其萎，实在令人叹息。
郑金德
再有就是西藏佛学专家郑金德博士。
郑金德博士，一九四二年出生于台湾嘉义，曾经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大陆自助旅行，参访、考察两百多座寺庙。据他表示，每到一个地方，都深深地感受到大陆人民对佛法的渴求，许多寺庙都收有《普门》杂志，却不愿示人，藏之如秘宝。那时，郑教授对于我在大陆的弘法，也给了几点建议：一、赠送寺院佛书及录音带。二、在当地设立道场。三、要有资讯联络办法。四、成立永久基金会。现在想来，这许多意见，有的已经实现了。
因为和他有过这样的因缘，我也邀请他在考察空档，为佛光山丛林学院授课。郑博士欣然应允，并且欢喜地计划要开设“英文佛学选读”、“藏传佛教”、“中国佛教现状”、“印度佛教史”、“佛教社会学”等课程。之后，他还将多年收集的数十本佛教书籍，致赠给佛光山。很感谢他，以得来不易的法宝与佛光山徒众结缘。
张澄基
在我的学人朋友当中，通达中英文，以及汉传、藏传佛教的张澄基教授，应该算是第一人，他同样也在佛光山佛教学院上过课。
张澄基教授，湖北人，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是前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将军的公子。他与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的第四女公子——于念慈小姐结为夫妇，在一九四九年迁往印度，辗转又赴美国侨居。之后，就在美国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担任教授，讲说佛学，和纽约商业巨子沈家桢先生成为要好的朋友。说来，早期以华人学者居士身份在美东地区弘法的，张澄基先生算是少数的了。
沈家桢先生的虔诚学佛，与张澄基教授有很大的关系。沈家桢先生对台湾的佛教也很有贡献。例如，他支持李炳南居士在台中成立“明伦学社”。这个社团主要在培养传统文化人才，推动中华文化伦理，他希望李炳南居士能多成就一些青年人才。另外，一九七〇年左右，沈家桢先生在美国成立“译经院”，将佛教经典翻译成英文，当时张澄基教授也参与编辑工作。接着，又在新竹成立在台分院，起初是沈居士自己兼任院长，一九七三年就由回台讲学的张澄基教授继任。
张澄基教授写过《佛学今诠》上下二册，又译有《密勒日巴尊者传》等著作。尤其《密勒日巴尊者传》这一本书，到现在仍然流行在台湾学佛的大专青年学生当中，影响可谓至巨，也让密勒日巴尊者在台湾比宗喀巴大师、班禅、达赖还要有名。
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左右，张澄基先生曾在佛光山小住，夫人于念慈女士也陪同上山，在佛教学院讲授佛学课程。他精通中华文化，尤其精于佛学，所以，以他曾经在西藏苦修苦学的愿力，加上受美国西方新思潮的熏陶，他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也曾有一段时期，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邀请，在文化大学授课，后来才又回到美国。
可惜，张澄基教授在一九八八年，以六十八岁之龄逝世，令人不禁为佛教痛失英才，感叹不已。
谢冰莹
而在这许多的名学者当中，有一位深为大家所熟知的文学教授，那就是谢冰莹女士。
谢冰莹教授，出生于一九〇九年，湖南新化人，她以一本《女兵日记》名闻遐迩。当时，她在师范大学任教，皈依慈航法师后，经常在佛教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和她也结了一些因缘。
那个时候，在台北佛教界的圈子里，一些官员像“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都有人学佛。有些学者，就是自己学佛，也很少参加寺院的活动。但是，像谢冰莹、李恒钺等人，他们却没有什么顾忌，打起招牌，表明自己就是佛教徒。尤其，谢冰莹教授还是一位非常虔诚地参与法会的学者。
这是因为在一九六〇年代左右，由于蒋宋美龄夫人重视基督教的关系，大家都不敢表态自己是佛教徒。因为一说出自己信仰佛教，就没有职业了；资料上一填写佛教徒，就不能出境留学、出境旅行。那个时候，佛教很可怜，受到种种压抑，佛教徒好像是三四等的公民一样。所以，对于一些名学者，他们肯在手上挂着念珠，口中宣扬佛法，毫不顾忌外缘势力，实在令人钦佩。
我和谢冰莹教授，常在一些法会中碰面，谈论佛法。她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出家人，能谈经说道，却没有学历，感到可惜，因此也想帮助我在师范大学里，取得一个大学的学历。但是，我既没有高中的毕业证书，也没有初中的文凭，怎么忽然就可以去念大学了呢？因而婉拒了她的好意。不过，我有一位同道浩霖法师，后来倒真的做了谢冰莹教授的学生。
我虽然没有大学毕业，但后来文化大学、东海大学都请我去担任客座教授，感到自己以一个没有进过学校的人，能站上大学的讲台，也觉得稍堪自我告慰了。
高希均
我和学者教授往来，相谈最为热络的，就是高希均先生了。
高希均教授，南京人，一九三六年出生，中兴大学毕业后，先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任教，成为终身荣誉教授。他专精经济，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
我们最早结缘在一九八九年，当时我应《远见》杂志之邀，讲述“我的大陆行”，探讨两岸文化、宗教、教育等交流事宜。那次之后，我们就经常往来，交换意见。
一九九三年时，高教授想为我出一本传记，对于他的盛情，我实在却之不恭，勉强应他所望。一九九五年，由符芝瑛小姐撰写的《传灯——星云大师传》就这样出版了。承蒙高教授的大力推荐，多次在全台的书店如金石堂等，进入畅销书的十大排行榜。
后来，继《传灯》之后，他又再请符小姐为佛光山的一些比丘、比丘尼，如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依空法师等人，撰写成《薪火》一书。尤其数年前，天下文化出版了满义法师所写的《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不但一时洛阳纸贵，而且为我们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定下规章、打下基础，后来甚至被山东省的一所大学指定做为教科书。
高教授一心想为社会的文化教育尽一份力量，成立了“天下文化远见事业群”，二十多年来，不惜成本、择善固执出版许多脍炙人口的书籍，带给社会大众许多重要观念的影响。比方，一九七七年他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影响台湾朝野，勉励大家要“读一流书、做一流人”，要台湾推动“执行力”，发挥“软实力”等等。我敬佩他这份对社会公益的坚持，后来，每年天下文化寄来为我出书的版税，我都叫书记们寄还给他，表达一点对他在推动文化事业方面的支持。
前几年，天下文化出版了《蓝海策略》一书，其中提出的理论，一时在企业组织之间蔚为流行风气。承蒙高教授说，数十年来，我提倡的“人间佛教”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遍及了这个世界，像一场宁静革命，在海内外和平崛起；“人间佛教”的推广，佛光山早已默默地在运用。承他说我一句：“是‘蓝海策略’的先行者。”其实，我们和高教授一样，也是一本初衷想为社会服务，奉献一点心力。
高教授为人坦率热忱，拥有政经各界许多好友。过去以来，他经常邀约一些知己友人，如沈君山、张作锦、王力行等，或在台北，或到高雄，一两个月总要聚谈一次。在佛光山参观时，我们总是各述见闻，彼此毫无拘束，畅快淋漓。这几年农历春节期间，他也多次陪同夫人刘丽安女士，邀约好友夫妇，一起上山度假过节。
记得有一次过年，我们就在言谈之间，高教授忽然问我：“什么是人间佛教？”被他这一提问，倒让我在刹那之间想到，我讲了一生的人间佛教，竟然还是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我也很快地就回答了高教授。我说：“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我看到高教授听闻之后，高兴得抚掌叫好的样子，自己也不禁跟着欢喜起来。
二十余年来，我与高希均教授的往来，每一次见面，彼此就是这样交心欢喜。我从来没有问他信仰什么？或者要他信仰佛教。听说，他一个儿子是牧师，夫人刘丽安女士是基督教徒，但始终也没有听说高教授加入任何信仰。但是，在他几次表达对“人间佛教”高度的肯定中，想来，应该可以算是“佛教之友”吧！
柴松林
除了高教授和我成为挚友之外，与我关系密切的，应该就是《人间福报》的总主笔柴松林教授了。
柴松林教授，一九三四年出生于辽北。他是统计学的专家，做过多所大学教授，提倡终生学习。后来创办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为消费者主持公道，对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贡献很大，其后，更是环境保护、残障教育、公共利益组织的开创者，我称他为“社会的良心”。
一九八五年，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的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表示肯定，甚至表达说：“……见其退位之智慧与退位后之修持，益增心中崇敬之情，而萌生终生师法之念。”后来，他真的成为我们的护持者。
二〇〇〇年四月，我创办了《人间福报》。一份初创的报纸，在台湾现有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的夹缝中，实在说，生存的空间有限。那时候，心定和尚担任发行人，由永芸法师担任总编辑，邀请柴松林教授担任总主笔，他的社论铿锵有力，对社会现象提出针砭，对《人间福报》有相当的助益。而我，也随其从创刊开始，每天为《迷悟之间》专栏撰写文章，整整三年，一共一〇九五篇。接着《星云法语》，到后来《人间万事》、《星云禅话》，也都以三年为期，各写了一千多篇。到现在，已经写到第五个“三年”《星云说偈》，至今从未间断。
《人间福报》撑持了十几年，柴教授辞去“国策顾问”的职务，也辞掉很多大学的教职，但一直与《人间福报》同在。他从创刊担任总主笔至今，一直给予《人间福报》最大的支持。期间，也曾担任数年的社长，给予我在《人间福报》服务的徒众们各种的指导和提携。此外，他也参与由人间卫视与《人间福报》共同提倡的“媒体环保日”；为了培养学生阅读风气，积极推动校园读报教育；担任我们“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举办的“卓越教师奖”执行长；或出席相关读书会、文化讲座等；我对他这种种的盛情，真是感激不已。
二〇一一年九月下旬，我应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先生之邀，在斜风细雨中，为当地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茱萸寺”重建落成说法。其实，在此之前，对方单位多次联系，弟子们担心我年迈的双腿沉重不便，几番推辞。后来，得知柴教授希望促成这个因缘，感于他过去的情义相挺，我也就义不容辞地奔赴前往。
其他的教授，如唐一玄、方伦、钟锦德、郑石岩、王邦维、杜维明、沈海燕、翁思再、阎崇年、康震、黄夏年、葛兆光、张新鹰等，还有许多外国的学者、教授们助我推展佛教，于佛学院授课，有的用文字宣扬，有的以口说传述，还有许多的人，无法一一详记，总之，我心中对他们真是充满了无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