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农村去干革命
1966年的夏天，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的岗位上，下放（这是一个在我们的官场中特有的政治名词，恰如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里的“谪贬”、“流放”、“编管”以致“充军”是差不多的意思）到南充作县委副书记，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中，我从担任生产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直到担任一个区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天天就是搞阶级斗争，在基层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斗八斗，总想把“四不清”弄成“四清”，但是越想弄清，却越弄不清，而基层干部的心斗散了，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感到很苦恼，再这么斗下去，恐怕我就要从“不太受欢迎的人”变成“太不受欢迎的人”了。
我不知道到底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解放以后，搞了这么多年“运动”，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够。最近这些年来，还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党的中心任务。我曾听说，我们党内正有一些理论家，创立了什么“革命中心东移论”，起劲儿地在树立所谓世界革命的“第三块里程碑”。并且自告奋勇地以我为中心，把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扛起来。又不知道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说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革命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并且警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而且认定，基层干部总是沿着“懒、馋、贪、占、变”的危险道路滑下去，有“变修”的危险。因此决定，首先在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在全国调集了几百万干部，经过训练，浩浩荡荡地开到农村去，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干部。我就是那时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在乡下跑，对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们热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过人的生活。当时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搞地下工作的，都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和他们一块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牺牲了无数的同志，才终于迎来了解放。当时我曾作过一首《归故园》的七律诗：
江湖浪迹十余年，
风雨黎明归故园。
壮志未酬悲白发，
河山零落哭黎元。
激昂鸡唱将明夜，
慷慨剑啸欲曙天。
七尺堂堂安所用，
誓将热血荐轩辕。
解放后我搞工业和科学工作，大半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下乡少了。这次我被下放当了县委副书记，下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下去住在农家里，和农民（哦，自从公社化后，农民改叫社员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惊异于我们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幸福，干了这么十几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后来还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社员真可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坐车下来时，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服褴褛的农民。而我却穿着整齐的四个兜的官家制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着丰盛的伙食，很不是味。解放前农民所梦想的，我们对他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除开在政治上说是翻了身外，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并没有实现。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下放做一个县官，古话叫作“牧民官”，只有真心诚意地给他们作牛马，办点实事来报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心里才过得去。因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诗来表述我的心情：
欣闻放作牧民官，
得意春风马蹄欢。
路遇褴褛羞衮服，
野惊菜色耻丰餐。
早知厚禄当危惧，
岂得高官便苟安？
发奋从兹当牛马，
敢期父老尽开颜。
但是这回我们下来干什么呢？我们下来是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我们向社员宣传，社员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就是因为站在他们头上的基层干部，许多已经变坏了，简直成为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了。因此我们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下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赶上楼”去，就是夺了他们的权，然后一个一个地清查，一个一个地“下楼”，宣布“解放”。这样的斗争，一搞就是几个月，真是斗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基层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下不了台。我已经是努力对他们进行斗争了，可是开起汇报会来还说我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常常要准备接受“右倾”的批评。
就这么斗来斗去，搞了快两年，说的是只要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也许真是因为我抓革命没有抓好吧，生产总是没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爱的左邻右舍，好像也没有搞好生产。其实大家心里雪亮，由于基层干部许多还没有被“解放”，没有资格抓生产，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错误，也缩手缩脚，怕说是“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再抓生产。社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对于国家“修”不“修”，越来越不关心，甚至反感。他们率直地对我们说：“先把我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别的吧。”
我听信了社员的呼吁，先把生产抓上去，把他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我从我原来主管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调几个农业专家来，一块下到东观区的乡下去蹲点，搞“科学种田”，他们准备作两年五熟的丰产田试验。
2 天不从人愿
我们到了东观区委，一进门就看到四根立柱上写的四条显著的“四个第一”的大标语：“政治工作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我的心里就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里说的几个都是政治第一，生产是连第二也没有，看来生产是排不上号的。我带了一批人马来，却是想来抓生产的，能行得通吗？
我和区委书记说了，准备到这里来搞两年五熟的丰产试验。在基层搞工作和群众天天打交道的同志，就是和浮在上层天天搞政治斗争的领导不一样，他们更知道群众的冷暖疾苦，也懂得群众心里在想什么，吃不饱肚子谁的心里不慌？他们听说是来搞丰产试验的，一说就通了，并且愿意大力支持。我很高兴，可是不大放心地指着那大柱头的大标语，说：“你看你们写在大柱头的大标语，不见生产二字，你敢和我们一起抓生产吗？”
他不无几分神秘得对我说：“写归写，说归说，干归干吗。叫社员吃饱肚子，有什么干不得的？报上也是说的抓革命，促生产嘛。”
这样我才放心了。可是天天在那里进出，那几条标语总是扎眼，不免有几分胆战心惊。因为这几条标语是大有来头的。这几条标语是韬光养晦了若干年后，忽然风云际会，乘风而上的林彪元帅发明、而又得到最高统帅首肯、中央有文件要大肆宣传和执行的。所以当时凡是显眼的大柱头上，几乎都写上这四条标语。
自从有名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元帅接掌军委大权后，就大张旗鼓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明了“十六字真言”，现在又提出这“四个第一”。我们这些搞宣传工作的，自然都应该深信不疑，并且要努力身体力行的。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贯彻“政治挂帅”，“思想先行”这种精神。其他的芸芸众生，如何看法，那就难说了。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乡下的社员，那觉悟就低得可怕，老是在我的耳朵边叫嚷：“肚儿饿了要饭吃，哪管别人修不修。”我们不得不提倡的“早读”也颇受抵制，不以为然。这些人没有知识，倒也罢了，但是一块下放来和我们一同搞“四清”进行“锻炼”的一个大学毕业生，也常常对于“政治挂帅”表示怀疑。他跟我到这里来抓“科学种田”，一进区委大门，见到柱头上赫然写着的“四个第一”，便在一旁冷笑。
我问他：“你笑什么？”
他说：“这四个第一，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任何一组事物，只能有一个第一，其余的便是第二，第三，第四，怎么能四个都是第一呢？没有第二第三第四，哪来的第一昵？”
我听了他的这番高见，大吃一惊。好家伙，他倒敢派林帅的不是了，这还得了？但是我听起来又感到确有道理，我们过去竟然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是爱护这个青年的，不想叫他吃亏，便问他：“你在大学里是学的哲学吧？”他点一下头。我劝他说：“学哲学的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告诉你，你以后千万不要在人前钻这样的牛角尖了。”
可是他不听，后来他对也是写在大院里的墙上的另外三条标语，也向我表示过同样的不以为然。那三条标语是我们的第一把手的发明。他提出全省工作要做到“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简称为“三个一”。他发明的这“三个一”，在四川上上下下雷厉风行。这自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到处宣传，努力执行的了。我们这位未来的哲学家看了却不以为然，对我大发议论，他说：“这‘三个一’在哲学概念上也是不通的，是形而上学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个样’的，任何社会的人都不可能是‘一条心’的，人的思想千差万别，有先进，有落后，不可能完全扭成‘一股劲’的。”
我听了不觉嘿然，这个青年又在钻牛角尖了。我告诫他：“你硬是要不撞南墙不回头吗？”
当时第一把手提出这个口号时，本来宣传部门就有不同看法，和这个青年说地差不多。而且当时全国学术界正在毛主席的发动下，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第一把手历来都是“我说了算”的，十分威严，哪个敢去说他一个不是？于是都千口一声地拥护“三个一”，有的还在党刊上写文章加以发挥。第一把手自然以为他是绝对真理在握了。这个青年在这里敢于大发议论，我真有点替他担心，而且自己也怕有包庇之罪，便警告他：“你知道这‘三个一’是哪个提出来的？”他说：“不知道。我是在这墙上看到的。”我告诉他这是哪个大人物提出来的，他不再说话，却撇着嘴。
他不相信“三个一”，倒也罢了，基层干部却是要在社员中宣传和执行的，然而他们对于这“三个一”又不甚了了，越传越走样，执行起来也就容易走样。“一个样”倒容易明白，好执行，叫社员按一个规定的时间播种，按一个规格插秧，这都办得到。不管老社员多么有意见，不管他，按上级规定的办，没有错。对于“一条心”和“一股劲”，却理解成为“一条绳”或“一股绳”了。于是有人汇报工作时告诉我说，竟然有的队长督促社员点玉米时，从坡上拉一条绳子下山，要社员顺着一条绳点下来。我说：“你是在说笑话吧？”他说真有这样的事，我只能摇摇头。乡下的事，难说。
那个时候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省里最近才开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从报纸登出来的那些代表们的精彩的发言，叫人不能不相信林彪元帅的话，毛泽东思想只要一“吃透”了，就会叫人产生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出现奇迹。只要熟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可以爆发“精神原子弹”，产生无穷的力量，自然就可以多打粮食了。我们向社员宣传这个道理。他们却不大相信，说“我肯信吹一口气，说几句空话，田里就长出粮食来了？”
他们见短识浅，竟然敢于藐视在中国可说是第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林彪同志，竟然不相信他的那些“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十六字真言。我们却是不敢不相信的。眼见他取代了那个敢于去和伟大领袖扳弯弯道理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立刻就把解放军变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一天天走近毛主席那金碧辉煌的宝座，很可能成为接班人。眼见他的金口玉言，也快要成为“一句顶万句”了，谁敢不信？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足见他对于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得好。既然在国家大事上能够“立竿见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在我们搞科学试验的一块小田里，为什么就不灵，产生多打粮食的效果？于是我们也用了林帅的灵丹妙药，搞“天天读”毛主席的书。
我们规定，生产队的每个识字的社员，每天早上都要读《老三篇》中的一篇，或者读几段我们结合实际挑出来的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吃早饭。不识字的社员也要陪读，坐在那里听。我们蹲点的干部和生产队的干部首先带头读，坚持不懈。别的地方出那么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们都能活学活用，都能立竿见影地在生产上产生奇迹，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行？
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天天读”的制度。可是明显看出，那些社员大半都是奉命行事，没有认真读。看他们的嘴巴是在动，也好像念念有词，却是那样懒洋洋的，好像还没有睡醒似的。有的青年发牢骚：“天天这么念早经，还不是只喝到两碗汤汤稀饭，要能吃到干饭，这个早经我就念。”
这思想多不开窍，怎么把读毛泽东著作说成是在念经呢？我严厉批评了，还是没有起色。相反地，我们请来的农业专家讲授农业技术课的时候，虽然他们在开讲时，也很注意“政治挂帅”，在讲课前一定要念几段有关的《语录》。青年们对于背《语录》，兴趣好像不大，而对于那些技术知识，却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跟着专家们下大田去照他们说的作。结果在麦田里套种玉米，硬是成功了，玉米苗生得很茁壮。专家们在初步总结时，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敢于创造的威力，我也表示相信。但是青年们却在一旁暗笑，好像不怎么相信。他们只相信，这是“科学种田”的结果。但是不管它，只要搞成功了，社员生活稍好一点，他们高兴，我这个当官的能给老百姓办成一件好事，没有枉吃国家俸禄，于心稍安就好了。我觉得这比在那高级机关办公室里团团转，整天就是忙于公文、会议，搞不完的阶级斗争和各种莫名其妙的“运动”，要舒心得多了。
在这安静的乡村里，我能和科学家讨论自然规律，和老农民研究丰收办法，是多么的自在，多么的快活呀。不是早有一句圣言：“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吗？我们请科学家下乡来帮忙，和自然进行斗争，叫田里多打粮食，叫老百姓的肚儿充实一点，这岂不是天下一大乐事吗？我再也不想卷入那官场的是是非非里去，再也不想去享受“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那种快乐了。再也不想沉入那些空对空，在名词和术语中打圈圈的理论学习，特别是那些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革命“反修防修”的没完没了的国际争论了。就让我在这个乡角落里给老百姓办点实事，自寻其乐，终此一生吧。
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一日晴，二日阴，三日风和雨”的大气候是一时不会改变的。我是被“阶级斗争”赶到这乡下来的，我在这里搞的也是“阶级斗争”，捉了一年多的“走资派”，一直没有捉出一个名堂来。现在我在乡下搞试验田，说我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恶评，早已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我在这里构筑的一个日暖风和的安乐窠，其实不过是陶渊明式的“小桃源”的梦想，迟早是会破灭的。
果然，天不从人愿，我“人在乡下走，祸从天上落”。
3 “回不来了”
1966年的5月，有一天晚上，我从乡下回到县委，我得到了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要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想，丰产田的科学试验才取得了丰收的初步成绩，我不想离开。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我的理解，那不过是在文化界又搞什么“运动”的事。这样的“运动”，过去已经搞过不少次了，无非又是把知识分子拿出来梳理一下。比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拔白旗，捉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如此等等，所见多矣。现在在报纸上正在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不知吴晗撞在什么人的筋脉处，得罪了什么人，对他展开声势如此之大的批判，一定是大有来头的，不然怎么会有通知下来，一直到县上也要搞批判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发展成后来那样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想，这个“运动”既然在县上也要搞，我就留在县里参加好了，我已经下放在这个县里作县委副书记了嘛。
我当晚就打一个长途电话回去给我们西南局的常务书记。我说明理由后，他马上同意了。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又收到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说仍然要我回西南局去参加。我说昨晚上常务书记不是同意我不回去了吗？回答的是：“政委说了，要你回来参加西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哦，作第二把手的常务书记说的话也是算不了数的，第一把手说的话才算数，历来如此。不过我还想抗旨，扳一下道理，我说：“我既然已经调到县上任县委副书记，组织关系也已从西南局转下来了，我已不是西南局党组织的党员，按照组织原则，我理应在县上参加嘛。”回答的还是：“政委说了，你是带职下放，一定要回来参加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你回来时，把你的党的关系也带回来。”哦，组织原则也算不了数了，政委说的就是金口玉言，就是组织决定。我知道这才是我们这里的常规，不能不服从的。
这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总想不通。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我回去？过去因我的妻子重病在北京住医院，我想暂时不到乡下来，并且经过书记处研究，排名单时也是把我排到下一年下乡的。可是不行，政委一句话，一定要我下去搞“四清”，我只得下去。到了那里，还是他的一句话，就把我下放到这个县里来当县委副书记。我下来了，把妻子从北京搬回成都住院，隔几个月我回去看看，我以为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得知后，也不满意，叫人带指示给我，加以纠正。后来我横下心来，什么也不管了，到基层搞科学种田，给社员办点好事吧。正办得有点眉目，现在却又叫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要我回去的时候，把组织关系也带回去，好像要把我调回去的样子，这是什么道理？我想了很久，没有想通。
快天亮了，我忽然想起，下放以来，我发现一些在我身上发生的令我不解的事情。比如我偶然发现我收到的信里的信纸是倒插进去的。这样的事，在解放前，是常事。那时偷偷检查信件的人总是从长型信封的下一头小心拆开，检查完信后，仍从这一头把信纸装进去，加以封好，寄发给收信人。当时我只要一看到这样的装法，就知道这封信是被检查过了的，仔细看看信封封口，果然发现拆过又封好的痕迹。我现在在乡下收信时，偶然发现同样的事。起初我不相信，这恐怕不过是我的多疑。但是后来发现在我身上发生不只一桩的怪事，传闻有人密告我有什么重大嫌疑。我终于想通了。大概是那些把阶级斗争的眼睛擦得雪亮的人们，在我的身上发现了什么，要趁这次搞“四清”运动的机会，把我也好好清一下吧。
这没有什么，解放后十几年，我已经经历过不少的“运动”，接受过不只一次的审查，身正不怕影子歪，再清查一回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想到，看样子我又要当“运动员”了，我想在乡下搞科学种田的愿望，大概没有可能实现了，感到十分抱憾。
我早上起来，马上把行李收拾干净，并且去拿我的党员关系。办事的干部们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把行李全收拾了，并且把党员的正式关系也拿走，难道你不想回来了吗？”
我说：“不是我不想回来，是我回不来了。”
大家莫名其妙，我不想再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坐上车，当天晚上回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