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寄出的信
一再克制，还是没能扼使自己不给你写这封信。信纸是铺开了，却不知写完后能否寄出。
几天来就被一股莫名的烦躁纠缠着，看不进书，写不成东西，思想也无法集中，总盼着能天降暴雨或下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伞也不打，帽也不戴，穿着单衣在露天里任雨雪淋个痛快，哪怕淋得大病一场。或身边生出一个大海来，不管海水是冷是热，跳进去，嗷嗷叫喊着拼命地游啊游，直到力气耗尽了，然后爬上岸来，沉沉昏睡一场，醒来好换个心境。
我明明知道，现在是初冬了，哪会再下雨啊！我明明知道，现在只是初冬，不会有铺天盖地的大雪。这几年怎么了，北方的深冬也没有太多太大的雪。今年只在上星期日去你家却没见到你那个下午飘了点零零星星的雪花儿。
身边是不可能有大海的，北海公园也早已禁止游泳了。上长城去吧，迎着从燕山北面刮来的凛冽长风在高高低低的城墙上狂跑，跑向高处，再高处，直到腿抖得瘫软了……可是大家有约定，这些天谁也不能外出，不能，出去了有违于集体的利益。那么谁来冤枉我一下吧，我借机骂他一顿，或突然闯来个歹徒同我揪斗一场，也好集中一下思想，换换心境……
就在这时，淡蓝色窗帘遮余的玻璃上划过一道闪电，深蓝色的闪电，只有一秒钟就消逝了。倏忽间，我整个身心都感觉出那是你的身影，一定是你的身影！同宿舍的人不相信，说我肯定看错了，那么窄窄的一条窗缝，一闪而过了，怎么就看出是你？我不跟他们解释怎么就看出来了，只说绝对不会错。我就叫他们到楼上去叫你。叫你的人下来后服了，真的是你！他们深深地、一点不开玩笑地表示了感动，不得不承认说我是一部雷达，你的一点点踪影儿也逃不脱我荧光屏似的眼睛。其实我不是用眼睛辨认出来的，是用心灵感觉出来的。
等了你好半天，其实也就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里我的思想已完完全全集中了，集中在你那儿），你终于下来了，提着一兜儿从资料室借来的书，脸上没有一点病态，还带着笑容。我心里那股纠缠了多日的莫名情绪瞬间灰飞烟灭，整个儿心境换了，像春日温暖的一片蓝天。只说了几句话我们就都笑出声儿来。我说，因为你十几天没来，上星期日下午我去你家了，你不在。你母亲说你和你父亲都病了。好了吗？你说你好多了，只是你父亲还在医院里。我们又说了不少大家的事，说得很认真也很愉快。可只是一会儿，你就急急忙忙要走，说要去医院看你父亲。你一边说着就走出去了。我追出屋叫住你：“我买了点人参，你带回去吧，或者哪天我给你送去，老人生病，人参可以补一补！”你却说：“是给别人带的临时改了主意吧？”我受了莫大的委屈，但却忍着，看似平静说：“不是，特意给你爸爸买的！”你说：“你去我家？送人参？我妈会想，怎么你对我这么好？”“这是药哇，病人很需要！”
“我知道很需要，可妈妈会想我们啥关系。还是别给我吧，别给我出难题，你自己留着用吧！”
我春日蓝天一般晴朗的心境顷刻间又变坏了，不知说什么才恰当。见你急匆匆要走的样子，我不知是用怎样复杂的心情说出来的：“那就算了，我不影响你了。”我看见你看了我一眼，其实是我们对视了一秒钟。那一秒钟说明了什么我说不清。我们各自转了身。你走了。我回到宿舍。
我不知你走后心情怎样，我却更乱了。思绪一个劲儿在心里核裂变一样膨胀，任我怎样压也压不住。算了吧，不要影响人家了，何苦给人出难题呢！不管我怎样劝阻自己，还是不行。我出了什么难题呢？是在做件卑琐见不得人的勾当吗？卑琐！我最怕这两个字了。我并不粗糙并不坚硬也并不虚伪的心开始真诚地反省。
我们认识以来我为你所做的哪一件事儿不是不由自主而又正正经经的呢？没图过利益，没说过谎言，也没有过私欲，只是忍不住想说说话时才找你。见面时没握过手，分别时也没握过手，不管见面还是分手后，都因为我们的交谈而变得心地纯洁了，力量也比原来多起来。所以我就时时想到你。你有了成绩，我分外高兴，同时也产生一种压力，大概也是动力。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创造些成绩来，否则就不好意思见到你。那么，要是你病了，我理所当然地就会焦急。快些好吧，快些好吧，你有许多计划要完成呢，你的每一个计划都是于美的事业有益的。我需要美，人们都需要美，我觉得我的焦急也是美好的。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看望你，带了一本书，我认为那书比药更珍贵。你的母亲代你把书收下了，我想你也会同意收下的。事实证明是同意的。你妈妈说你大概是去看病了。我问病得重不重。她说不太重，倒是你爸爸重些。我想，既然不太重你是不会去医院的。你就那样，小病宁可加强户外锻炼也不去挤医院。记得你说过你有一张你家附近公园的月票，天气好时就常到公园去读书。我固执地认为你一定是带着病去公园看书了，那儿环境好，心情就会好些，比去医院效果还好。
我就去公园找你。每一块充满阳光的草地，每一张被阳光照射着的长椅我都看过了。除了错把几个相似的人认为是你外，没有看见你的影儿。我在初冬没有了绿草的公园里找了一个半小时，实在看不见你了，我便走到回音壁前，伏在坚如磐石的墙上呼唤你的名字。前几声是默默的，后来就喊出声儿来了。我静静地谛听，似乎是听见了回音。我又问自己，真的听见回音了吗？我安慰自己，会听见回音的，这是回音壁！你说过，想见到谁而见不到时就默默在心里呼唤他的名字。我是用心灵在呼唤你，即使听不见回音你也会感觉到的。我心情轻松些了，可天上却忽然飘起了零星的雪花儿。
回到宿舍，一闲下来，心情又有些烦乱。到底病咋样了啊。后来听说你爸爸住院了，你还要带病来回去看望他。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帮忙做什么，因为你从来就没提出过让我做什么。可我这时候非常想帮你做点什么。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呀，明知是什么也做不了。不是没能力，正如你说的，别人会想，连你爸爸妈妈都会想，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也这样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每想过之后都觉得没什么，但我还是无法帮你做点什么。
正好有机会可以买到家乡出产的人参，我就买了，我想，给病人买药总不会有什么不对的吧？你爸爸的病早些好了，你也早些轻松了。我正惦着啥时送去的时候，今天看见了你，可你却又说了那句话：“妈妈会想我们是什么关系的，别给我出难题了，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一道什么难题。我有卑琐的目的吗？反复思考，我明确答复了自己，没有，一点没有。自从认识你后，我最警惕的就是自己是否有什么卑琐的地方。我不图什么，完全出于不由自主的友善情绪。你不也曾为“地久天长”的美好友情而涌过满眶泪水吗？
我还是只好劝解自己，不管怎样，这样做给人添了麻烦，为了自己解脱一种情绪就不顾人家是否麻烦，总还算自私吧？
心情照样烦恼着，我就开始恨那人参。人参啊人参，你不该卖到我手里。我留你有什么用啊？要是我有个母亲，我可以把你寄给母亲吃，母亲生前多么需要你，要是有你，她不会那么早就离我而去，还不到五十岁就走向了另一个世界。不管我把药放在山坡上妈妈那座大雪覆盖的坟头怎样痛哭，妈妈也不会醒来了。妈妈啊妈妈，您吃了多少苦把我养大了，还没吃过儿子自己挣钱买的药就去了。那一年雪化春深时我带着药为母亲上坟去，春风里轻轻摇头的坟草告诉我，妈妈再不会吃药了，人参也不会吃了。
要是我有个理智健全的爸爸，哪怕他在千里万里远，我也会把这人参寄给他吃。可爸爸已没有了正常的理智。多少年了，多么好的药他都会认为是毒药。儿子的良苦用心爸爸怎么也无法理解了。留给自己吃吗？我还不到靠吃人参维持生命的年龄，妻子、儿子都不到。
把人参扔进垃圾堆吧？它没有错儿呀，为什么要扔掉它呢？可怜的人参，你好好地长在青青山野，呼吸着没受一丝污染的大自然气息，承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养参老人慈爱的哺育，圣洁而自由地活着，为什么偏偏被我买来哟？可怜的人参啊！可怜的人们啊！
灯影里写下这封信，还不知明天是否有决心把它寄出。如若寄出了，期望理解。匆此，祝
早日健康
×年×月×日
（原载《青年作家》1987年11月号）
黄豆、红豆
现在的人们，礼物越送越昂贵了，且送得频繁，有时甚至想不起某件礼物是谁送的，也有时忘记了自己给什么人送过礼物。可在我书橱玻璃后面有两颗红高粱粒儿似的小豆豆，于我却比金豆、银豆要珍贵，因为那是一个友人送我的纪念物——两颗名副其实的南国红豆。
1987年深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北京一个友人家里得到了这两颗红豆。当我带着这份小得不能再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礼物从友人家出来时，沐浴着漫天大雪，似觉全世界所有财富都落于我怀中，当时我望着夜雪自语：“种豆得豆啊！”
两年前，也是一个雪天，我从沈阳带往北京一小布袋东北黄豆，当时我是去云南老山前线采访，在北京转乘飞机。我和北京那位友人已两年未见面也未通过只言片语了。我想，虽然我们未通过只言片语，一线一物也未寄过，心却会是思念的。该带点什么给她才是呢？想到自己写的小说《黄豆生北国》里，曾把黄豆咏为圣洁的情感之物，又想到朋友家里有盘小电磨，于是决定带点黄豆吧，朋友可以亲手用这黄豆磨成洁白如玉的豆腐。那时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多，啥东西急用了都不凑手。粮店、市场都跑了，竟都没有黄豆。自家仅有的半口袋黄豆却是残破的居多。这样的黄豆怎好带给朋友呢？正好那天儿子过生日，请了四个小朋友来家吃生日蛋糕。蛋糕还没上桌儿，四个小朋友正在屋外玩雪，我就把他们发动起来，帮我一粒儿一粒儿地挑黄豆。我们一人一碗的任务，共挑了五碗。外面的雪落了有一寸厚，我们才挑满碗。那时，带其它多么贵重的东西我都感到拿不出手，而这五碗黄豆我却觉得再贵重不过了。
当我顶着满头落雪推开朋友家门时，她接过黄豆激动得手都抖了，豆袋掉在地上，滚了满屋。那一地金黄啊，似丰收的田野，我们在田野里眼有些湿，什么完整的话都没说出来，只是笑，又笑着蹲下来，先是一捧一捧，后是一粒一粒地拣那黄豆，几乎一粒也没放过，连滚到床下的都拣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就出发去老山了。走时匆匆，朋友说没什么好送的，待以后补吧，先送一句话——你去的是战场，可要保重……
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过了春节，一个多月后直接返回沈阳。两年后因去北京开会才算又和朋友见了一面。朋友在那个落雪的夜晚补赠我的两颗红豆是刚从海南岛带回来的，采自天涯海角。金银可蚀，朋友在雪夜赠我的红豆不朽。
1992年12月25日
（原载1993年1月5日《辽沈晚报》副刊）
寄给母亲的花
星期天去花园散步，见一卖花女孩的花篮前立了块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今天是5月12日母亲节，请为你的母亲买一枝花”。
我一下就被女孩这幼稚的字却是命令式的话打动了，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我在她的花前伫立了良久，很想买上一枝。我母亲真是非常爱花的，可母亲住在遥远的故乡的山坡上，没法给她送花了。卖花女孩仍不时地喊着，买花呀，为你的母亲买一枝花儿呀！
我好久不曾汹涌的灵感之水忽然就冲腾起来，竟跑着回到家写下了这篇文字，权作献给远方母亲的一束鲜花儿吧。
母亲是哪年生的，生日是哪天，我一概不知道。我记忆中从未留有母亲过生日的印象，所以我活到现在几乎也不曾像模像样过一次生日。生我养我的母亲都没过过，我有什么好过的，大概这也是母亲潜移默化对我进行的人生教育之一。奶奶倒是年年过生日，而且每年都杀鸡宰鹅摆了丰盛酒席，聚来儿孙们几十人热热闹闹地过。母亲必得和姑啊娘啊她们忙上两三天。我们小孩光跟着过节似的白吃白喝，巴不得第二天就有谁再过生日，我便带有撺掇性质地问母亲：“妈，你怎么不过生日啊？”母亲好像是说了这类意思的话：“过生日是大人们的事，我过什么生日啊？”经过同母亲辩论，我才懂了，母亲说的大人是指老人们。老人把儿女养大成人了，有了功劳了，过生日儿女们才买了东西来为他们庆功祝寿的。我幼小的心里肯定盼过母亲快快变老，自己快快长大，既能给母亲过生日自己也能过生日。同时小小心田里肯定也无意播下了无功不能受禄，人活着要少给人添麻烦的思想种子。我长大也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母亲过生日。
遗憾的是（真是死难瞑目的遗憾），我至今也没为母亲过一次生日，记得的只是她的死日。因那死日不用记，正好是我的独生儿子她的第一个孙子出生的前一天。人类每天都在生着每天都在死着啊，母亲就伴着生生死死而永存着。
母亲死那年我二十六岁，她才四十九。当时母亲比我现在的年龄只大三岁。也许活了四十九岁的母亲已经很满足了，她生前已有五岁的儿子和二十四岁的女儿先她而逝！
有母亲的生命比着，我从没奢望像有些人那样七老八十地活。再说父亲也只比母亲多活了十岁。我能活到五十就已比母亲多活了一岁，不遗憾了。若能活到六十，正好到退休年龄就非常满足了。那已比养育我的母亲多活了十一岁（也比父亲多活了一岁）。生命和事业都超过了父母，就算母亲没白生养自己一回。遗憾的是，母亲为我付出了二十六年心血，却没来得及受我一点点报偿，就与我永别了。母亲活着时的生活状况，我在《父亲祭》里已有交待，不再重复那些令人伤心的话了。此时只想将涌上心头的母爱述于纸端。
别看母亲比父亲少活了十年，也不像父亲那样“国高”毕业而且当校长教导别人（包括我），母亲一天书没念，但我人生哲学中最牢固的部分多来自母亲。她才是我最重要也最长久的导师。母亲的导师作用都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最及时有力的。
我六岁上的学。当时由于左邻右居一块玩的一大帮孩子忽然都报名上学了，甩下一个最小的我，成了离群的小狗，掉队的孤雁了。我就哭闹着要和他们一同上学。年龄差一岁，是母亲帮我走了父亲的后门（当时父亲在小学当教导主任）才上成的。入学前后我在同伙中一直最小，所以什么事儿总是跟头把式地跟着人家跑，很难独立创造出点成绩来。上山挖药材回来，母亲见挖得很多，就会问一句，自己挖的吗？拿了蝈蝈或什么鸟儿回家了，母亲也要问一问，自己抓的吗？作文或作业得了很高分时母亲肯定也问，自己写的吗？母亲那一回回“自己干的吗”的发问，不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人生哲学教育吗？所以时至今日，写了许多公开发表的作品或内部印发的材料，我从不肯靠合作借别人力沾别人的光。但小时候同伙里我最小的缘故，总是离了别人的帮助就很少有突出的成绩。母亲虽然从没表示过我无能的意思，我却有了独立干成点事儿让母亲高兴高兴的想法。母亲过日子勤俭朴素，但非常爱干净，无论屋子、院子、园子都收拾得不见一根草刺儿。她还爱栽几盆花养一只鸟儿什么的。这几样事除鸟儿母亲自己不能捉到，其他都行。我一心想弄只很好看叫声也很好听的鸟儿给母亲，也算我建一次功业。可浑身解数都使尽了也不可能，因那样的鸟儿只能用扣网扣得，用滚笼滚得。这两样工具我都没有。试着做了好几天，手已受伤流血，也当然不能成功。我那等小孩也能做成扣网、滚笼的话，还能叫小孩吗？后来我在我家大西头老王家后园发现，他家滚笼里新滚了两只苏雀儿，红红的脑门儿，叫声长而清脆，让我动了心。我竟连笼带鸟儿一同偷回家中。记不清是想把鸟儿偷出后再把笼子送回，还是想连笼带鸟一同窃为己有了。我把鸟儿送给母亲时，她惊喜而疑惑地又问：“自己抓的吗？”我说是。母亲又问：“你自己怎么会抓住？”我想编个捉鸟的故事，肯定漏洞百出被母亲发现了问题，她房前屋后转了几圈儿，从柴垛后面发现了鸟笼。母亲虽然没有打我骂我，但原来一脸的喜色全都不翼而飞了。她说：“妈不能养这样的鸟儿！”她要亲自领我去老王家送鸟笼，我赖着不去。母亲硬把我拽去了，还让我亲口道了歉。现在分析，母亲这行为等于再次对我进行要靠自己诚实劳动建功立业的教育外，还等于进行了一次有错必改，敢于做自我批评的教育。以至后来工作中，不管有了怎样的错误，并且不管那错误犯得多么尴尬，我都想法鼓起勇气当众承认。
整个童年里，记得只有一次因了我自己的力量创了奇迹，受了母亲的当众表扬。那好像是小学四五年级或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和一大群同伙去镇子大西边的少陵河钓鱼。前面说了，这类事离了别人的帮助和施舍，很难有什么成就的。那次却神了。我用柳条做的鱼竿忽然被咬了钩，咬得很重，柳条杆都拉弯了。我就手忙脚乱一甩，一条我当时看去非常非常大的大鱼刚出水面就脱了钩。我急得一阵拍腿跺脚之后，在钓钩上又下了大大的鱼饵。不一会儿鱼竿又被拉弯了。这回我没敢甩，而是慌忙拉起鱼竿就跑，一条将近一斤重的红尾鲤鱼硬被我拖上岸了。那一次，所有大哥哥们没谁钓着一条超过二寸长的鱼。他们欢呼着把我和鱼围在当中，惊叹着总结我的经验，最后一致认为我的成功在于钓饵。他们寻找钓饵的时候，我已被自己童年史上最大的这次功业激动得不能自已了。我急不可耐要向母亲报功，就用帽子装了鱼，鱼竿也扔下不要了，往家飞跑。我知道母亲肯定还在大西边的山坡上拣庄稼，就把鱼放进脸盆里，倒满水，然后又往西山跑。半路上迎到了母亲她们长长的拣庄稼队伍。我拽住母亲的手，叫她低下头，悄悄附她耳畔说：“妈，我钓着大鱼了，一斤多沉的大鱼！”母亲抬起头正眼问我：“你自己钓着大鱼了？一斤多沉？”我斩钉截铁说：“真的，唬弄妈不是人！”母亲听了这句悄悄话却领我走到队外，向姨、娘、姑、婶们大声传送着我的小名说：“我家宝林钓着大鱼了，放脸盆里还露脊梁骨呢。一会儿都到家去看看哪！”
母亲那是对我多么隆重的表扬啊。现在想来，它的重要性，真不亚于参军后大军区首长在千百人的大会上宣读因创作成绩突出而给我记的那个二等功命令。
由于缺医少药和全家的体弱多病，至今我脑中残留了许多病苦和关于药的记忆。我看重药并看重病苦时别人对我需要的药的态度，甚至都到了敏感的程度，我几乎把这看成检验爱与真情的试金石了。有回我头疼得厉害，放学回家跟母亲叫苦，说脑袋要疼裂了，想让母亲给钱买止痛片吃。母亲说脑袋疼哪有买药的，你小孩脑袋疼是学习累的，今儿个别写作业了，干点活儿，玩玩就好了。我知道母亲实在是没钱。她自己成天成夜的咳嗽，夜夜都睡不成觉，我们叫她买药她也说咳嗽不用药，吃点萝卜压压就好了。母亲就哄慰着帮我摘了书包，用热毛巾敷了敷额头，又用热水洗了洗头。然后叫我帮她去井边抬水。母亲让我趴在井沿往深处瞅。几十米深的井底往上冒着森人的白气，凉嗖嗖直冲脑门儿。抬水的时候母亲把水桶拉到几乎贴了她的身子处，我差不多只起了扛半截扁担的作用。母亲故意一个劲说两人要走齐步子，不然水桶晃悠水溅出来湿衣服。我就全神贯注努力和母亲走齐步子，抬完一缸水后也满头大汗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早已忘了头疼的事。母亲便利用饿来继续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抱柴点火帮她烧饭。母亲经常用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来医治儿女们的一些小病（其实有些一点也不小，放现在有的人身上，早早就住院了），久而久之我们兄妹都养成了有病也不吃药的习惯。一旦想到上医院，那其实已离死不远了。先母亲而去的小弟弟和大妹妹就是往医院送的路上咽气的。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有次母亲主动给钱让我买药的印象便永远难以磨灭了。似乎是六年级或初中一年级时的事，我不知为什么拉开了肚子，一会儿一次，夜里也起来拉，拉得脸瘦眼眍直不起腰来。受母亲影响，拉肚子怎么厉害也不算病，只有长了大疥子流脓淌血和受重伤包扎了宽宽的绷带才叫病。所以拉得那般难受我也只是自己搂起上衣，趴热炕头烙烙肚子而已。可那次母亲却意外主动给了两角钱叫我上街买几片合霉素，说合霉素是治拉肚子的好药。少年的我能有两角钱在握，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两角钱可以买四个带糖的烧饼，或二十块很好看的糖球，或好几个像样的作业本……我带着对母亲无限的感激，一手攥钱一手捂肚子往药店走。似乎有了买药钱肚子的疼痛就生畏了。途中，当我走过一个香瓜摊时，那纠缠我好几天的疼痛竟忽然被我忘了。走过两步后我的头被香瓜拽转过去，那香瓜太诱人了。我经不住那强大的诱惑，停止了去往药店的脚步，又回到香瓜前。两角钱买的两个大甜瓜只简单擦了擦，就地就进入了病着的肚里，回家后理所当然拉得更重了。母亲埋怨药不管用，又怕是药店唬弄了小孩，第二天亲自跑药店买回一袋合霉素片。母亲说吃吧，多吃两片，买了四角钱的呢。母亲说时自己就咳得浑身打颤。我很后悔不该买瓜吃而应给母亲买点咳嗽药，就愧疚地叫母亲也一同吃两片合霉素。母亲说合霉素哪管咳嗽呀。我说那你咋不顺便买点咳嗽药哇。母亲还是那句话：“咳嗽也买药吃，你家钱多烧的呀？”夜里，母亲那震耳欲聋的咳声叫我好后悔！好后悔！后来听亲戚们说，其实母亲就死于咳嗽。她患了气管炎长年得不到医治，咳成了肺气肿，便日夜更激烈地咳，遇了一次重感冒就咳断气了。母亲去世时我已是军官，在离母亲很远很远的远方，没能见上她一面。母亲啊，当时我怎么不把津贴费都省下来，或者是借些钱多买点药邮给您呢？！我终生都对不住您啊，母亲！
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想有所作为的念头从没受到过母亲的阻止，并且她认为重要的都给予了鼓励。作为一个只字不识的普通母亲，这也是了不起的啊。记得有年我坐在饭桌的炕梢那一边写作业，母亲坐在饭桌的炕头那边纳鞋底儿（是给我纳的），她忽然说：“你长大也能当个队长就好了！”母亲指的队长是生产队的队长。那时母亲的二弟我的二舅在镇上的蔬菜生产大队当队长。父亲是个教书匠，母亲是个病篓子，许多事，比如年年一次的扒炕、抹屋、抹院墙、种园田地、打烧柴等等，都是当队长的二舅叫了亲友来帮干的。因此在母亲眼里，只有当官管事才能帮别人大忙。我家欠亲友们的情分太多了，我只有当了队长才能帮人家大忙，还清那些情分债。母亲这个朴素的愿望不就是盼我能为人民做点事吗？母亲，您虽没能像岳飞母亲那样在儿子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但你“能当个队长就好了”的期望，就如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刺在了我心头一样。母亲，你去世那年我已是正连职军官了，级别正好就是你所说的队长。可是你没有看见我怎样为亲友或者说为人民办一件事。你看得见我的日子都是我靠病弱的你养育的岁月啊。
为了我能有出息，能成为“队长”，即使母亲后来精神失常为疯人，我在最关键时刻也感到了她的鼓励与支援。高中三年级时候，我正狂热地投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十几位同学在全县最先发起徒步大串连。我没同家里商量，擅自迈开了向北京进发的脚步。我们的长征队路过我家所在的镇子时，我担心父母尤其是母亲会把我从队伍中拉出去，因为我家那个镇没一个人参加这样的长征。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从未出过远门，忽然就要走着去北京，跋山涉水三四千里的路程不说，身上也没有几个钱，母亲不可能放心的。可出乎我意外，母亲不仅没有阻止而且和父亲一同把我们十几个同乡都接到家中，包饺子送行，像战争年代拥军的老百姓送子弟兵上前线似的。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走出老远了，回头一望，母亲还站在桥边默默地目送着。没有母亲的目光，我怎能背着行李克服了那么多困难而完成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长征啊。
在高中度过了第四个年头的我，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征兵，也是第一次从中学生中征兵。我仍没同父母商量自己擅自报名参军了。那一次离家，竟永远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那是我人生关头最大最大的一次转折。不少同学都因父母的反对没能如愿参军，而走上了另一条路。我选择的路，不管成功与否，也不管成功大小，毕竟是实现了我的愿望。参军离家那天，母亲坐在窗前用烙铁将窗玻璃上厚厚的霜烫出一个透明的方块来。她送我远去的目光就是从那冷静的方块透出来的。她鬓边两大绺银发在我模糊了的眼里渐渐融入北国皑皑的白雪。我无法得知母亲当时在想什么了，以后的日子里更加无法得知已精神失常了的母亲的心。只是在一次妹妹的来信中知道，母亲曾在多次深夜时披衣而坐，自言自语同远方的我对话……
后来只回家看过一次母亲。第二次探家就是接到母病重速归的电报了。我把积攒下的津贴费和借的几十元钱买了些药品和水果，连夜往家乡奔。到家才知道家里拍给我的电报是母病故速归。我日夜兼程赶回家，见到的只是一座并非我的手堆起的新坟，那坟坐落在我少年时打柴、挖药、抓蝈蝈的少陵山东坡上，四周是漫山遍野的厚雪。我把带回的药品和水果放在坟头，泪流满面跪在坟前，自言自语同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反复说着一句话：“妈妈呀，您的恩情我还一点点也没来得及报答呀！”
默默同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母亲无数遍说过这话之后，第二天才又走了三十多里路去看刚刚出生的儿子。出生三天的婴儿其实还不能算人。我就对着还不会说话只能啼哭也没长出人模样对谁都还没有感情的儿子祈祷：将来，你可要爱你的母亲啊！
母亲的精神失常，可能跟她自尊心太强而心眼儿不够宽大有关。我上初三那年，有天上学回来母亲已经精神失常了，正好被几个大人按着头针灸。六七根长长的钢针在母亲的五官上颤颤地立着，我吓坏了。母亲怎么会这样呢？小时候我的眼里，疯子、傻子甚至哑巴都不是好人的，而母亲怎么会突然精神失常了呢？
母亲是不该精神失常的。不管多大的误会哪怕是诬陷，没有挺得住就说明母亲还不够坚强。母亲，我会吸取您这不幸的教训，使自己比你百倍坚强起来而且继续坚强下去的。
1996年5月12日母亲节这天夜里草毕于沈阳家中
（原载《人民文学》1996年9月号）
父亲祭
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前天夜里还梦见和你搏斗，我和你厮滚在一起，在一个大江边的悬崖上，你往下推我，我拼命挣扎，挣不脱我就死死拽住你。你不再推了，再推就将同归于尽。可是我爬起来时竟将你撞下悬崖，你便如一块瘦硬的山石带着哨响落入江水。我喊叫着从梦中惊醒了，难道那一刻真就是你停止了呼吸的时间吗？我不信。但一纸电报分明地写着这喜讯：父亡速归。
父亲，你确实是死了！是到山上拣柴滚下悬崖摔死的吗？还是冻死在雪沟里，或是截车死于轮下，也许是触电、掉井……据说家乡已使用了自来水，没有辘轱摇水那种能淹死人的井了。不管怎样，你是死了。
我知道，把你的死说成喜讯，人们在感情上都不会原谅我的，可这就是我的真实心理。没有眼泪，没有留恋，只有你五十九岁的一生百感交集地向我涌来。从你咽气的时间看，遗体怕早已在火葬场的电炉里化作一缕青烟升入家乡浩浩的蓝天啦。我努力想让自己悲伤些，以为多看几眼电文中的“亡”字便能催下泪水来，可平时动不动就暗自流淌的泪水哪儿去了呢！只有你遗体化成的青烟和你如烟的往事在我眼前飞绕。那些往事，那些刻在心上刻出了伤痕的往事啊，我怎么会像法官审理卷宗似的审视着你那些往事！无情岁月何时默默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偷偷塞进我心室暗处的潜意识角落：父辈的死亡才会真正加快生活的进步；该死者的死是值得音乐家们谱成颂歌儿去纵情高唱的。
爸爸啊（是你最先在家乡那地久天长的小镇上让儿女叫你爸爸的，所以我从没像别人那样叫你爹或父亲，还是用爸爸这称呼和你做最后一次长谈吧），完全是为了让我、让兄妹们忘记你，我才奔回遥远的故乡为你送葬的。你的孙子正在读书，我把他从课堂领出来去挤火车。他也一点儿不哭，只是懂事地不在我面前说说笑笑了。火车上他见我和一个人说话时笑了一声，便悄悄问：“爸，你说小时候家里狗死了你都伤心地哭，爷爷死了咋还笑哇？”我的心被刺了一下，眼仍干涩干涩的。
是的，爸爸，我十一岁那年咱家养的一只小黄狗死了，我哭得抽抽咽咽，饭都吃不下，你生气地骂我：“滚外边哭去，再哭我揍你！”那是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咱家外屋厨房用草帘子包着的水缸几乎冻实了心，如果像现在这样生活过得宽裕，那快要冻实心了的水缸当做一个盆景观赏是再好不过了，但那是盛着须臾不得离开的水的缸啊。贫寒二字做何解释用不着查字典，看看咱家当时的水缸就知道了。即使在厨房小黄狗也冻得直抖，晚上我把它从厨房抱进里屋，想让它在炕上过夜，你给扔地下了。深夜，里屋也冻人，得把头缩进被窝里才不致冻醒。小黄狗在地下冻得不停地哀叫，扰得全家睡不好觉。我还想把它抱上炕，怕你不让。这时，爸爸，我听见你下地了，抱起了小狗。小狗不叫了，爸爸，你不会知道，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多么感谢你，我认为你也如我想的要把它抱上炕。可你推开门把小狗儿扔到外屋厨房去了。门吱哑关了，狗的叫声听来是弱小了，但我做了半夜狗叫的梦。早晨起来，那小狗僵硬地躺在水缸旁，永远地不叫了。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哭得抽抽嗒嗒，你却扒了狗皮做帽子，把狗肉煮了让我吃，我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你怒视着我骂：“滚外边哭去，再哭我揍你！”爸爸，你不知道孩子的心。无论我怎样回忆，也想不起你和蔼而疼爱地抚摸过我的头，也想不起你像别的爸爸那样和儿子嬉笑着做过一次游戏。每见别的孩子攀着爸爸的脖子撒娇或骑在爸爸肩上做乘马游戏时心里都酸酸的，我就尽量给儿子些自由和欢乐，有次竟让儿子把我当电动玩具狗骑着，他在背上乐得前仰后合时，我又默默湿了眼睛，那无声的泪是因为自己给你做一回儿子却没得过父爱的委屈浓重得液化了。火车上我问你的孙子、我的儿子还记不记得爷爷了，他说怎么不记得，记得你脸色吓人地管束他的样子，记得你衣服总是脏脏的，也不愿洗澡，记得你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好像烟里有世界上最美妙的营养。你屋中总是被你吐出的烟云笼罩着，使人一进去就咳嗽不止。我跟你的孙子说，爷爷对你的好处怎么一点不记得呢，爷爷给你买过好多次东西吃！你孙子说那东西他一点都不爱吃，你非让吃，都吃吐了！爸爸啊，你那少有的爱施怎么也主观、严厉得让人成为一种负担。
一个白天半个夜晚的奔波，我和你的孙子赶回故乡的家，看见了装着你的又高又厚又俗气的大花棺材。啊，爸爸，原来你没火化。家乡不早就实行火化了吗？一直守候着你的小森弟弟说你什么遗嘱也没留，是乡亲们不叫火化的。乡亲们谁死了也不火化，据说头两年要求得紧，土葬完了的也都扒出来，可是火化后骨灰又都装进棺材埋进土里。乡亲们说幸好今年管得松，你才得以将身体完整地埋进土坟中。在我看来，那简直是压给你一座大山啊，我的忠厚善良而愚昧的乡亲们。爸爸，也不知你愿意土葬还是火化，你是读过书又教书的人，你该懂得科学。可是你没有遗嘱，不管你愿意怎样，反正已把你装进了棺材。棺身那恐怖的花纹棺前那阴森的灯火就是你不幸一生的缩影吗？不管生前幸与不幸，死都应该是美丽的结束，可你结束得这样丑陋。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了，在挂着“文明镇”牌子的咱们家乡当过教师的你竟还被装进棺材，将要压在土里。
爸爸，我打开了棺盖，和你的孙子一同最后看了看你的遗容。虽然你比我妈多活十一年，也只有五十九岁。那头发、那眼睛、那嘴、那脸竟比一百五十九岁还显苍老。那牙齿、那手指、那腿脚，枯黄干瘦如一具风干千年了的木乃伊，只有嘴唇裂纹里的一丝血痕证明你三天前会是活着的。这时我才深信不疑，上帝是没有的，有的话也诅咒他怎么会让一个他那辈中千里挑一读过书教过书的人活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这时才流出一阵悲悯的泪来。
爸爸，我的泪滴在你脸上时，乡亲们把棺材盖上了。盖棺论定是中国的一句古语。爸爸啊，作为儿子，我该给你做个怎样的论定？
家乡年年如此的雪依然落着，一片一片，急急忙忙，像鸟飞，像蝶舞，棺盖上掀掉的雪又落满了，白白的厚厚的覆严了棺面，四周一片缟素。
你没有向我讲过你的童年。是奶奶说的，一岁那年爷爷用箩筐把你从山东挑到黑龙江。担子的一头是你，另一头是全部家当。你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姑姑伯伯和奶奶跟着爷爷的挑筐走到漫野大雪的西集场落下脚，那儿有地种、有柴烧，干活就有饭吃。春天打了草、脱了坯，借些木头自己就盖了房子。不知西集场是什么时候有的，反正后来人们都说先有西集场后有巴彦县。咱家祖辈都是农民，爷爷奶奶带领姑姑伯伯们用血汗建立了家业就供出你一个念书人。县城的国立高中毕业，那时在咱们家那儿你就是最有学问的了，因而让你当教师、当校长。现在咱家镇上从职工到镇长凡当年念过书的都是你的学生，可谁的生活都没有你不幸。
大自然的规律应该是年轻人哭老年人，你却亲手埋葬过五岁的小儿子和二十四岁的大女儿，你哭得无声无泪却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惊心动魄。
我五岁的弟弟你最小的儿子，二十六七年前的冬天就死了，死于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感冒。感冒会死人吗？那时候你当家长的咱家就会。头两天我还抱着活蹦乱跳的小弟弟玩，玩着玩着就咳嗽不止，烧得脸如一颗滚烫的红杏，第二天就憋得咳不出声了，脸由红变得青紫，你这才叫我用手推车推上弟弟去医院看病。你没给我拿钱。你手里没钱。你每月不到五十元的工资养着五个孩子和我们没有工作却多有疾病的妈妈。你还要抽烟，苦闷极了还要喝酒，咱家就很少有五角余钱的时候。你叫我先推去看了再说钱的事，说时嘴里还抽着虽然不贵却是盒装的香烟卷儿，那时候咱家的镇上抽香烟卷的人没几个，你每月的香烟钱就将近十元，拿余下的不满四十元煳七人之口，细粮和肉蛋甚至荤油是不可能有的。咱家的大米和面都换了别家的粗粮，连国家发的布票也跟别家换粗粮吃了。没带钱，我用手推车推着弟弟去医院。医院离家二里路，还没进门小弟弟就不再呼吸了。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小弟弟的名字，他叫小瑞。小瑞没了光泽的死滞了的乌灰色眼睛还睁着，雪花落在眼珠儿上他也不眨了，青紫的小脸儿承接着一片一片缓缓而落的瑞雪。我就摇他的小手呼唤：小瑞！小瑞！小瑞啊！小瑞不吱声。我光流泪不敢哭出声来，我怕人们听见哭声都围过来看我们家的死人。泪水有几滴掉在小瑞睁着的乌灰滞死的眼珠上。我用手给他合上眼皮又往家推他。我把落了一身雪没了生命的小瑞弟弟抱到炕上，那是我有生第一次见死人。我的小弟弟，我们家中最有生命力的幼小希望变成了死人。那天我感到天低了，地窄了，雪是热的，火是冷的，电杆摇摇晃晃，嗡嗡作响的电线里流淌的是水。那时我还没听过哀乐，也没听说过哀乐这个词儿，只觉得风在呜呜咽咽地嚎。家里人都在默默流泪，没一个出声哭的，咱家的人都被生活压抑得性格过于内向而畸形了，似乎觉得不能把那不幸的哭声丢给人家当热闹听。只有我的胸膛、肺腑和喉咙一起控制不住地起伏作梗而露出抽抽哒哒的哽咽。妈妈泪水满面，从没擦过胭脂的带有许多在我看来十分好看的雀斑的脸被泪水冲洗得干净而难看，这是我生来第一次见过的大人哭。在我当时的思想里，大人是不能哭也不会哭的，每次我或弟弟妹妹们哭时爸爸你不是都说“我看你敢哭，不许哭，哭我揍你”吗？我们便将那由衷的哭声先是压抑得抽抽咽咽而后慢慢弱下去直到最后停止。由于压抑，停止后嗓子总是又肿又疼。妈妈那天哽咽得嗓子都哑了，眼红肿得像两颗二十年后才见过的水蜜桃儿。那天我才懂，死人是世界上最悲痛的事了，比死狗令人伤心得多，不然大人怎么会哭呢。爸爸，你没哭，但你烟抽得轻了，对我们说话也和蔼，没有像平时那样可怕地喊“别哭了，滚外边哭去”。我以为最伤心的事男大人也是不哭的，哭是女人们的事。我便也减弱了那哭，跟上你，肩着镐，迎着风，踩着雪，到咱家西边的少陵山脚下去给小瑞弟弟挖坟。以前我都是夏天到少陵山上去的，去挖药材，去采野百合花，去打柴。打柴总是你领着，你虽然是教书先生，买不起柴就只有自己去打。你总是愿意在坟圈子里打柴，因为那里边有人的尸骨作肥料柴草长得茂盛。坟圈子因柴草茂盛就更加阴森可怖，我总是一边割草一边猜测，防范着坟里会有什么怪物跳出来。那次，我却破天荒在冬天亲自为小瑞弟弟挖坟了。大概就是从那次（也许是从小黄狗冻死那次）我心里播下了悲伤的种子，致使我直到现在还喜欢悲剧。
少陵山尽管夏天有蛇有狼有野蜂有各种虫子，但那挖不完的药哇，柴胡、狼毒、庞风、桔梗、地鱼……那采不完的花儿啊，黄花儿、野百合花、石竹花、山芍药花、耗子花、喇叭花……还有摘不完的野果，山里红、赤玫果、酸葡萄、野核桃、山丁子、托盘果……足以抵消所有令我讨厌的东西而把它当成乐园。而冬天的少陵山真是太残酷无情了。八面山风上下左右横刮斜扫，一踩嘎吱吱响的硬雪把夏天暄松的土捂盖有二尺厚，铁石样硬。我们一锹锹从雪地里铲出一块块土来，你用镐刨，我拿铣挖。我的铣是挖不动的，就像蚊子用腿踢不疼老牛一样，你的镐下去也只能钻一小块土，就像蝈蝈一嘴下去只能咬下一小点点黄瓜肉。我们就这样你刨我挖整整大半天，只鼓捣出个灶锅那么大的圆坑，一只装着小瑞弟弟的六块薄板钉成的小方箱子放进去还露着一半，埋完土四只箱角飞檐似的还露着。我们手也僵了，脸也木了，再也无力把小瑞弟弟的墓穴挖深。爸爸，你说用雪埋一埋，等到春天雪化了土软了再重新挖。我们就用雪把坟培好，培得大大的，那形状我多年后知道了就像全世界有名的日本富士山。修完了埋小瑞弟弟的富士山，爸爸，你什么也不说领着我往回走，你总是什么也不对我说，要做什么就只管带着我默默地做，我有什么想法你也不问，好像我什么想法也没有或什么想法也不该有。往家走时日头快落尽了，冬天不温暖的夕阳照着小瑞弟弟的富士山。我想，太阳总是这样寒冷就好了，小瑞弟弟和他的富士山就会长存。家里少有地做了一顿有肉的晚饭，奶奶还拿来酒给你喝。爸爸，那肉也不知谁家送来的。你默默喝着酒，我悄悄嚼着饭，奶奶在唉声叹气地叨叨，她总是无休无止地一边干活一边唠叨，把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神话、真事儿加道听途说的各种故事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往下传播着，那就是我们家的文化根源吧。那晚奶奶说在山东老家时也有小孩像小瑞弟弟这样咽气的，他爹用嘴卡住喉咙使劲吸就把痰吸出来，小孩又活了。奶奶边唠叨后悔当时没用嘴给小瑞吸吸痰，说吸一吸兴许死不了。那一夜也不知你睡没睡，爸爸，我是睡了，梦见小瑞弟弟喉咙的痰被我吸出来，他又活了。这个梦我也没对谁说，说它有啥用。妈妈刚做早饭你就把我也叫起来，每天那时我都还睡着。你从柜里拿出一条没舍得用的新毯子叫我抱着，你扛了锹和镐领上我又往小瑞弟弟的坟走去。我以为你要用毯子把小瑞的坟遮一遮，免得无情山风把小瑞坟上的雪吹掉又露出那四只飞檐一样的棺角来。到了山上，你却把小瑞的坟扒开，把小瑞的棺材撬开，把小瑞的衣服脱掉，你用手捂着他的胸口，捂着他的喉咙，捂着他的小脸。爸爸啊，你又伏下身，把嘴贴在小瑞弟弟的嘴上，给他吸痰。山风从八面聚来，上下左右横穿斜跑，看你做着世界上最动人也最为愚蠢的举动。爸爸，那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公元一千九百多年了，你在中学里当老师，还教过我生物课，你不知道你抱着的是一具在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冻了一夜已硬如铁石了的僵尸吗。你慢慢地，深深地，长长地吸着，用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现在我才理解，你一定不是幻想能把儿子吸活，而是在向欠了债的儿子深深地忏悔而求得心灵的解脱和感情的平衡。不管你表现得怎样愚痴，我感动地原谅了你当年冻死小狗扒了狗皮吃了狗肉那种令我憎恨的行为。我把你从地上拖起来，和你一同用那条新毯子把小瑞包好，装进薄棺里，重又为他筑起一座富士山。啊，爸爸，恐怕那是你对儿女们最为辉煌动人的一次壮举了。以后虽然也感动过我几次，但绝没有如此的壮丽。再后来，你就无论如何也没法做出令我感动的壮举了。
爸爸，大芬死那是七几年你还记得吗？你大概不会记得了，因为你的精神已经分裂，只是刚刚出院处于短期的正常状态。我远离家乡当兵四年了，那时你和我妈先后患了精神病，妈妈先患的，你是后患的，什么原因我都不知道。上帝怎么那样狠毒，竟让我的父母都成了疯子而且连致疯的原因都不让儿女知道。小时候我把地主、富农、瞎子、哑巴，后来连富裕中农都算做坏人的，当然疯子也算在坏人之列了。说来幼稚得可笑，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对一个挺好看的女同学挺有好感，六年级时得知她哥哥就是全镇有名的那个大哑巴，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便罩上了阴影。轮到我的父母成为全镇有名的疯子了，咱们家在别的孩子眼中会不罩上阴影吗？肯定会的，不然大芬死时我回去埋葬她怎么没一家人上门给我提亲呢？别家的儿子当兵探家时提亲的一个接一个，我那时都当干部挣工资了，还不如一个战士值得人家上门提亲。大芬也是这原因，二十四岁了没人上门求亲。不是她没文化也不是她没工作，她高中毕业不能到外边去工作，我是老大不在家，两个疯人维系着的家庭重担需要她来承担，她没出嫁却得像母亲那样缝衣做饭照料弟弟妹妹们。辛苦劳累不可怕，她守着你们两个没有正常理智的长辈，青春的苦闷没人诉说，孤独和抑郁何等残虐地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她的生命。我虽说在外逃避了家务的重责，还总惦记着大芬。部队有个家乡的战友了解我，理解她，也看重咱家都有文化便愿意和大芬定亲，让我写信问她是否同意。我发走信，盼她回信的时候，却收到“芬亡速归”的电报。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屡屡坏我。我悲伤着为从小和我一起患难没享过一点欢乐便突然死去的大芬妹妹流着泪赶回家乡。那是一个灼热灼热刮着热风风里带着瓜果味儿的盛夏，我热汗洗湿八次军装又八次晒干赶到家。晚了，大芬已经入棺已经入土，新坟就在跷着脚便能望得见的菜社瓜地边儿上。咱家在镇子的最边上，扒着柳条障子跷着脚往西一望就瞅见了溜平的绿地里兀地隆起的一座黑纹。爸爸妈妈怎么谁也没掉一滴眼泪，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爸爸在炕上安详地抽烟，妈妈在园子里慢腾腾地摘菜。四十多岁就一人一头白发的爸爸妈妈，白发隔着窗玻璃互相辉映着，好像大芬妹妹刚刚找到给菜社看瓜的美好工作，并且新盖了三间大瓦房已经结婚了一样，爸爸你竟慢悠悠吐了一口烟问我：“你大老远跑回来干啥？”我忍不住愈加替大芬悲伤。我没法怪罪你们，我的爸爸妈妈，你们先后失去了正常理智，我不能在家里面对你们为二十四岁的苦命妹妹痛哭。我放下旅行兜就直穿那片很大很大如碧绿湖水似的瓜地走向大芬的新坟。夏天的土松暄好挖，又在平地上，那坟筑得又高又大不像富士山而像大地母亲一只鼓胀的乳房。我在坟旁全身剧烈抽搐着在心里哭诉着她的苦处，忏悔我把重担推给她没尽到当哥哥的责任。哭够了，我又直穿碧绿如湖的瓜地，记不得绊掉了几个瓜了。那瓜地是不许穿行的，看瓜的乡亲理解我的不幸什么都没说我。回到家我问你，爸爸，大芬是怎么死的，你竟不很清楚。说死前两天还啥病都没见有，第二天说肚子疼，你们就让她自己到医院去看。爸爸呀，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性格内向，吃苦耐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向你们说病的吗？她自己走到医院，也没喊叫着说疼得要死，医生只给开了几片止疼药。爸爸，你们还以为她没事，叫她挑水做饭。第二天她就又拉又吐，捂着疼得不敢直腰的肚子在地上打滚，你竟说她：“没出息，逮着好吃的就往死里吃，还不自己上医院看看去！”大芬是自己捂着肚子弯着腰捱到医院的。那天正赶上医生们去水库钓鱼，只一个医生值班，那医生叫大芬排队等着，轮到她时已疼得站不起来了，医生检查时才发现已生命垂危，马上叫人抬到公共汽车站要往县医院送，公共汽车还没来，她就惨叫着死了。爸爸，大芬死得那么惨你们咋安详得没事似的呀，问我回来干啥。我惦着人家向她求亲的事，她什么话也没留，我写的那封信也不知哪儿去了。翻遍她的日记，也没有，只在死的前两天写她又到奶奶的坟上去了，说奶奶的坟头已长了几棵小草。奶奶死去不久。奶奶是当时家里惟一能关怀她的人，如果奶奶在或许她不会死？大姑来了。大姑继承了奶奶的全部性格和习惯，凡事不管事前事后都要叨叨个没完，大姑说，大芬是个石女，石女是不能提结婚的，一提就得死。到现在我也不知石女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不知大姑的话是迷信还是科学，反正大芬是在我给她提亲的时候死了。她是石女吗？大概是根据她死在提亲的当口而判定她是石女呢还是知道她是石女才得出因为提亲她才必死的结论？我们谁都没细细追问就不了了之了。爸爸啊，好端端的活人，死的死，疯的疯，糊糊涂涂地死了，糊糊涂涂地疯了，面对二十四岁女儿的死，你和妈妈竟能泰然处之，你们得道成仙了吗？我伤心欲绝，晚上独自跑到田野里躺在温暖的黑土上，面对星空纵情而又不能放声地大哭。哭透了，平静了，我还躺在地上痴对苍茫夜空不肯起来，那夜空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像一座大大的坟墓，生的死的都是墓中人。是的，都是墓中人。爷爷不是头十年就把一口棺材做好了吗？放在外屋，天气一好时，阳光射在他的棺材上，他便坐到棺材旁边去，抑或是摘菜，抑或是磨刀，抑或是搓绳，抑或是捉虱子，仿佛生和死都是一样的，不过换个环境罢了，大概就像他当年担着你和衣物、率着妻儿从山东迁到遥远的黑龙江来生活一样。一颗流星在我眼前倏地逝灭了，还不如划根火柴燃得长久，那肯定也是颗极年轻的星星，要不它陨落时该会燃得长久一点，星星都在不停地死灭，只长一颗血肉心脏的人算什么。我忽然对爸爸妈妈对生死泰然态度有了理解，不必追究你们是坚强还是麻木了，也不必责怪你们失职或是无情了，若不是上帝把你们好端端的脑袋弄失常了，你们怎能承受这太重的打击。也许该怪上帝，不是上帝叫你们双双失常，大芬怎么会抑郁成病，又怎么会有病而得不到及时医治草率死去呢？爸爸，在咱们那个缺少爱的家庭里，什么责任也是追究不清的，就像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上无法追究清楚你们糊糊涂涂就变成了疯子的原因一样。小瑞、大芬、奶奶，紧接着就是爷爷相继少先老后离我们去另一个世界了，不过就像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异乡异国去工作不能与亲人见面罢了。爸爸，不要怪我，亲人们一次次的死亡和后来我的同志一个个早逝，使我也如你们一样可以面对死亡而泰然处之了。我的感情已经千锤百炼百折不弯失去了弹力，所以面对你枯如朽木的尸容我仍不悲哀。爸爸，尽管你对大芬的死能泰然处之，可我返回部队后立即就得知你疯病又严重发作的消息。我肯定，那是因为亲人的死对你残病的神经大刺激的结果。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疯人也是人。
爸爸，尽管无情的岁月使你我都变得对死亡无所谓了，妈妈的死还是把我悲痛得折去了好几年寿命。妈妈是因为先于你患疯病的所以才先于你与世长辞吗？她比你早故十年，只有四十九岁。对于妈妈的死，我也不知该去怨谁。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因而质量就实在太低，就人命如蚁般死得随便。在我童年妈妈还没疯时就为妈妈的病忍辱向我鄙视的人低过头。记不清妈妈那次是什么病了，反正是实在挺不住了（咱们家的人怎么都这样啊，各自的心事都装在心里，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说的），那时她还没精神失常，她喘息着有气无力地叫着我的小名：“好孩子，你给妈跑一趟，到南街张大夫家请他来给我打一针，叫他张四叔，别啥也不叫！”我从没叫过他张四叔，我不想叫，我鄙视他，因为什么鄙视我记不住了。妈妈病那样，我不能不听妈妈的话，我硬着头皮去了。我没叫他四叔只叫张大夫。张大夫正在吃饭，还喝着酒，听了我的话也没怎么抬头说：“今天忙，过两天再说吧！”我心里非常疼痛，妈妈在家喘哪，张大夫他忙什么？忙喝酒吗？我又带着哀声说：“张四叔，我妈病得起不来炕了！”“回去吧，知道啦！”我回去了，等到吃过晚饭张大夫也没来。爸爸，你吃过我做的晚饭又到学校去了。你怎么也没问一问我妈妈的病，我妈妈怎么不让你去请张大夫哇，大人的面子总比小孩儿大吧。妈妈知道光这样说一声大夫是不会来了，她叫我把屋外箱子里冻着的一个猪肘子送去。我不干，我实在干不了送礼求人尤其是我鄙视的人这种事。妈妈几乎哀求我说：“好孩子听话，你跟张四叔说我下不了炕，你爸又不在家，去！”妈妈那样子实在叫我难过，我忍着莫大屈辱抱上那肘子又去张大夫家。那对于我真比什么事都为难。我硬着头皮，咬着牙，含着泪，把肘子放张大夫家只说了句“我妈妈叫送的”就走了，像偷了东西似地羞辱地逃走的，一出他家的门我就哭了，我在心里发誓，不管将来干什么工作，有病人求到我我一定尽力而为。张大夫还算有人心，他来了，给我妈妈打了针。可是我不明白，那肘子他能吃得下吗？过了几天，爸爸，咱家来个客人，是你领来的客人，你要烀那肘子和客人喝酒，知道送给了大夫，脸就变了颜色，骂妈妈道：“老娘们发贱！”妈妈没敢辨白，掉下一滴泪来。我说：“爸，是我送的！”这一说，妈竟哭了。爸爸，你领着客人到饭馆吃去了，大概又是赊的账。爸爸，不知你在饭馆吃的什么肉喝的什么酒。我给妈妈煮的小米粥，想煮个鸡蛋也没有，只放了几把饭豆。粥煮得烂烂的，又切了一碟白菜心，为了让妈妈吃得香点，我炸酱时比平时多放了些油。我把饭菜端给妈妈时说：“妈，我长大了挣钱都给你买鸡蛋吃，不给爸爸！”妈妈的眼泪噗噗掉进小米粥里，把金黄的粥面砸出一个个小坑，说：“好孩子，妈不想吃鸡蛋，小米粥好喝。你长大了，说个好媳妇，不能光对妈好，对媳妇也得好，记住了吗？”为了让妈妈高兴，我说：“我一定挣好多钱，说个好媳妇伺候你，你想吃啥就让她给你做啥，你们一块吃！”爸爸呀，我对妈妈的誓言没能实现真是终生遗憾。等我结了婚刚想接妈妈来享享福时她竟与世长辞了。现在我们有了许多钱她却一分也不能用了。爸爸，你知道吗，因为你对妈妈无情才使得你在我心中没有一点位置，你伤透了妈妈的心，所以到现在我还恨你。我的心头刻下了多少道妈妈在您面前或是背后流泪的不可磨灭的伤痕啊。记得有一回过年吃饺子，好像是你从饺子里吃出个瓜籽皮（或是别的什么），便勃然大怒，一股气把桌子掀翻，饺子淌了一地，把妈妈和我们都吓哭了，我和弟弟妹妹去拣，你不让，还大骂我们。爸爸呀，如果你能再生一次，千万好好想想吧，你该认认真真为妻子和儿女们写一本《忏悔录》。爸爸，妈妈去世时也是冬天。给我拍电报时不知你是否知道，电文是“母病危速归”，那是怕我受不住打击才说病危的，爸爸，电文要是你拟的我该感谢你，你念那么多书，识那么多字，怎么从不给我写封信呢，如果亲手拍了那封电报我也不枉有一回识字的爸爸。那时我已经提了干有了工资，我要实践童年时向妈妈许下的诺言，那是北方冰天雪地的冬天，我却花高价买了金黄的香蕉，鲜红的苹果，水灵灵的鸭梨还有一些我认为贵重其实在高贵大院的垃圾箱里常可拣到的药品，满满装了一大提兜，往家赶得急如星火、分秒必争，以为早到家一刻妈妈便可早一刻恢复健康。我下了火车又下了汽车，扛着重重的提包走在通往家园的小路上遇见了邻居的王婶。王婶远远就送给我一声怜悯的叹息：“哎，啧啧，你要早回来一天就能看见你妈了，昨儿个出的！”爸爸、妈妈这两盏疯狂燃烧却不添油也不给家庭带来光明只增加阴影的灯先熄灭了一盏。母亲这盏灯虽不带来光明，但还给过我们许多温暖啊，哪怕病中的一声叹息和怜爱的话语也都是温暖啊。又仅是一个重感冒就把母亲四十九岁的生命之灯吹熄了。爸爸，你正犯着疯病，狂躁型的精神分裂症一发作起来真凶残怕人。你手挥菜刀大骂为母亲送葬的亲友们在闹派性……你看见穿军装的我也从部队赶回来，先是问回来干啥，接着便把骂锋转向我，骂我指使参与派性的乡亲向妈妈下了毒手……爸爸，你骂完我又骂妈妈，骂她在家庭内部搞分裂，骂她贱骨头，骂她活该，骂得天花乱坠。爸爸你那天花乱坠的骂声，使我怎么也联想不出竟能出自一个曾是教师曾是校长的人之口。你越骂越凶，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被你看出不良用心而骂出花儿来，最后你竟用刀逼着我老老实实地写交待材料。妈妈都被埋进土里了，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我们悲痛难忍，你却在像野兽一样发疯。你那刻毒的嘴，讨厌的眼睛、张牙舞爪可恨的形象，你无情，你自私，是你折磨死了妈妈，小瑞弟弟和大芬妹妹的死都有你的直接原因，你是个魔鬼，你是凶妖，我恨不能一把掐死你为妈妈、小瑞和大芬报仇。那一刻我气恨得也几近精神分裂的边缘，我控制着没有去掐你，但我怎么也克制不住飞起一脚踢飞了你手中菜刀，又暴怒地一推，一像推一个残暴的法西斯分子，将你推翻在地，双手按住你的双手、双膝抵住你的双腿。你越挣扎我按得越凶狠。我召来了弟弟，让他解开你的裤带丝毫也没有消毒就在你屁股上注射了一支强镇静剂。我看那针管就如一柄刻毒的刺刀扎进你的肉里，当时，扎死你我都不会悲痛。药液像百万神兵魔勇攻占了你的全身，把你每个细胞都捉住了，毒打了，打得一个个昏死过去，你整个人便昏死一般大睡，睡了六七天，神志清醒了，理智恢复了正常，你又如一个文明的教师那样说对不起我，见到被你骂过的亲友也赔礼道歉。越是这样，我越心酸，爸爸呀，这个世界谁也无法理解你了，你的痛苦大概要比我深重百倍。
我去给妈妈上坟。咱们家族的坟妈妈是第一个埋在这远远的少陵山腰上的。那年已禁止土葬，非要土葬就得葬在既不能种粮也没栽树的远山坡上。那年的雪也很大，怎么在我的记忆里，一件件不幸的事大多以雪为背景呢。冰冷的雪，无情的雪，美丽洁白但如孝布一样的雪啊，你把我的母亲我最亲的亲人又给裹进了坟墓。我五位亲人的坟不在一条直线上，不在一个平面上，也不在一点上。一座山腰，一座山脚，一座山沟，两座在平平的西瓜地边上。上帝有眼的话在天上俯瞰一下，正月十五送过灯的五座坟在你眼里一定就像我仰望见的你们天上的北斗星。是的，那点连成线形状就如一把勺子，绝对像北斗星。好好的坟就是勺子边沿那颗星。我老远老远就看见了那颗星，那颗漫野皆白中醒目耀眼的一颗黑星。新落的大雪把前几天送葬者踏出的路覆盖了，被新雪覆盖了路的野地里又有一行脚印，那脚印蜿蜒起伏伸向妈妈，不知是谁踏出的。我就沿着那脚印走到妈妈的坟前。爸爸，你不知道那一刻出现在我眼前的情景让我的心苦涩而热烈地颤动了多久啊：坟前的雪上放着我带给妈妈又转送给你的水果和药，香蕉是金黄色的，苹果是淡绿色的，每个梨则让早霞染了似的金红色，药瓶是宝葫芦形，就是我拿回来那瓶。旁边一堆纸灰。是谁来了？我看见纸灰旁边有几支烟头，再看那脚印，明白了，是你。爸爸，你给我妈上坟来了。爸爸，你为什么要那样孤僻，那样内向，那样封闭，一颗小小的心对外封闭着装满了忧郁、痛苦和孤独，这些有毒的东西装得太多了一点也不往外交流释放，能不鼓胀得破裂吗？一个人封闭就是愚钝，一个家庭封闭就是死性，一坑水封闭就是腐臭，一个国家封闭就是落后。不论你的孤僻和封闭是清高还是不俗，反正是坑了自己害了亲人。你不好把你的心事跟我们、你的儿女说说吗？如果认为我们听不懂，那你一个朋友也没有吗？一个人若是连个朋友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意思那还算人吗？人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你把什么关系都堵塞了把自己封闭成绝对的孤独的人那不是极端自私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当家长的我们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缺少爱而盛产不幸的作坊。每次亲人惨死后你在坟前的动人之举不过是出自求得心理解脱的自私目的而已吧！
爸爸，我就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为你送葬的。你在家乡的镇上以疯和疯前的教师身份而著名。虽然你给家庭亲友和四邻造成许多不幸，给你送葬却来了几百人，送葬礼的人名就记了一大本子，葬礼钱竟近有五千元。是出于对你的追念缅怀吗？你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在亲友们认为不错的岗位上工作。儿女们谁都不像你没有朋友。弟弟妹妹的同志和朋友们见到我都要诉说一通你的仁义，说你虽然是疯子也比有些正常人讲道德，从不偷着或是公开拿别人的东西。到街上买东西不管是小摊上的还是商店里的你分文不少付钱，哪个认识的人出于友好不收或少收你的钱，你丝毫不让常常是把多余的钱扔下就走。还说你尊重妇女不管病犯得多么严重从未无端辱骂过女人也从不欺负小孩，还常常把自己的东西给一些小孩吃。你除了不太讲卫生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对亲人太严酷之外，在乡亲们嘴里你简直成了做人的典型。咱们家西边老李头是个光棍汉是个酒鬼是个无赖，常常喝起酒来就发疯打人就调戏妇女就影响社会治安，人人怕他就连公安派出所都有点怵他，惟你不怕他敢骂他敢打他。有一次他发酒疯拦道时你把他打得满街直跑。那些和你同代的叔伯们又免不了当我的面夸你毛笔字写得如何好，课讲得如何明白，穿着如何朴素，艰苦奋斗精神如何如何强等等——虽然我是在外边大城市的大机关里工作、乡亲们眼里的一个不小的“官”，可一切仪式都由乡亲们安排好了，不管我同不同意，他们说多大的官儿也要入乡随俗。我就一概不管，我已十年没回家乡什么也管不了啦，我盼快点送葬完毕好倒出时间来安抚一下受爸爸之苦多年的弟弟妹妹们。
出殡开始了，爸爸，在咱们这个小镇上为你举行的仪式够隆重的了。起棺前那一系列生动有趣体现着生者美好愿望但实际一点用也没有的细节我不想细说了也说不明白。二弟弟腰扎白孝带，头戴大白孝帽，跪在门口将一只瓦盆摔碎，然后打起灵幡引导着众人把你的棺材抬出咱家的院子。戴孝帽、摔丧盆、打灵幡的事本该长子我做的，一来我不愿做，二来我穿着军服乡亲们认为我是大官儿，三来政府又禁止土葬，大家便让我二弟树生代替我了。树生也是党员。可乡亲们不管党员不党员，说树生脱胎出生时头上就戴顶白帽，我知道这是真的，说那白帽是不吉祥的孝帽会妨老人，当时就把白帽剥下挂在树上，算作树生的，后来院中的树相继死了，爸爸妈妈还是没逃脱早死。有这么多理由在，树生便没法说一句怨言就扛起灵幡。有两个人搀扶着他，他的前面三十来个晚辈抬着十多个花圈，他们后面是一辆拉棺材的马车，几辆拉送葬人的卡车，还有一辆小吉普车。天太冷又到远山送葬，在我们的制止下才免去了哭天嚎地的妇女“方队”。爸爸，我就站在拉你棺材的马车上，我穿着便服没像别人那样扎孝带只戴了条黑纱。那天风无端大了起来，忽然又飘起非常大非常大的雪，雪片很大像漫天纸钱飞舞。我扶着你的棺材置身于浩浩雪浴中。几个乡亲非拽我坐进小车不可，心中没说的理由一定还是我是“官儿”该坐小车。如果我坐进小车更会心里不好受的。自己的父亲死了，凭什么要别人代我受罪而自己坐进小车里。乡亲们的心里，官儿的位置比神比鬼都重要的。爸爸，我还是扶着棺木和乡亲们浴在雪中体会着人的滋味，那感觉此生不会再重有了。我听见乡亲们夸赞我是孝子的啧啧声，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透过漫天飞舞的纸钱似的雪片，我直接看见和想着的是我的亲骨肉弟弟树生。爸爸，树生真是够苦了，生下来就成了咱家院里那棵榆树的儿子。不久榆树死了，你和妈妈都成了疯子，他便从七八岁起过上比没有父母还缺少欢乐的生活。我不知他是怎样熬到十八岁的。那年听说他要参军离家，我特意从部队赶回来送他，赶上他还没换军装，一见他面我就心酸酸地流泪了。他那么瘦一脸营养不良的神色，棉帽破得都没有毛儿了，棉裤不但薄而且补了好几块他自己补的补丁，棉袄稍好些，一问竟是二舅家小友子借他穿的。可是我可怜的二弟树生没说一个苦字，他不知道什么叫甘才不觉得什么叫苦哇，他高兴得像即将去天堂享福一样。那时我在部队已生活了十来年我知道部队不是享福的地方，因而见树生越乐我心越酸，暗暗咽进肚里的泪水越苦涩。我尽着我最大的努力给树生买了些糖果带上，爸爸，这事应该由你来做的呀。树生根本没想到你该做这事儿，他还觉得活十八岁了自己还没挣钱给爹妈买点什么是无能是不孝呢。他把我给他买的糖果都悄悄留给了你和妈妈，那都是他走后家里人才知道的。咱家人都是这样不愿把任何事张扬，只让想要知道的人在心里知道就行了，再让别人知道干什么呢？树生当兵四年你没去看过他，不知他那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来的。那时我还不知惦念他感情上的疾苦，我只觉得他是个孩子比在家时不用愁吃饭穿衣就行了。他很能苦干又忠实可靠竟在服役期间入了党，同时也患下了胃病和动不动就犯的咳嗽，这他在信中从未说是复员时路过沈阳看我我才知道的。他长成大人了但更加瘦，而且脸上长得像妈妈那样的雀斑也分外明显。我开始担心他回家是否能找个称心的妻子，这担心是因为你还在并且疯得越来越重。因为你，我必须对弟弟兼尽着父亲的责任。实际我工作在外是无法兼尽父亲的责任甚至连哥哥的责任也没尽到。是他自己找的对象自己成的家，举行婚礼时你在精神病院，我也没能赶回去只寄了不多一点钱。如今他已成了爸爸也是个不怎么健康的爸爸。风实在是太无情了，摇着树生弟弟扛的灵幡，刮割着树生弟弟的手和脸。大自然也太残酷了，怎么在地上设置了那些道沟因而人就得造那些道桥，每过一道沟桥树生弟弟就得转过身来跪下朝你的棺车磕头。我不知磕那头有什么意义，反正那是该我做的活儿却推给树生弟弟了。灵幡飘摇，雪片飞舞，长风看押着送葬的队伍。我不敢回头后看，那寒风中的无数目光一定在瞅着我和树生弟弟，我仿佛不是为你在送灵而是为你站在马车拉着的审判台上受审。我觉得送灵的路太漫长了，不该让树生弟弟扛灵幡走这么漫长而寒冷的送葬之路。那坎坷的雪路连马和汽车司机也跟着活受了罪。爸爸，你为什么不在去年夏天死啊，那样，送葬的几百人就免了这多艰苦，弟弟妹妹们的几家人也就能过上一个安乐的新年啦。
因为要把你和妈妈合葬在一起，你的墓穴便挖在了接近山头的山腰上妈妈的坟穴边。坟穴在高处，汽车上不去。人们跳下车来，推拥着、牵引着、呼喊着那马车，驭手嗷嗷地挥着长鞭，驷马欢蹿，众人急跑，雪滑坡大，马头前蹄旋又蹿起，人跌倒了马上又爬起来，往山上的墓穴奔，活像一个加强连用拐子马在强攻几近山头的碉堡。真是艰难而危险极了。坟穴在陡坡上马车也接近不得，乡亲们便用绳索木杠将你的棺材连抬带拖弄到了穴沿上。抬的人们已经腿肚乱颤了，有个嫩点的小伙子竟然直叫“不行了，不行了”，主持的人仍镇静地指挥大家坚持一会儿，叫过打灵幡的树生弟弟在坟穴上口跪下磕头。爸爸，树生是背朝山头跪在斜坡上的。脸朝下坡磕头时差一点没栽进穴坑里。然后你的棺材才艰难地落进穴坑。妈妈的坟被挖掉了一半，露出条条朽烂的木片，正好和你的大花棺材挨在一起了。主持人又做了些象征你和妈妈团聚以后吉祥的民俗，说了些我也没听清的这类话，然后开始填土。第一锹土是由我先填的，爸爸，就像某项重大工程破土动工时奠基的第一锹土由最高领导人先填一样。我端那铣土一扔下去，无数把铁铣便飞动起来，二三十人刨了一天才刨出的土转眼飞向你，飞向妈妈，旋即叠起一座高大的新坟。劳累过后的人们带着仿佛你和妈妈已经有了新屋，已经团聚，从此幸福美满安居乐业似的心情离去了，我却在爸爸妈妈合二而一的新坟前伫立良久。
爸爸，你和妈妈恩爱过，团聚过，幸福过吗？无论怎样努力搜寻记忆仓库的每个角落，我也找不出一件这样事儿来，相反，你们那些无休止的吵骂、憋气，不是故意而是天生就无法一致的别扭而导致双双精神分裂。爸爸，我几乎没有你在妈妈面前笑过的印象，如果算有一次的话，我记得那是我的姨来咱家找你补课。她好像是在六年级，不知那时候的学校怎么回事，我记得姨六年级好像就有十六七岁。那时候咱们家乡，六年书大概就是妇女中的最高文化水平了。我姨有六年文化水平并且我印象很俊。那次可能是星期天你休息，给我姨补完课咱家又包饺子。记得你、我妈、我姨都有笑容，并且都有笑声、我当然高兴得过年似的，一会扳姨的脖子一会搂妈妈的腰，所以连那天饺子的馅儿我都记住了，韭菜馅儿的，窗台上还有一盆月季花。爸爸，我至今弄不明白你在妈妈面前为什么总没笑脸却只有那次笑了。天长日久从妈妈嘴里片片断断地知道了一些你的经历。妈说你虽然念大书没干过地里活儿，但念书时也挺苦，吃的穿的也很不像样子。能在国高念书的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和官绅们的子弟，爷爷奶奶是靠十二分的省吃俭用供了你念书的。日本人办的学校，军事化要求，可严酷了。冬天叫你们去野外大雪里围猎兔子，你没有好鞋穿脚冻化了脓。不管怎么苦，读了书就开始与父母有隔膜，读的越多隔膜越大越互相不好理解。也不知你在外边有没有心上人，也不问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爷爷奶奶在家给你包办了妈妈这门亲事。妈妈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妈妈，你很少回家来看看妈妈，妈妈在家等着你毕业好结婚。刚要毕业那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学校一时乱作一团没人管理，你拿了两箱子学校没人管的书回家，匆匆把书埋在园中也没和妈妈结婚就与一帮同学跑到当时的敌占区也就是“国统区”长春，你说当时的目的是继续上学。待了一个月没上成又回到家乡，爷爷奶奶忙着硬把你的婚事办了。婚后你脾气变得坏了，我妈妈一个字不识，你和她没话说，常常跑到赌场去耍钱。那一段时间你还没参加工作，年轻轻有的是精力没处用，有的是想法没人说，赌场便成了你的发泄所。妈妈不敢去叫你让奶奶去叫，你不敢违抗我奶奶的意志，离开了赌场却把一厚沓钱撕得粉碎粉碎，以至妈妈和奶奶共同往起粘都没法粘。你肯定是不喜欢妈妈，不然为啥总是没有笑容总是脾气暴躁哇。后来家乡办学校，你就从事起教育工作，先是在小学后来又到中学。学校的老师有男有女，有说有笑，妈妈多羡慕，妈妈多难过，怎么在学校高高兴兴的一来家就没好脸子，是因为自己不识字吧？妈妈就开始买看图识字，妈妈就开始带着我和妹妹去上夜校。妈妈有了两个孩子，妈妈还有许多家务活儿，生活也不富裕，妈妈又得做家务以外的不少劳动如侍弄菜园，拣柴等等，所以妈妈就没法坚持识字了，因而最终还是个睁眼瞎，还是没法和你知道的一样多，还是和你没共同语言，还是没法使你脸上有笑容。天长日久妈妈就开始恨你，嫌你，不关心你。你便更加脸色不好，更加暴躁，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你不愿见她，她不想看你，盼你到学校去值宿，盼你外出开会，我们当然是感情用事站在妈妈一边。我们和妈妈不能从你那儿得到爱，你也无法从家里得到温暖。你喝酒，你抽烟，你欠债，你穿破衣烂衫，你和妈妈就愈加无法和睦。你气她，她气你，气是有毒的，天天在伤害着你们的五脏六腑和心灵，你们便日渐多病，日见苍老，每个人都比实际年龄老上二十岁，三十多岁都银丝缕缕啦。你们用一支支恨的刀、气的箭在互相射杀，伤得好惨。你们惨伤后不能相互照顾，祸水便流向了儿女。我们在感情上都站在妈妈一边，行动上又不能不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消耗在你身上。你经常犯病，一犯病我们就得像对付既敏锐得惊人又勇敢得惊人的敌人那样同你斗智、斗勇。你智勇双全，奈何不得你就得借用外界力量镇压你。妈妈坐家看斗，只是含糊不清地叨叨些什么，脸上毫无喜怒之情。你们的婚姻生活恶劣到这种程度，怨你还是怨我妈，还是怨我爷爷奶奶，还是怨别的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知你俩生前在一起是那么不幸，是妈妈的早死才使你们得以分离和安宁，如今你死了又要给你们合坟，我恨不能就地将那合坟扒开分成两座，你们互相射杀了一生难道还要关进一个死牢里再互相射杀下一辈子吗？爸爸，你我都无能为力将这合坟分开了，既然分不开，你和妈妈就和好吧，你们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等我们也到那个世界时就不至于以往的伤疤再隐隐作痛了。爸爸，但愿你能这样吧，过几天我再为这合坟填土，填得严严实实的，一丝缝儿没有。
爸爸，三天后我又去给你和妈妈的坟填土了，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和你的孙儿还有晚辈亲友。亲友们预备了许多黄纸让我们带上为你烧掉。说是给你送钱。我的十一岁的儿子问为什么不拿上一叠十元的真钱给你烧哇，大人向他解释说真钱在地下不好用，只有把钱印砸在黄纸上才好用。我的儿子便伏在你生前住的床上，用铅笔和黄纸为你画了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录音机还有一台电话，我们家目前有的贵重东西他都画上了，只有那台钢琴没画上，他不爱学钢琴，学得太累，他不认为那是好东西。大人们为你烧纸时，他也跪在火堆旁，虔诚地将那张画纸烧给你了。盼你以后能用孙子送的录音机和电话把你和妈妈幸福生活的情况告诉我们吧。爸爸，尽管我是不主张土葬的，我还是和大家一块把你的坟填得高大庄严，上面盖满了花圈。当年妈妈的坟是孤零零的，如今已坟头一片了，但山坡上还秃秃的没有树。政府禁止土葬禁不住的同时，为什么不规定谁家土葬必须在坟边栽种几棵树呢，那样的话，这片布满坟头的山坡岂不是一片密密的树林了吗？爸爸，我会嘱咐弟弟妹妹们在你坟边种上一圈树的。我想你一定会同意在这儿栽树的。你不应该忘记了自然灾害那年挨饿，咱家在山上开了几片荒地种高粱。为了往山上送粪，往回拉粮拉柴，你自己装了一辆胶轮手推车，什么都齐了，只缺一根轴木，你想了好几天办法也没想出来，最后你无可奈何说，犯一次错误吧！你带我上山砍了一棵碗口粗的榆树。车轴是装上了，可你不安得几个夜晚睡不好觉。尽管乡亲们装手推车的轴木都是从山上偷砍的，你却感叹说自己是国家干部，人民教师怎么能偷砍国家的树哇。那是你一生惟一一次占了点国家便宜。我们做儿女的为你坟上栽些树来加倍偿还这笔债吧。
我要离开故乡返回部队了，大弟弟小森把乡亲们送的葬礼单子给我看，葬礼钱去了安葬所用的一切花费还剩两三千元，加上爸爸剩下的几百元存折，弟弟们让我做主处理完再走。我按各家情况做了处理。弟弟妹妹们非要把那几百元存折归我，一是这笔钱是在我这边储蓄所存的，二是我为爸爸操了许多心，不要不行，非要不可。那七八张存折是七八年前存的，已变了颜色。夹存折的小本子记载着他每天收支数目和怎样为攒这几百元所订的劳动计划，其中有几首他写的诗。我从来不知他还写诗：为着五百节衣食，/糠菜充腹香烟忌。/孤静勤劳真情趣，/胜似古刹一僧侣。/公元八七春风日，/病体复康归故里。/严控零嘴缩用菜，少抽烟，/穿破烂，/为儿女。
爸爸，今年正是你诗中说要归故里的日子，不想却归天了，看着你的存折和诗，我心又酸涩地激动起来，爸爸，我恨你也好，爱你也好，还在母腹中时就注定了我们的这种关系，“没有你哪有我”，我的血质，我的性格，我的事业。
爸爸，你的粗暴严厉我决不会去赞美，但我做事严肃认真的态度绝对和你的影响有关。小时候，每当你从学校回家拿起我的作业本一翻，我就紧张得不行，想自己是否有些微马虎的地方。还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次我作业写得不整洁，你看了看叫我重写，写完还是不十分整洁，你不容分说飞起一掌，啪地将我手中铅笔横着打到窗外，击中了十几米外的一根黄瓜，那根刺穿了黄瓜的铅笔一直刺激着我一生不敢马虎。
爸爸，不管怎么说你给家庭带来了不幸，可是现在每每记者们、朋友们和文学爱好者们问起我喜爱的格言时，我竟总也忘不了这一句，“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在您办的“不幸”这所大学里三十多年，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顽强，学会了坚韧不拔，学会了奋斗，学会了独立自主，尤其你用连绵不断的磨难使我养成了什么环境都能生存的能屈能伸的性格。还有不幸的学校里使我饱尝缺少爱的滋味，所以我又学会了同情人，爱人，平等待人，还懂得了“有爱才能有才华”这句格言。从打考入高中住宿读书开始，我就养成了不依赖父母的习惯，凡事自己做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目的，有了困难或犹豫不决之事找自己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徒步长征串联。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外面到处兵荒马乱，我们几个中学生要走着去长征，我跟你连招呼都没打自己就决定了，从学校出发走几十里路过咱家时你才知道。那时你还没患精神分裂症，你仅仅感到很意外竟没阻止也没批评，还亲自动手为我们长征队全体同学做了一顿饭送行。爸爸，那次我真感激你。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孩子我能在严冬里自己背着行李和炊具苦不堪言地一天又一天行走几千里，没有你的磨难培养的吃苦能力是不可能的。那次我多少对你有了点感情，长征途中还时常想到你，想到出生十八年来你跟我说过的有数几句话中我并没接受的一句。那是长征串联前不久一次回家你对我说的。你说，“眼看快填大学报考志愿了，你千万不能报文科，考理工科吧，将来当个技术员、工程师什么的最好！”你自己是教文科的，却叫我学理科，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不过我在内心已经坚决否定了你的意见，到时我一定偷偷报文科。想起来，这决心和后来的走上文学道路仍然与你有不可分割的原因。是你对家人毫无感情却每夜躺在油灯下看的一本又一本小说引诱了我。你不爱妈妈，不爱我们却半宿半宿和那厚厚的小说说话。我也偷偷看那小说，看不着你的，我就自己去借。你自己私有那些书我也都偷偷地翻过。没有你让我们读书，没有你的书里出现过萧红这个名字，我怎么会早早就知道咱家西边不远的呼兰出过一个了不起的女作家呀。青少年的心田不管怎么贫瘠都是一片土壤，播下什么种子就会长出什么秧苗。你读的小说和萧红的名字都是当时无意掉在我心田的文学种子吧。爸爸，真好，“长征”路上想着你反对我考文科的话我反而更想考文科了。当然，后来什么科的学校都不招生了，我便投笔从戎。爸爸，一说起投笔从戎我心里有点内疚，似乎对不起你。我说了，由于你，我早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天大的事我自作主张，不与你商量，因为你很少有什么事跟家人商量，更没有同家人说过心事。我自己在学校报了名，满腔热情等穿了军装去干革命，没想到晴天霹雳响，政审不合格，我这才知道你是“中右”，你有历史问题（说是你在日本投降后跑到国统区长春那一个月考入了国民党的士官学校还可能参加了三青团或国民党）。这在文化革命当中，对于我这样无知、幼稚、热心革命的中学生是无法形容的沉重打击。我在父子感情上恨你却从未想到你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以至我连参加革命队伍的资格也没有了。我简直变了一个人，觉得天地翻了个过，太阳是黑的了，天昏地暗，原来我连参军的资格都没有哇！我在学校住宿，整天躺在床上解不开你这个可怕的谜。在感情上我可以说你不好，在政治上，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你是敌人，你给我们讲共产党伟大，讲社会主义救中国，讲人民公社好，讲要一心为集体……工作埋头苦干，当过模范教师，怎么会是敌人呢？这个谜太大，我想不清楚，我又不甘心被排在革命队伍之外，我哭着找接兵部队首长，讲重在本人表现的道理。我的眼泪、我的血书打动了首长，同意接收我入伍，但明确指出得同父亲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不懂得怎样才能划清界限，我表示听党的话，我得到了入伍通知书。临出发我才回到离学校三十里路的家，说了我当兵要走的事，其中那曲折的经过我只字没提，爸爸你当然就无从知道。当时妈妈已患了精神病，对我离家当兵漠不关心，你只是肺病手术在家休息，精神还是好好的。对于我去参军，你如同我去长征一样，没有表示惊讶，没有表示责怪，也没表示赞扬，只嘱咐一句话“当兵也别忘带几本书去，抽空学习，回来也许还有机会考”。你的话是语重心长的，我知道是为我好，而且以前你从没这样有感情地对我说过话。越是如此，我心里越矛盾重重。五味翻滚，一句同你划清界限的话也说不出口。我鼓了半天勇气想跟你说句严肃的话，可出口又变得富有父子之情，我说，“爸，我不能帮家里干活了，好在少了一个吃闲饭的。我当兵一走，咱家就是军属了，你是国家干部，有什么问题千万别隐瞒。”你说你的那点问题已向党多次交待过了，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我管不了许多，耳边响着首长划清界限的话只身离家去县城集合。在全县的欢送大会上，我代表全体新兵讲话，咱们家里没一个人听得见，也没一个亲人像别家那样哭哭啼啼难舍难分去送我。汽车拉着我们上路了，欢送的人如河如海，有的哭着喊别想家，有的跑着追车扔东西，牵肠挂肚，催人下泪。相比之下我心里涌起一股浓烈的苦味。我多么盼望能看见人群里出现妈妈、或是弟弟妹妹的面影啊，即使不是面带泪水跑着追车，哪怕笑着也能安慰我的感情平衡些。我努力高兴些使劲朝同学和老师们摇手，使劲摇，谁知道我是想通过用力摇手把浓重的酸苦甩掉哇。汽车缓缓驶出古老的城门了，城楼飞檐上风铃轻轻抛下一串低回留恋的道别声，送行的人们被城墙划开了界限。这时城门外路边忽然有人喊我的小名，我一看是你，爸爸，你独自一人站在城门外的雪地里，随着喊声你向我挥动胳膊，一团东西朝我飞来，“拿——着——！”东西落到别人手里，传给我看清是一双毛袜子一双毛手套还裹着十元钱时，我再回头向风雪弥漫的城门看你时，眼中薄薄的泪水和风雪已使我看不清了，我忽然站起来哽咽着嗓子朝城门喊了一声爸——爸——我就这样告别了你。到部队一直没给你写信，信都是写给妈妈弟弟妹妹们的。我不是因为你从没给我写过信。而是我记着首长“要划清界限”的话。一年后家里来信说你疯了，我也没能回去看您。爸爸，那几年人们真是统统疯了，人人都在狂热地干着疯事傻事。为了忘掉家中的事，我拼命工作，训练、劳动之余读书、写稿，搞各种活动常常深夜不睡，累得连梦都没精力做，有天你忽然来部队看我。弟弟妹妹们都小，是我二表哥陪你去的。远在他乡见到亲人应该是怎样的欢喜呀，可我不知该怎样对待你。指导员和蔼的话至今让我感动得不能忘掉。“划清界限是指政治思想上，你父亲有病，老远来看你，你陪他玩两天吧！”指导员的话暖得我眼湿了，我陪你在营房周围的山上转了不到一天就让你走。没什么可玩的不说，首长的话在耳边响着，陪你玩长了怎么能算划清界限呢。爸爸，让你走的话我说不出口，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正常人，一旦受了刺激发作起来怎么办。我说我要外出执行任务，并让班长配合我去说。你信了，答应当天晚上走。我又假装在你走之前离开连队，我背着挎包走出营房，茫无目的往前走，只是骗你相信我是外出走了。你又扔给我二十元钱，叫我买东西吃，还一直站在营房外边的山脚下看我沿着稻田埂小路往西走。夕阳血红血红正要落下去，我脚下的田埂路是那么难走。我不时掉进水里。水里有二寸长的鱼儿游来游去，我也不敢细看那鱼儿。稻田里的鱼游得多不自由。夕阳已有半边落下地平线，我想爸爸该回营房了，因为你要乘晚饭后的火车走。我把脸从夕阳那边扭过来一看，爸爸你咋还站在那儿不走哇，双手抄在一起，一动不动仿佛一尊紫红的望儿石立在营房门口，二表哥也还在你身旁站着。我的心像突然被刺破了，泪囊也像突然被刺破，泪水奔涌而出。我喊了一声爸爸，可嗓子胀疼得只传出一点点声音，爸爸你不可能听见。一股不可扼制的冲动激使我想奔向你，我要把你送上车。刚跑一步便滑倒在稻田里，鱼儿在我身边乱蹦，我几乎全身湿透，脸上也是泥水，等我从泥水里爬出来，一阵阵冷颤把我刚才还不可扼制的冲动抖掉了。我冷静下来。把爸爸刺激犯病怎么办？爸爸不走怎么办？我又慢慢转回身，沿着窄窄的稻田埂一步一步朝落尽了的夕阳走，身上的泥水嘀嘀哒哒和我的眼泪一块儿掉……
爸爸，你只来部队看过我一次，那一次便成了我们父子关系的里程碑立在分水岭上的里程碑。那以前我恨你，似乎同你毫无感情。我长大了，成了公民，当了军人，你对我有感情。我们却又开始划清界限，那时我真盼望你能像从前那样无情，我能像从前那样恨你，那我们的划清界限也就不会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矛盾和痛苦了。
以后我们的感情真就沿着这个趋势急速向前发展，爸爸，因为家里没人理解你也就没人照料得了你，你的病频繁发作，屡屡入疯人院，一次比一次重的药物摧残，你神志每况愈下不可挽救，家里谁也管不了你，谁都怕你，镇上的人都怕你。从那以后最使我心惊肉跳的事就是怕接家里来信或电报。你病一发作得谁也管不了啦，就拍电报叫我回去送你入疯人院。每送一次所消耗的精力怕是比三年的工作量还大。我第一次回去送你住院是十五年前，还没进家门就在小镇的街上遇见你。你一手提把斧子一手提只绿铁皮信箱往家走。信箱上留着斧头砸砍的伤痕，显然你是在邮局门口用武力摘取的。不知这信箱怎么惹着了你。你看我瞧你手中的信箱，愤怒的眼里闪出酒精灯似的蓝火苗警惕着问我：“你回来干啥？谁让你回来的？”我说：“爸，我休探亲假，回来看你！”“放屁！看你妈了个三角裤衩吧。搞阴谋诡计骗我，我是火眼金睛孙悟空他祖宗，你那两根黑肠子爬着几根蛔虫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说，你眼睛瞅着我说，你把我给至高无上英明无比光芒万丈的党中央的信送哪儿去了？你敢放半个谎屁不是你爹的生殖器甩出来的，杂种！”你眼里的凶光和手中的斧子逼着我，稍有不慎，怕你真会朝我抡起斧子的。我心里响起一声悲叹，爸爸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就地放下提包，掏出军人通行证来对付疯子的话跟你说：“爸，这上边不是写着探亲嘛，你看这军印！”你接过通行证左看右看，忽然又问：“探亲为啥带枪，带子弹？你个杂种，快给我交出来！”你指着通行证上“携带手枪/支，子弹/发”中的两条一似的斜线。我解释你指的那两个一字是代表“无”的两条斜线，若是“一”应该大写成“壹”。你又搜了我的衣兜，确信没有枪才说：“走吧，家去吧，帮我查查派性分子怎么断绝我和光芒万丈的伟大太阳毛泽东主席同志的联系！”我莫名其妙和你回到家，进门你就撬开信箱一封封查信。我悄悄脱身问弟弟才知道，这个犯病总骂派性分子搞阴谋，一封接一封给毛主席写信上告，邮局知是疯人的信便退给家里，你不知道，日夜盼着毛主席回信，接不着回信，你认为是邮票贴得少，第二次就贴两张，第三次贴三张，等到第三十封信时，三十张邮票把信封贴得无处再贴了，你才怀疑可能是邮局的问题。你想大概这邮箱是废了不开的，也许三十封信还都在邮箱里没动，你便搞来邮箱。查看过后又勃然大怒，骂我：“你要不是杂种痛快给我去查办邮电局去，他个派性分子阴谋小爪牙如不从实招来，老子亲自去取他的首级，然后无线电报告党中央，光芒万丈的伟大太阳毛泽东同志曾授予我对派性阴谋分子先斩后奏的权利，老子有上方宝剑在手！”他晃起手中柴斧：“你是不是杂种？快说，是不是！”听我说了不是，你不容再分说命令我一分钟内出发，否则斩首。我不敢跟你儿戏，提了你砸坏的邮箱往邮局走。路上我焦灼地想着怎样才能把你骗去住院的计策，急得像家里有大火在烧房子。一进邮局的门忽然一个灵感闯入我的脑子，我找到邮局领导，详细说了你的情况和我的想法。邮局谁都了解你，他们积极配合了我。我找了一张白纸，又找了一个大点的牛皮纸信封。用毛笔摹仿毛主席的字体以毛主席的名义给你写了一封回信：“×××（父亲名）同志：因外出私访月余，回京方见你三十余信，甚为感动，迟复为歉。你信所言的情况至关重要，务请从速来京面谈。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 ×月×日”那几年毛主席笔体极为流行，我成天没事就摹仿毛主席的草书。关键的字，尤其“毛泽东”三字仿得像极了，封好后又在前后各打一个邮戳，该是北京邮局那个戳弄模糊了。我拿了伪造信，心怀野鹿样往家走真怕一见你那冒蓝火苗似的毒眼睛识破我的阴谋。快进家门时我跑将起来佯装气喘吁吁一脸惊喜之色，见面不容你分说我便慌忙报喜：“爸爸，党中央给你来信了，快看是不是毛主席的！”爸爸日夜想着毛主席的回信鬼迷心窍了，见状毫没怀疑便信以为真。拆信前朝着北京方向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口中又念念有词一番：“至高无上的绝对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公民×××（你自己名字）先生向贵中央致以崇高敬礼，礼毕，隆重接旨开始！”又在脸盆中洗了手方用剪刀裁开信封小心翼翼抖开信纸。爸爸，我真难以形容你看见信的表情，既像古时赶考中了状元的读书人接到喜报、又像梦中做了皇上的阿Q，还有点像装疯卖傻的小丑。你面对屋里的毛主席像敬了三个举手礼，鞠了三次躬又磕了三回头，跪在地上捧信一字一顿诵读一遍。然后，你起身把信让我看了一遍，要回装进贴胸衣兜，直呼我的全名吩咐道：“你是军人，不用我多吩咐，该懂得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的道理，随我星夜出发。”这是我没料到的突然情况。入院手续，钱粮衣物和看送人等都没找好，真要连夜出发一切全措手不及。我便进一步哄骗你说：“今天已经没有车了，无法出发。就是进京去见毛主席，你衣衫褴褛是对毛主席的不敬。该理理头发，洗洗澡、换上干净衣服，还需起些粮票带上等等！”你认为我的话极有道理，便一件件认真办起来。一办这些具体小事，你又像平时没犯病的你了，小心谨慎，扎扎实实，钱粮该带多少算得精精细细。自己刮的胡子，让我给你理的发，换上我以前邮给弟弟的军装。这样一打扮，爸爸你那一身苍老和疯人气没了，年轻得侧面看去像我们连的二排长，既高兴又严肃，跟常人一样。跟我说话从来没有那样和蔼过，所有的警戒全放弃了，说大政方针定了一切由我具体安排。爸爸，你对我的欺骗给以那种真诚的信任实在让我心里难过，我真不理解骗子们骗了可怜的好人时怎么会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不得不赎罪似的把探家带回的水果一个劲给你吃，好像你吃一个水果就是吃去我的一分不安。你只吃了两个，其余全分给弟弟妹妹们，妈妈也分到了，这在你的犯病史上是没有的。一纸假信竟胜似所有灵丹妙药。爸爸，我计算好了车次，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咱俩先乘汽车出发，弟弟和你学校的陪送老师乘后边的汽车，这你全然不知道。我们在火车站等车时你忽然发现他们，他们像捉迷藏样想躲，我看要露马脚，忙上前和他们打招呼，演戏一样说着骗你的谎话：“你们去哪儿，咋没跟我们同车走哇？”弟弟随机应变答得也一样成功：“我们单位忽然接到沈阳长途电话，同齿轮厂的订货出来了，厂长派我去发货！”我又问爸爸学校的老师，他说到沈阳一所有名的中学学习教育革命经验。爸爸一点儿没怀疑，还给他们烟抽，很高兴说：“正好咱们是个伴儿，凑手打扑克吧！”你掏钱在火车站售货亭买了盒扑克，在车站就要打。我穿军装在车站不好玩扑克，你不答应，我怕坏了大事只好同你玩。我不时出错牌，因为我在琢磨买车票和买完车票以后的谎话怎么说，主要是怎样才能使你同意在我的部队驻地沈阳下车而不是去北京。沈阳的精神病院我有办法联系住上，其他的实在难。精神病人竟多得提前几个月预约而住不上院，各地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那几年中国怕是精神病人最多的国家了，听弟弟说以前爸爸住过的一所精神病院，旁边一个粮库失火，全体精神病人奋不顾身争先恐后没用消防队来人就把大火扑灭了，不少病人烧伤了，若论表现起码有几个该记二等功的，可他们是疯子，没有正常理智没有被记功的资格，他们的事迹只是被当为笑谈传传了事。精神病人们啊。我忽然想出了计策，假托上厕所时溜进售票室，同售票员讲明情况请她配合。爸爸，买票时我故意让你听见要买的是北京票。售票员也故意让你听见大声说：“进北京要省以上机关介绍信！”我装模作样拿出通行证，售票员看后扔出来说：“上面只写沈阳就只能买到沈阳！”你都听见了，因此我跟你说必须先到沈阳下车换了通行证才能进京时你欣然同意了，并且补充理由说：“那可不，北京当然不是什么人都随便进的！”所以一路顺利，在火车上谁也没看出你是精神病人。我产生了幻想，觉得精神病没什么可怕的，一切不是都很顺利吗？下了火车，是你主动打招呼让弟弟和你单位的老师到我家去一块吃饭的，这就更顺利了。你安安稳稳过了一夜，夜里我就要好了车，第二天顺顺当当吃了早饭我又骗你说通行证已经换好，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去。我又说叫弟弟他们一块到车站送送，你非常高兴，以为晚上就可以到北京了。可是车却朝精神病院开去。你轻轻松松愉愉快快我们却紧张得心要跳出来了，我们早就分好了工，一旦你发现车开进疯人院突然大怒要逃跑时我们便一齐扑上去，我抓你的胳膊，弟弟抱你的腿，老师按你的头，那时不管你怎样挣扎也无济于事了。车开到精神病院门口时你眼里忽然蓝光一闪时我们仁突然将你抓住，你脸像绷紧的鼓皮，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绝望地鄙视地哀哀地叨叨几声：“哎呀！哎呀！哎呀！真卑鄙！真卑鄙！真卑鄙！你们难道还懂得世界上有羞耻二字吗？欺骗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同志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你用全身力气骂了十几声罪该万死，肺肯定气炸了，车窗的塑料玻璃被震得嗡嗡直动，你气得吓人的眼珠几乎要飞离眼窝了，瞪着我说：“你倒吱声啊，你是你爹揍的吗？你还有什么脸吱声，算了吧，丑死了……”我不看你，也不跟你吱声。我心如烧热的铁石，滚烫而坚硬。我不害怕也不发愁，因为在精神病院就如监狱一样，你是犯人，你的一切叫骂和疯狂在那里都习以为常。我从容地为你办理着入院手续，一切都停当了，最后检查有无传染病时透视出你正患肺结核。传染病患者精神病院是不能收的，医院非叫把结核病治疗到无传染的程度再来住院。这至少要在我的家里闹半个月。这真如晴天又一声霹雳。我跟医院好说歹说，千求万拜，总算答应至少要注射一星期青链霉素后再送去。
我们把你绑架着拉回家中，从此我说什么话也无法取得你的信任。你狂暴地发泄、肆虐的怒骂，窗玻璃也砸了，灯泡也打碎了，我的话你一句也不再听。为了给你用药，我费尽了心机。我第一次还比较顺利，我把安眠药片放进饭里，因为放得少，你吃得又狼吞虎咽，没有发现。可是少量的安眠药无法使你入睡，你整夜都不合眼，不住地骂卑鄙卑鄙丑死了丑死了，骂得四邻不安。早饭我便多加了几片安眠药，这次被你发现了，你把吞进嘴里的苦药吐出来，一碗饭全扬在我脸上。从此你不吃家里做的饭，总到街里买点心吃。吃前一定要反复查看十几遍，看是否放了药。不给你吃药你就无法安静，不安静也就无法给你注射青链霉素，不注射七天青链霉素你就无法入院，你不入院我就没法生活。真愁死我了，几夜工夫便生出许多白发。我便求助我的妻子你的儿媳妇，她是惟一没参与对你行骗的一个，她的话你还能将信将疑。我让她把药包进饺子里。她端给你一碗饺子。包了药那个放在碗尖上，如果按顺序吃，第一个准是包了药那个。她说她过生日没工夫做别的只包了几个饺子请你尝尝。你很感谢她，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你伸手拿碗中的饺子吃，却偏不拿最尖端上那一个。我急得心尖儿突突的抖，盼上帝能暗中将你的手移向包药那个饺子，然而你只吃了那一个便再不吃了。妻子花言巧语好容易说动你又拿起一个饺子，正好是包了药那个。我惊喜得几乎要停止呼吸了，可饺子送到嘴边你忽然又被一句多余的话惹恼，饺子嗖地飞到南墙上又碎落在地。我的心机又枉费了，颓然躺到隔壁听你语无伦次地乱骂。骂声时起时伏，时断时续，忽而自言自语，忽而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像用一片锋利的玻璃刮割着我的神经。绝望中你胡言乱语说到“毛主席说以预防为主，预防为主，预防预防防御防御防御一切坏蛋！”我忽然得到启示，又跑到机关门诊部，请我认识的一个医生帮忙。我到街里买了几支氟奋氖近癸酸酯注射液交给他，让他戴上红十字袖标，装扮成流行病防疫人员到我家去打预防针。按约定好的时间医生到了家，我正若无其事在看书，他一进屋我佯装不认识问他干什么，他遵照我的嘱咐并有所发挥说：“最近发现流行性霍乱，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指示人人都要注射预防疫苗一周，每天二次！”爸爸，你问医生：“毛主席有没有指示？”“毛主席批示‘同意’！”你又上当了，爸爸，你说你是外地来的问用不用交钱，医生说免费，你连连谢着医生撸起衣袖。当医生取出药刚要注射时，你发现药名是治精神病的氟奋氖近癸酸酯注射液。你用过这种药，你知道被这种药摧残后的难受滋味，你立即勃然大怒，一掌将药瓶打碎在地，用最仇恨的语言骂着医生。无辜替我挨了骂的医生真令我感动，他竟能陪着笑脸向你道歉说拿错了药（他是想先给你注射氟奋氖近，待你精神恢复正常后再打青链霉素）连忙拿出青链霉素来。你看后仍骂着不肯打：“你是哪国人日的医生，青链霉素治什么病你不知道吗？我一刀宰了你个兔崽子医生！”医生仍陪着笑哄骗说：“大叔，这是国务院卫生部新推广的，经过实验证明青链霉素兼有预防霍乱的效能。”“那你们先打，你们不打就是阴谋陷害！”本来我和医生已事先商量好，为让爸爸信以为真，先给我打维生素B2之类的营养药然后再给你打的，你的眼睛扫瞄激光一样盯着医生的手和针，我只好亲手拿过青链霉素药瓶让医生先给我注射，这真是一种残酷而艰难的欺骗，欺骗的代价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双倍折磨。好好的身体每天陪着注射三次青链霉素，我能支持得了吗？当时顾不得考虑这些，忍痛挨了针，你才愤愤地跟着把药打了。消炎药只能消炎啊，于精神分裂毫无补益，我就时刻琢磨着阴谋和各种小诡计哄骗着你，盼着快点过完七天。每天费尽了心机。我还有我的工作、事业和将来，我不能任意糟害我的身体。我便和医生一起将青链霉素和蒸馏水瓶上的字弄掉，注射时我用蒸馏水，你用药液。如果氟奋氖近不是黄色的油脂而是无色的水质就好了，就可以骗过你注射了而达到镇静。可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药，我只有用我的心灵和肉体的双倍折磨作代价度日如年地煎熬。当然你更在煎熬，你几乎是在用刀子在切削着生命。你日夜不合眼地咒骂，精力耗损得太大，眼窝深陷如井，里面放射着恶毒的蓝光。冷丁见到我的人也都吃惊是否得了癌症面无人色瘦形可怕。第五天我就熬不住了，因为你日夜捶胸顿足声嘶力竭地骂，不但面对我，而且专门在深夜人静时推开窗子点着我的名向外广播着骂。不知详情的人以为咱家里儿子虐待老人，告到街道公安派出所。民警找上门来教训我，我又从民警身上得到启示。我请求他们协助我，装成查户口的，说没有户口的一律拘留审查，尤其扰乱社会治安者。我替你“讲情”说你是临时来部队探亲并替你保证不再吵骂了，民警得了你的保证才离去。你果真不吵骂了，那一夜只是吃烟一样连连吸烟，在屋子里打转。我以为你是真被吓住才不吵闹了，我便实在无法支持地睡去。第二天早晨我还在死一般的睡中，弟弟将我摇了又摇才摇醒过来，说爸爸不知哪儿去了。从几天几夜未睡而睡的酣睡中强醒过来那不好受的滋味是难以言传的，我和弟弟四处去找你，爸爸。先是厕所，后是饭店，再是副食品店，都说没见你去过。我们又跑到火车站，也没找见你的踪影，查遍列车时刻表，这段时间既没有发往家乡的列车也没有去往北京的。我们又找了一家公用电话，往全市所有派出所都问过了，是所有，嗓子都说哑了，没有你，我们又尽全力寻找了附近容易出危险的地方，直找到万家灯火齐明家家都在灯前愉快地用晚餐了。在两个角落里我们无意看见两对恋人在拥抱，人家认为我们在寻无聊，被小声骂了两回缺德后只好返回家。爸爸，你哪儿去啦？我心急如煎，七八天来精心编造的谎言和希望犹如气泡噗地破灭，心机统统枉费了。火烤一样的焦虑中我分析了一下情况，你一是回家了，二是去北京了。去北京你没钱买车票，即使去了，北京治安严密你会被遣送回来。所以我叫弟弟和老师赶回家乡去，如果见到你再给我拍电报我再回去。暂时我还得上班工作。弟弟和老师一走，我已无法上班了，一气睡了两天一夜，接着便病倒在床。高烧、胡话、有气无力，噩梦连绵不断，一会梦见你被汽车撞死，一会梦见你从火车上跳河身亡。还梦见你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亲自送你住进医院，精神分裂和肺结核全治好了。可那都是黄粱一梦。弟弟一封长信述说了你徒步跑回家乡的经过。你没钱买车票，即使有钱你也怕被人截住而不能买票乘火车。你仓皇跑到郊区，沿着铁路线往家走，渴了吃把雪或吞块冰，饿了嚼两块饼干。日夜走，不知你困了在哪睡过觉没有，还是你像红军长征似的边走边睡了。鞋磨破了，掉底儿了，冰雪中不能光脚走，你脱掉背心撕成布条缠在两脚上，两脚都打了紫黑紫黑的血泡。不知你是躺在哪儿还是风雪中脱下贴身背心的，反正你走了一千好几百里，到哈尔滨时饿极了，把全身总共五块钱拿出来到饭店买了一盘饺子，找你的钱也顾不得要，端了饺子到墙角狼吞虎咽活像一个逃犯，饭店的人真以为你是逃犯报告给城市民兵。民兵们不容分说把你抓到指挥部，你骂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结果遭好长时间一阵毒打，又从你身上搜出我伪造的那封毛主席来信，当即把你当现行反革命关押起来，给咱们镇革委会打长途电话后才知道你是疯子，最后由镇革委会派人到哈尔滨将你送入当地精神病院。一场灾难暂时过去了，可我好像跨越了十年，头发纷纷白了，以后你每犯病一次我和弟弟们就要遭一次这样的罪，而你三五个月准犯一次的，顶多也挺不过半年。这些年来你一共犯了多少次啊，我三十多岁的满头白发就是说明。后来经不起你这样一次次的折腾，就把你接到我部队的家里，一住就是六七年。六七年啊，中间多少离奇曲折难以让人相信的悲惨故事，写两本《天方夜谭》也写不完的。八二年你又犯病闹得邻居忍无可忍告到派出所、告到我们部队，我才不得不把你送回老家。你和我同住这段生活我曾写过一篇小说《爸爸啊爸爸》，读者纷纷写信说写的真实感人，还得了当年的优秀文学作品奖，我却只字没敢向你提过我写了你，我深知你一旦看了肯定又要重重地犯一次病的。你至今都不会知道你年轻却白发苍苍的儿子独自滴落着泪水面对稿纸无可奈何地默默呼喊着爸爸啊爸爸。那篇《爸爸啊爸爸》也算这篇祭文的一部分吧。
爸爸啊爸爸，我不知道你的生日是哪天，你也没举行过生日酒宴让我们给你拜过寿，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的生日，反正我的记忆里没有点蜡吃蛋糕等过生日的印象的。也许你我一生都太不幸都不值得过什么生日吧，今天在我为你书写这篇为了忘却的祭文时又迎来了我第三十八个生日，生日这天我不敢也不能有欢乐，我坐在家里整整一天续写了这篇祭文的三四千字。爸爸，我恨你，但我的生日毕竟是你给的，生日这天，我还是想起了你的几件好事。小时候也记不清是几岁了，有一回我病了，什么病也记不清了，好像是腿上长了个大疖子。不能走路，炎症引起发烧，好像是春天田野里的雪半化没化的时候，我嘴唇烧裂出一道道口子，口渴就想吃什么清凉而且甜的东西，说真的，那时我还想不到橘子苹果之类的水果，所谓清凉而且甜的东西无非是胡萝卜、西瓜、甜秆儿，顶多也就是梨了。春天窖里的胡萝卜已经吃完，西瓜是不可能有的，梨一是得花钱买二是小镇的副食品商店当时也没有了。或许秋天晚熟的苞米秆儿刚割倒就冻了那种“甜秆儿”还能找到，但也不会有多少水分了。妈妈跟你说了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叫你到少陵山角下水库边的洼玉米地去找找看。爸爸，你看看我，还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有点烫手便出去了。我知道要在平时你是不会走的。你在水库边的洼地里转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根冻在冰里很细的甜秆儿。你用镰刀一点儿一点儿将冰残破，取出那根还显着绿色的玉米秆儿，一尝，清凉倒是很清凉但是不甜。你带着它，又到另一片黄豆地里，用手一颗一颗拨拉着残雪下面的黄豆。黄豆已被黑黑的湿土泡涨了，你拣了满满一衣兜鼓胀的黄豆粒带回家中。那正是闹自然灾害第二年的春天，家家都挨饿，见到一兜儿黄豆简直就像什么高级点心了。你把黄豆和玉米秆儿拿回家时天已黑了，你让妈妈把黄豆一颗颗洗净，然后亲自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麻子油为我炸酥豆儿吃。那时咱们镇还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你左手擎着一盏煤油灯，右手攥一柄小铁铲不住掀着锅里的豆儿。我躺在炕上听你手中的铲儿嚓嚓啦啦好听地响着，不时还嘣地爆出一声豆儿熟了的脆响。你让妈妈把不甜的甜秆儿一节一节砍好，剥了皮儿，放在盘里，说等一会儿就着甜豆儿一块吃。豆子哔哔啪啪地挨个响了一遍之后熟了，放了点白糖你又一铲一铲儿盛到簸箕里。你说豆子是甜的，玉米秆儿是凉的，一块儿吃下去就是清凉的甜东西了。你正兴冲冲往我面前端时，脚下一个东西把你绊个趔趄，左手的灯一下掉在簸箕里，一灯煤油全洒在黄豆上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急着要甜豆儿吃，这可真扫了你的兴，妈妈气得直说你没用、废物。要在平时你准会和妈妈发火的，那次你却没发。你翻出一条干净毛巾把豆子几乎是挨个细擦了一遍，一尝煤油味儿还难以下咽，你用热水洗了好几遍，又重新放进锅里炒。你手中的铲子在灯影下嚓嚓啦啦又响了好久，直到洗湿的豆子又重新哔啪地响干了，爸爸你一定累坏了。你尝了尝说煤油味儿是没多少了，可甜味也一点没了，就那点儿白糖已都用上了，你向我道歉说：“没糖了，就这么吃吧，也挺香的。”我真感激你，爸爸，我吃几颗豆子就嚼几口冰凉的玉米秆儿，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是最甜最美的一次吃食了，因为那是你摸过我的额头后亲自到老远的地方拣来又亲手为我弄好送到嘴里的啊。还有一次，是你患精神病后到部队和我一起住的时候。你刚从病院出来，精神正常着，每天除了做我们俩个人的饭无事可做，不像在老家可以做许多活儿。你是读书人，有事没事儿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听广播新闻、看报纸。我就怕你关心国家大事，那几年国家大事瞬息万变、变一次你就想不通一次，想不通你还硬想，想想就犯了病。你好多次犯病都是这样的。为了让你有事干而不去关心国家大事，我就每天让你帮我抄写稿子，为了让你抄得慢些，不至抄完了又没事干，我就要求你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你抄得那样精心，每一笔下去嘴角和眉梢都要随之认真地一动，身子也微微地摆，你是像在老家每逢春节用毛笔写对联时那样用心用力写的，钢笔字每格一个，笔笔按书法要求，尽管是用钢笔，经过严格基本功训练的柳公权体还是丰满有力地显出风骨。五百字一页的稿纸每天只抄两页。看着你抄得字帖一样的稿纸我心里十分不安，不值得这样费神去抄啊，寄到编辑部不知是否能用，即使用了七砍八砍排完铅字也就一扔了事。没办法，我权当给你治精神病的一种疗法了。尽管你抄得极慢，但经不住天长日久，加上你又以为我急用便总是长夜灯下奋笔，不久便没什么可供你抄的了。我就想法搜罗以前的废稿或是机关经我手写的一些过时公文材料让你抄。你就像有了意义重大的工作一样天天忘我地从事着你的抄写事业。我省心多了，只需找些可抄的废料就行，实在找不到时我就找本杂志来，指定某篇文章说需要抄，你便埋头抄。我以为你这样埋头抄下去便可以疗好精神分裂症。不想有天中午回去见你只抄了几个字，饭也没做，眼直瞪着废稿上的标题喘粗气。我问你怎么了，你眼里又冒出蓝火愤怒地质问我：“你身为国家干部，为什么现在还坚持派性观点？你党性哪里去啦？你们还想搞分裂不成？”我一看那份材料傻眼了，原来那是一份“四人帮”当政时搞的材料，我上班时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翻看一眼就扔给你了，你大概猜疑气愤了整整一个上午吧。我连忙解释说拿错了材料，可是已经晚了，你的精神分裂症又发作了……
爸爸，我没有勇气再继续往下写你的祭文了，要想写尽你苦辣酸甜，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生，没有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完不成的。目前我的时间我的精力都不允许我再写下去。
爸爸，写了洋洋上万言我还是没法给你下个结论。那就不要什么结论吧，岁月会洗去一切幸与不幸的。只是我要最后问你几句话，爸爸，你的葬礼是太隆重了，你配享受这样隆重的礼遇吗？作为家长，你没创造过一个幸福哪怕只是平安的家庭呢，我认为你是不配享受这等葬礼的。不错，你生了一个咱们县志记有一笔的“名人”，可是仅仅生个可怜的名人这点功德就能对得起你的家庭吗？爸爸！
不过，还是愿你安息吧。在我临离开家乡的告别聚餐会上，我的四十多位同学你的四十多位学生已把四十多杯美酒洒在地上祝你灵魂安息啦。
安息吧，我的可怜的灵魂被撕扯了五十九年已经分裂为分子分裂为原子分裂为中子分裂为质子分裂为核子了的爸爸啊……
1987年5月于丹东五龙背
（原载《东北作家》1988年第3期）
感谢跳舞
先离题说几句废话。我想，傲岸地站于高山或天上渺视他人的文字固然易像大手笔，但勇于剖析自身的卑微，以求改进和焕发的文字未必就是小手笔。我还想，种土豆和拣土豆，两者的功绩是不一样的。我的跳舞属于拣土豆之类，虽也有收获，但于种土豆类的跳舞远逊一筹。废话少说，言归正传。
我曾好长一段时间蔑视过跳舞。我妻子比我更长久地鄙视过这一行为（她是鄙视，比蔑视还要甚之）。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十多年后（多么可怕的漫长），蔑视和鄙视跳舞的人却先后成了热情的舞者。这里无须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和妻子都成不了舞迷，因为这既需天赋又要精力，我们都不具备。我只是想由衷地感谢，跳舞为我的生命增添了活力，并且改善了夫妻关系。这感谢之情是在犹犹豫豫矛矛盾盾战战兢兢的漫长实践中深重地发自内心的，就像海洋里山一般的大涌是深深厚厚的水体逐渐酝积所成，而不似水皮上轻薄的浪花随意而生转瞬即逝的。这里还得说句废话，我只是想感谢感谢跳舞，并没歌颂说每个跳舞者都多么多么光荣甚或伟大，也不是针对部队不许军人跳舞的规定而言。说来话长。
1979年末的我国，舞事正如太阳初升前的晨星般寥落呢，我有幸参加了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盛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文艺观念方面的更新之见连篇累牍，令我开心得忽如自己驾了国产的解放牌汽车在中国大地上奔驰起来。可是却还没见过跳舞（指交谊娱乐性的舞，别种艺术性演出的舞如芭蕾舞、自由舞等是见过的）为何物。会间，好像是团中央（记不准了）在国际俱乐部举办一次大型舞会。文代会只三十岁以下代表发了舞票，而我是解放军代表团里两名得票者之一，另一个我又不认得。当时拿着舞票真不亚于得了一张出访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知书样忐忑不安。以前在各种批判会上听说跳舞是诸种不健康生活方式之一，现在我却被邀请了。去还是不去？独自去参加名声不好的活动，领导和其他同志会对我有看法的，不去呢，票又是大会办公室发的，扔了而跟大伙去看那些平时也很容易看到的电影或京剧什么的，不就失了一次开眼界的机会吗？犹豫再三我还是拿了票去请示领导。经历过坎坷的领导看看票和请柬说：“禁了多年的东西又出来了。不过你可以去看看，正好有客人想要今晚的戏票还没着落。”
我就带着审视不规行为的眼光惶惑着极不自然地走进舞厅。如果从发自内心的审美感觉说，无论舞厅的建筑风格和舞者们的衣着姿容都是美的。但我总以为这外表美里隐有不洁动机。周长百多米一圈座席上只我一人满眼问号在东张西望。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女的有丈夫吗？男的有妻子吗？没有妻子或丈夫的有称为对象那种朋友吗？他们是在和自己妻子、丈夫或朋友跳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呢？忽然发现一对年轻女子同跳。全场只这一对同性相舞者，我当即盯住她俩并与那些异性相舞者比着加以研究，同时掏出小本子记录印象。不想舞曲停时她俩一左一右坐我身边了，还同我搭了句话：“你是记者执行任务啊？”我说记着玩的，便乘机想探问她们工作单位、职务、是否党团员。她们马上反问我：“不是记者查什么户口？请我们跳舞吧！”我忽然紧张起来，连说不会。因为跟我说话，她们耽误了一支曲子。再奏一曲时有位起码五十岁的秃顶胖男人将她俩中更漂亮的一位请去跳华尔兹了。他们的舞步快速而优美，神情极轻松愉悦，丝毫看不出别的什么来。但我还是疑心，要不怎么专请年轻漂亮的？剩我身边这个也很端庄，只是与被秃顶请走那个比稍逊一点。这反而使我有点好感和安全感，敢于壮胆坐那里向她讨问关于跳舞的事了，也许因为没了伴，有人说说话也比独自坐着好些，她竟挺愿意跟我聊的。这样别人以为我俩是同伴，就没人再来请她。中间她和她的同伴曾非常热情友好地硬把我拉下舞池，一人带我走了几步。和年轻漂亮女子面对面搭腰握手，窘得我脸红口讷手脚无措，身子也抖。她们直笑我说解放军跳个舞就吓这样，上了战场还不得叫敌人吓趴了哇。见我不堪救药只好招呼组织舞会的几个男同志来带我。男同志也极热心，仿佛跳舞是项伟大的事业，他们在为事业而宣传群众培养骨干发展队伍似的。我虽仍不理解跳舞究竟是为什么，但此情此景忽觉不会跳舞给军人丢了面子。舞会就在我这念头诞生之时结束了。那两位女伴同我握手道着再见，有个还给我留了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回到会议住地同志们都猜说我有了什么喜事，要不咋会满面春风。我才发觉心情确实少有的好，以致夜里长久不能入眠，直到梦中还与那留了电话号码的漂亮女子握手搭腰学舞。醒来又不时将梦中情景加以回味，那留下的电话号码时时带着铃响和她的音容纵恿我坐到电话机旁。房间里就有电话，但我总觉得电话号码与梦境一样都是假的，不然她为什么给我留电话呢。我又不会跳舞。挨到会议临近尾声，我终于鼓足勇气将那号码拨了，正是她接电话，而且离我很近。她十分高兴，约我到她家去玩。那一刻被她坦诚的笑声感染，我竟答应马上去。可走到她家门口又犹豫了。她是好人吗？她说去玩是指学舞还是别的什么？一想梦中学舞情景我又退缩了，转身想走时她已开了门来迎我。我便叮咛自己，一旦发现不良苗头一定当机立断毅然离去。她把我领进一道朱红大门，又进一道朱红中门，第三道朱红小门才是她家的独栋楼门。举行三四十人舞会不成问题的大厅里，她的公公婆婆在会客。我才大吃一惊，她公公是中央某重要部门有名的大首长，会的客是某省要员。她把我向她公公婆婆作了介绍后领到楼上她的住室。她丈夫正教儿子写字。原来她已是两岁孩子的母亲，丈夫是比我英俊许多，工作岗位比我重要许多，各方面都不逊于我的好男人，而且夫妇俩都是中央机关的共产党员。她丈夫十分热情，好像来了自己的朋友一样，亲手削了苹果，冲了咖啡，陪坐一会儿后说孩子闹人，便抱了到别屋去，让我们好好聊。我的那层封闭他人保护自己的小家子气硬壳，忽然在宽松大度的气氛中被自身内在的压力涨裂，心灵深处卑微的小人之念随着一阵热烘烘的脸红偷偷溜掉，整个身心浴着纯洁气息，心被净化了。我们聊到了各自的经历，聊到了事业和业余爱好，当聊到家庭生活时，她说她丈夫原来跳舞比我还笨，是她请那位女伴硬把他教会的。她那位女同伴就是她丈夫的舞伴。那晚因轮到丈夫家庭值日带孩子，才她俩去的。她说她丈夫三十来岁就发胖了，睡眠也不好，不跳舞哪行。她丈夫哄好了孩子又过来和我们一块聊。那天聊得非常愉快，我要走时她丈夫非要留吃饭，可是孩子又闹。两人商量后，决定由妻子陪我上街吃去（那天又该丈夫家庭值日，他说定好的制度不能轻易破坏）。送我和他妻子出门时他说：“朋友了，初次来家还能不吃顿饭！”
不消说，那顿饭后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憧憬，我羡慕她的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尤其赞叹她们别具一格的家庭生活制度。封闭或开放自己，得失多么不同。如果我死死封闭自己，再过十年也不会有这些新鲜感觉。可一离开首都回家气氛不一样了，我不敢把这样一个朋友跟妻子说，只试探着先讲了跳舞的事。果然妻子正告我：“出息了，敢上舞场了，不定哪天还敢交女朋友呢。以后少出去参加乱七八糟的会！”当时我真庆幸没说出请吃饭的事，不然非吵一架不可。
不管怎么说，从此我不认为跳舞的没好东西了（当然跳舞的里头出了坏东西我也不负责。什么好事里不可能出几个坏人呢？）。跳舞以其神秘的诱惑力居进我心里。但仍是不敢问津。好几年后去北大荒采访，同单位一个学过舞蹈的朋友一路利用间歇教大家跳舞。我本来就笨，又装了妻子的警告在心，愈发笨得恨人。那朋友直恨我说：“太没出息！大胆学，怕什么呀？”后来看过她找给的《邓肯自传》，跳舞才终于以美好形象在我心中树起，不但开始遗憾自己不会跳舞，而且强烈慨叹，什么时候全中国人民都会跳舞就好啦。
又过了一年（已是距第一次见过跳舞的第六年啦），地方作家协会要同我们军区笔会全体同志跳舞联欢。大多数同志还不会呢，领导不得不临时组织集体学舞。既然是领导组织，回家好和妻子交代了，才暂时没了顾虑。白天写作累得头昏脑胀，跑步、掰腕子、撞拐、散步……什么活动都改换不了思路，一学跳舞不一样了，汗流浃背，身子轻松脑子也轻松。有晚正鱼游水般欢畅，自觉动作也如邓肯一样美好，一个反对跳舞的朋友探头睹见我的舞姿，兜头一盆凉水：“我的妈呀难看死了，不是那块料痛快干点别的得了！”我的自尊心自信心一下遭了挫伤，冲那朋友好一顿大火：“你太可恨了，好心办坏事！你太残酷了，嫩苗地上驰马！封建卫道士！”他也火了：“你冠冕堂皇什么呀，说到实质跳舞不就是男女调情吗？”我不示弱：“对，就是男女调情——调解情绪，有什么不好？你看你，就会抽烟，一天两包，抽得面黄唇黑嘴臭，屋里成天失火似的烟气不绝，呛得同屋人看不进书写不了字睡不着觉——损人又不利己！国家提倡戒烟可没提倡戒舞。你戒了烟，靠跳舞调整情绪不好吗？”
那朋友没想到我会这般发火，我也没想到凡事斗则进他竟被说服了。第二天晚上他陪我到学舞那屋，边看边鼓励我舞姿有进步等等，从此不再说跳舞的坏话。那次联欢会我第一次下场请人了，舞姿照样难看是不消说的，难得的是完成了一次飞跃。学舞信心自此树立起来。
和妻子经历差距越大，看问题便越分歧。这分歧不解决便增加隔阂。因而我越是在外面学了舞心情高兴，回了家便越苦恼。如实说跳舞了必得吵架，不说或说谎又实在难过，长此下去不闹大矛盾才怪！
又过一年。朋友们好心将我和妻子一块邀去舞厅。那天我也有向妻子显显舞姿让她高兴高兴的意思，开场一曲就请人。正跳到得意处见妻子愤然拂袖而去，我立即像断了电的机器人停住舞动，好歹追上妻子，却怎么解释也不管用。她也认准说跳舞就是调情：“愿调你自己调吧，别让老婆也跟别人调！”
好心做的事不被妻子理解那是太痛苦了。我心像被她一尖刀横戳进去，左右的伤口都在流血，像流尽了，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精神上打下一个结结实实的“跳舞情结”。为家庭太平计，我决心不再越舞池一步。但我们之间罩着的阴影却没散，弄得她精神不好，日益多病，我也情绪不佳神经衰弱。一旦我偶有高兴时候她便以为肯定是偷着跳舞了。精神可以变物质这说法很深刻。精神出了毛病真个可导致身体出毛病。有天妻子骑车上班，平平坦坦大马路上忽然就摔了一跤，造下腰腿病三天两头疼得不能上班。然后物质又变精神，腰腿坏了使得精神愈坏。我整天无可奈何，谁见了都以为在患病。
直到去年春天（1990年4月），我们单位在大连办笔会，听说大连某疗养院治疗妻子那种腰腿病有好办法，领导亲自帮助联系把妻子接去治疗。笔会结束时又是联欢舞会。领导考虑让我能顺心参加，特意做工作把我妻子请了去。我“跳舞情结”尚在，不敢也没情绪跳，默默陪妻子坐在那里。不想领导带头，笔会所有男同志都来请妻子跳舞。安排治病的好意加邀请跳舞盛情，她终于走进舞池。十来支曲子下来竟忘了腰疼，后来还督促我：“跳哇，这回你反倒不跳了！”
我简直想当场蹦个高为妻子的初舞欢呼万岁啦，恰巧一支迪斯科曲奏起。我是不会迪斯科的，却突然心血来潮冲进舞池中央，狂跳起来。也不知跳得像什么，反正大家说简直不敢相信是我在跳。我自己也不相信。那是生来头回有过的狂跳啊，下来后袜子都汗湿了。妻子上前祝贺说跳得挺好，我说为她而跳。她激动地递我一杯饮料，我举杯一饮而尽。啊啊啊，万岁！妻子跳舞啦！
疗养院专门有个“舞疗厅”。刚入院时妻子从不光顾，那次舞后，开始每晚提醒我带她去了。先是看，继而学，出院后病也见好，舞也入门，每天坚持早起跳上一场，精神日见愉快。
现在，她反倒嫌我一天也不出屋，光死囚在家里看书写作，脸捂蜡黄了。她不时跟我谈体会说：“跳舞是好，人变勤快了，讲卫生爱美了，言谈举止也文明了。不然谁请你跳哇？”目前，我倒是必得听妻子讲讲才知道市面舞事如何了。前几天她说：“有些人舞风不正，就会跳感情步。”她把贴得较近那种慢步叫感情步。我就刺激她：“你不爱跳感情步就静心跳你的理智步得了，老干涉别人干啥？说不定哪天你也要那么跳。想想当初，对喇叭裤、牛仔裤，你不是反对一通最后也穿起来了吗？”
这几天她什么也不骂了，一心在提高舞技和选择舞伴上下功夫，舞技越高对舞伴越挑剔，并一再说：“快步也好，慢步也好，交谊舞也好，迪斯科也好，喜欢哪种跟性格有关，不必强求一律。哪种舞都是生命的朋友。”还说：“一个人封闭就自我折磨，一个家庭封闭就相互折磨。跳舞使我性格开放了！”
感谢跳舞——这篇文章就是妻子叫我写的，写于公元199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沈阳家中。
（原载《解放军文艺》1991年6月号）
和妻子处“关系”
和妻子处好关系，是一种艺术，一种人格境界，一种大美。这种美甚至具有比音乐、美术、美食更高的享用价值。一首极优雅的歌曲，一盘绝美妙的佳肴，一幅异常出色的油画呈于你时，你刚和妻子互相恶毒地中伤完，正在狠狠地生着气，还能品出韵味来吗？没心思品味了。我这点体会是酸甜苦辣遍尝之后得出来的。
我以前总以为自己的事业比妻子的重要，成绩也比她大，而她又甘心服从于我，甘愿为家庭利益做种种牺牲，我就渐渐忽视了她的存在。在一起时总是谈我的事情，亲戚朋友来了还是谈我的事情，很少问问她的事。她有时主动谈谈，我又不屑一听，以为一个初中老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谈，我只想着领自己的朋友到家，让她做吃喝招待，从不问问她有没有朋友需要招待。有时她的朋友来了我也不重视。我自己强调工作需要交了女朋友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就没想她会不会有男朋友。吃饭也是，总是我吃她做。做得可口了，我就多吃却没有赞扬，不愿吃的便不停地批评。不在一起时，给朋友写信很多，给她写信少且缺乏热情。以为妻子嘛，自家人啰啰嗦嗦说废话有什么用？久而久之，双方感情淡漠了，有了病相互都不怎么察觉，有什么事有什么话多去找孩子或别人。致使有一天突然矛盾爆发，她写下最后通牒携孩子不告而辞，回老家去了。受了几次震动后，我才开始反思：我是拿自己太当回事，拿妻子太不当回事了。必须加以改正，不然要酿成大不幸的。
有一年我在中俄边境体验生活，忽然接单位电话说，妻子腰间盘突出住院了，叫我立即返回。我体验生活那地方离沈阳千里迢迢，需换几次火车、汽车，又赶上快过国庆节了，中俄边防军有个联谊会，我体验生活好几十天最重要目的就是想参加联谊会，眼瞅要开了，却让我回去。若在以前我连想都不想肯定就不回去了，这回却星夜赶回沈阳。
妻子看我真回来了，非常高兴，疼痛也减轻了。我在病房陪她，闲聊时我看她很高兴，不像离了我就不行的样子，就当着同病房的人试探地提出想赶回中俄边境去。我说：“你这病不算太重，我参加完联谊会马上就回来。”她说：“不重我能住院吗？”我说：“没重到你想象的程度。你越想得很重就越重！”
她气得忽然大哭起来，当着病房其他人哭诉我以前拿她不当回事儿的种种罪责，引来医护人员围了一大帮。她越说越气，我知她委屈不轻，就平静着自己让她诉说个痛快。她连更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我知道那儿有女的恋着啦，要不怎么连我死活都不顾非要再回去——”医护人员和病友都看不下眼儿，劝她：“你看你丈夫多好啊，一个电话千里迢迢就回来了，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我说：“让她说吧，我是对她关心不够，她受了委屈，说透了就好了。”她又趁势说了我一通，直到消停了。
我到厕所委屈地流了好几把泪，洗洗脸，又回病房，对她说：“走，咱们到饭店吃饭去。”她说：“你这不送了饭吗？”我说：“凉了，吃热的去。”到饭店我挑好菜点，她又不好意思了。我说你有病，我又没在医院天天陪你，吃顿饭你又舍不得了。我给她斟酒，给她夹菜，就像对待恋人那样。她高兴了，也反过来给我斟酒夹菜。我就学她在病房哭诉我时的样子，学得她忽然破涕为笑，说：“得了得了，今晚你就上火车走吧，不然赶不上联谊会了！”
我说不走了，她又好歹劝我走，我这才感激地说：“那我开完会立即就回来！”
从那儿，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我做什么事都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甚至连最隐秘的那种事，只要她没兴趣我也不做。看电视选台共同商量一下，她实在愿意看而我不想看的，我就到一边看书去。我读了好书，也推荐她一块读读，她没时间读也要跟她谈谈书的内容及体会。有了高兴事儿苦恼事儿尽量向她说说。这样一来，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挺复杂的事说一两句话就全明白了，也不大容易产生误解。我们还达成一些默契，她的信我不偷拆，她的电话我不偷听，也不刨根问底。她的朋友我也一定当朋友对待。我的爱好她尽力支持，她的爱好我也尽心理解。比如，她爱跳舞，我没时间陪她，就帮她弄些票让她自己去。有时也主动让她请几个朋友来家做客，我下厨房做菜当招待。这一点很重要，一定真心实意把她的朋友当自己的朋友。再有，她不愿干的事我就多干点，比如给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写信，这事我不打怵就多干点儿，落款把她名放在前边。这样，误解和猜忌越来越少，反而越愿意共同做事了。
为了增加生活情趣，我工作时间跟外地来的朋友聚餐或聚会后，再单独和她补一次。上个星期天，天气非常好，我说：“你不是爱吃野菜吗？”她说：“那还问啥，街上都有卖的了，买就是了。”我说：“买的没意思，我上野外给你挖去。”她说：“我陪你去吧？”我说：“那最好不过了！”
我俩就一同骑自行车跑到浑河大桥南的田野里挖苣荬菜去了。挖得很开心，消除了一周脑力劳动的疲劳不说，晚上吃光野菜后，还趁兴写了这篇文章。
（原载1996年《妇女》杂志）
祝君欢笑
才几天工夫，你就奔波了那么遥远，怕比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都多了。辛苦啦，小红军，虽然你是乘飞机和特快列车跨越千山万水的，也还是丝毫不比老红军轻松：你要连连喝酒，把对手喝醉而后自己吐得死去活来：你要抽烟，抽得胸肺发麻、口舌生酸，醒着坐卧不宁，睡下噩梦连连；你要与那些说是爱你，却让你讨厌得想呕吐的穷光蛋——穷得只剩下许多金钱的无赖们周旋；你还要与亲人们作战，战后又悄悄躲在暗处流着泪再去想念他们……行了，行了，本想还是轻松着说的，但此时心情不允许。心像被一只莫名其妙的手捏攥着，有些闷疼，就又拣起以前吃过的丹参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
送你们上车前后那情景使我心沉重而发疼，以至梦见的情景也是沉重。我是沉重惯了的，不打紧。只是盼你可别这样。你应该轻松愉快地笑着生活，永远是那不由自主的笑声多好。不由自主的笑声绝对是身心健康的最忠诚的朋友。珍惜那样的笑声吧。用烟和酒提醒、刺激起来的笑声是不持久也不可靠的。当然酒可以对笑和幸福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毕竟大波大澜不能太多呀。太多，折磨人。任谁再有青春活力，再坚韧，大波大澜多次之后也会折断的。追求事业才能真正追逐到笑声。选择一项事业的时候尽量认真些，选定了就争取干成功。事业的成功会给人带来真正的笑声。暂时败了，流了泪，那也是为浇灌萌芽中的笑声而流的。认真地做下去，克服做时的困难，既会给自己带来充实，也会给自己带来笑声。哪怕你现在选择的这项工作不足道，也把它当充实自己，证实自己的工具去运用吧。
我以庸人的情怀想到你戒烟多好，带给你那条烟就是想让你尽情抽光它后就从此戒了，那多好，就又少了一样破坏你健康的东西。
人都需要提神。无精打采的人生多没意思啊，我以为用喝咖啡喝茶、游戏娱乐等办法提神有益无害，就带了咖啡。大豆蛋白粉是营养生命的，也算是一种祝愿。精神的力量是很神奇的。如果这些祝愿能产生神奇的效用就好了，使小红军在千辛万苦的现代长征中累得愉快。请相信，我的心情所以沉重不是谁冒犯了也不是受了什么挫折，我只是期望你快点欢笑起来的心太切。北方不管怎么冷，肯定不会没有美丽的温暖的。那美丽的温暖是人渴望生活的圣火。愈冷的地方那火才更显珍贵。满腔圣火的人是精神富翁，可以买到无数的欢笑。
我怎么啰里啰嗦说起幼儿园小孩子都听得懂的话给你这个极聪明的人听啊？我又笑了。小红军，谁让你尽管时常说自己老得像个长辈，却不时天真得像儿童呢！因为知道了你此时情境，写到这里时已能笑起来了。我看墙上那金色的十字架也在笑呢，它多像个闪光的笑字啊。最好常常笑得一眼冒金花一眼滴泪。笑出来的泪花太美了。祝君笑出泪花来！
写于1992年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1992年4月18日副刊）
到远方去发信
刚要出发到黑龙江的东宁和绥芬河去采访，忽然收到邓刚寄自俄罗斯的信。他正在远东的海参崴带职体验生活。中国作家到国外带职体验生活去了，这才有点改革开放的意思。兴奋的同时也令我妒嫉。1989年我曾在距海参崴只有一百五十多公里之遥的绥芬河边防会谈会晤站体验生活两个月。因为我是军人，至今未能真正出国，只在那次体验生活时参加过一次与苏联边防军的会谈，不过出境二百多米。我连夜写了封回信。本来准备出发前寄走的，一想海参崴离我去采访的地方那么近，要不是一条国境线隔着，多乘两小时火车就到了。而从沈阳到东宁，乘火车也需一天一夜还多。不如到那里去发信。我便将信带上从辽宁省会沈阳出发了。经过吉林省会长春，又经过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再经过八位抗日女英雄投江殉国的牡丹江，再穿过杨子荣战斗过的那片林海雪原，三天后到达了东宁县边境，也就是黑龙江省边境，同时也是中国的边境。
我急忙去邮局发信。不想邮局说，寄往国外的信必须通过省邮局或北京邮局。这样我从远方带出的信将要顺着来路返回哈尔滨，或再延长到北京，由北京邮往莫斯科，再由莫斯科返回到海参崴。这要周游半个亚洲，历时多久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春节过了邓刚还看不到这信。我犹豫着又把信带回住处，想走个捷径，看是否能找个俄罗斯来的人或到俄罗斯去的人捎过去再邮。
晚上无事又翻出邓刚来信看了一遍。信说，“我在苏联（那时苏联还未正式解体，等我收到信时已变成‘独联体’了）已三个月了，时间一长，这里的生活就极单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逛街和遛空空如也的市场以外，就是去看听不懂语言的电影，几乎全是美国片，挺开放。虽然离国才几个月，却闭塞并陌生，似乎你们都很遥远。辽宁文坛和全国文坛还有什么新鲜事告诉我吗？这儿供应很紧张，我在公司食堂里还可以吃到米饭花卷，上街干脆就完了，排长队，时间陪不起。不过面包便宜得要命（当时还没彻底放开物价），相当于人民币一元钱就可以买一麻袋面包！给我写信就将信封右下角剪下来贴信封上即可！”再看那张贺年卡：“兆林：在你欢度元旦之时，我却在西伯利亚熬着一个漫长的冬天！祝节日快活！”可想邓刚盼信心切。
第二天我起早上街，决计找个俄罗斯人捎信。可转了好几处，见到的“苏联”人几乎都被一群中国人围着，在卖他们带过来的东西，交易很是热闹，根本没时间容我搭闲话。好不容易碰到一位卖完衣物往回走的“苏联”妇女，乘机用我那点极可怜的俄语问她，却是乌克兰人。在我心目中，乌克兰和俄罗斯既然都已宣布独立，通邮就该像两个国家那样麻烦，便没敢相托。
又过一天，我住的宏源宾馆住进来二十多人的俄罗斯旅游团（不知怎么回事，大部分是妇女），正好我对门就住了三个中年妇女。那天上午约好要采访的人因故临时改了时间，我待着没事，想抽空和对门那几位俄罗斯妇女聊一聊，了解一下俄罗斯改革近况，或许还能通过她们把给邓刚的信捎过去。
中国方面的导游和翻译是两个看去中学生似的女孩，住在我的斜对门，她们一个在看琼瑶小说，一个在看俄汉对照手册。我拿来采访证向她们说明意图，俩人苦笑笑说：“帮你忙可以，但人家不一定有这个心思！”原来这个旅游团全是乌克兰人，只有领队是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旅游公司的，他从原有的国营企业停薪留职后应聘搞了承包旅游项目，他算这次来中国才三次，一次是到绥芬河，一次到牡丹江，这次本来也是到绥芬河的，因听说东宁的贸易市场东西挺多，就临时决定到东宁来了，打算把三日游的时间只留一天在绥芬河。她们每个都把带来的大包东西带到东宁而且很快卖完了，可是却发现东宁的东西虽多，却没有她们喜欢的羽绒大衣和名牌运动服等，便直骂她们的领队是蠢货，把她们领错了地方，都强烈要求马上回绥芬河，不然手中的人民币带回乌克兰就没用了。
我求小女翻译说：“反正现在她们呆着也没事，找她们聊聊不正好吗？她们是来旅游的，又不光是做买卖。”小翻译答应试试，我便和她一同进了三位乌克兰女人的屋。如以前电影中看到的苏联女人一样，三位乌克兰女人长得高大富态，有个一头银发，有个一头黑发，另一个一头棕黄色发，都浓浓密密的，坐在沙发上抽烟。小翻译跟她们交谈时我还对她们印象蛮好，可一听小翻译说已介绍了我的作家和记者身份，她们仍无心谈时，我再看那个叼烟直接说话的白发胖女人，总觉像《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刺杀列宁的女刺客。印象一直极好的苏维埃联邦妇女怎么忽然之间变得如此贪图小利，连国家和民族的形象都不顾了！我想另找几个年轻的谈谈，也没找到，只好去找那领队试试，他是俄罗斯人，看能否把我的信捎过去。
领队毕竟是领队，听说我是记者，特意整了整衣冠，认真交谈了一阵，还互留了姓名住址，相约以后通信联系。关于对中国印象，他说了解还太少，但一次比一次印象好。关于俄罗斯现状，他说了句俏皮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是《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头些年这句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比较”，他说的还是句俏皮话：“都是改革，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俄国特色，两种特色互相促进吧——”
我乘机抓住互相促进这句话，向他提出帮我带信的事。他一听带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满口答应，并说头两次来中国也往回带过这样的信，我当即将已封好的信又打开，看还有哪些要补充的。
我当着俄罗斯朋友的面又匆忙添了些话，告诉邓刚我目前所在位置和托人捎信情况，写完还觉信息量不够，索性把房间新到的一张《黑龙江日报》也塞了进去。当时真是起了贪心，看看还能塞点东西，就把桌上一块袋装湿餐布和正用的一枚书签统统塞了进去。封好口一掂，足有二两重吧，要在邮局寄这么重的国际信件，怕得出二十元邮费吧？那封信鼓鼓的，像装了只肥螃蟹，俄罗斯朋友接过去时却直发笑。我怕他不认真给捎寄，一旦丢了可枉费我一番心血，便将身边用的一把精致小刀送他做酬劳。
待我在东宁写完《青春十八盘》回沈阳后，正担心着那俄国人能否真将我的信捎寄呢，邓刚的回信到了，连个俄文字母和俄国邮票邮戳啥都没有，我以为他已回国在家寄的呢，拆开看时才知他也是托人捎到国内再寄的。信说：“……我在这儿过了三个节日了，与热情的马达姆们来往，深感中国女人的‘小脚意识’之可悲可恨。这里新鲜漂亮的金发女郎实在是太多太多。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你无论怎样想入非非都毫无犯罪感，而且还充满阳光。这里的中国劳务小伙子的美丽故事很多，我已动笔写中篇小说《外国猫》，其中动人之处你等着拜读吧！”
“我因公干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后，才真正领略了俄罗斯。尽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寒冷的冬天，但我总觉得他们的春天会是异常艳丽的……我写字台前墙上挂着地图，你所在的采访地点离俄罗斯边境戈城（戈罗捷克沃）才数十公里，我恰好在你采访的日子为陪同大连摄影家代表团到了那儿。不是那条国境线，我们很容易当面聊一聊的。政治手术刀将人类切割得太可怜了！祝全家好！”
我想，回信不能到边境找人去捎寄了，正式邮寄恐怕好长时间才到，那时恐怕邓刚已回国，就待回来时面谈吧。
1992年3月 沈阳家中
（原载《芒种》1992年10月散文专号）
笔情
我对笔有一种极特殊的感情，这不光因我是作家每天都离不了笔，主要因为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过太深的关于笔的记忆。为了能有一支用墨水写字的笔，我创造过一个个曲折生动的故事。尽管现在我把全家的笔收集起来怕有三十多支了，也无法使我将最初关于笔的故事忘掉。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还不让我们用钢笔，可我看高年级同学用钢笔写出的字又清楚又漂亮，便也想早点写钢笔字。那时的小孩们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五分钱就是巨款了，而我还没到老师要求用钢笔写字的时候就想买一支钢笔，那不是异想天开吗？尽管那时小学用的只是一角多钱的蘸水笔。
盼笔心切，我仔细琢磨了百货商店售货员阿姨用的蘸水笔之后，宣称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以自己做。我先用芦苇秆削制。芦苇秆太脆，把小刀磨了无数遍好不容易削成了，一蘸就软了，并且稍一掐就破裂。于是我又想到公鸡的尾翎，第一次用尾翎试验是拔了自家的公鸡毛，做成了倒是可以用，但毛色不漂亮。我把周围各家的公鸡侦察个遍，尾翎最漂亮的那只竟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家的，起先我不忍心拔，后来被笔唆使得忍不住还是拔了。做成又好使又漂亮的笔后，欣喜之情按捺不住，第二天就拿到班上公布成果。大家纷纷抢着看，抢着用，很快就把刚刚诞生的笔抢得粉身碎骨，同时还被漂亮女孩发现她家鸡尾翎是我拔的，告了老师，我的发明以被老师批评一顿告终。
可下盼到老师正式要求每人都必须使用钢笔写字了，我才有理由向家里要钱买钢笔。妈妈给我两角钱，郑重交待说：“五分钱买钢笔尖，一角钱买钢笔杆儿，五分钱买一片墨水片儿，丢了或买了别的决不再给。”不是妈妈小气，别家也是这样，有的家孩子连这样的学还上不起呢！我拿着两角钱掂算好长时间。我想买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小人书，想了好久了，却没有钱。我决定拿出一角钱来把这本小人书买了，剩下一角买支蘸水钢笔杆得了。至于墨水和笔尖，我已想好了。妈妈常用蓝染粉染衣服，一包染粉就可冲半盆蓝染水，就用妈妈的染蓝充钢笔水了。笔尖呢，爸爸有两支蘸水笔，家里一支，学校一支。爸爸是老师，偷他一个笔尖，学校还会给他补的。我就这么实施了自己的阴谋计划。不想爸爸对一开始正式用钢笔写字很重视，检查完我的作业后又手把手纠正我拿钢笔的姿势。很快爸爸发现了笔尖是偷他的，我便挨了一顿打。爸爸边打边说：“你小小年纪怎能擅自花钱呢？你太胆大啦！”
爸爸的骂声和他手掌抡在我屁股上的疼痛深深留在记忆中，不能磨灭。爸爸每月很少的工资供我和妹妹念书，我是不该偷花一角钱买小人书的。
快上中学了，同学们都使上了抽水带笔帽那种钢笔，个别同学还有使父母或哥姐使过的笔尖是黄色那种铱金笔的。我自然非常非常羡慕，我是全班最先盼着使钢笔的呀。但我已懂事了，知道爸妈常为吃饭穿衣和柴米油盐发愁，怎好张口向家里要钱呢。
有一天，低我一年级的妹妹突然拿着两元钱在我眼前又晃又跳，叫我猜这钱是哪来的，我从她那股欢喜劲猜想可能是奶奶给她的，因为她要过生日了，奶奶曾说过，过生日给她买块花布做衣裳，她从没穿过新花布衣裳。妹妹却说不是，然后悄悄附我耳朵上，说是捡的。她还说把这钱给我，买两支带帽的钢笔，一人一支。
我记着偷爸爸的笔尖挨打的事，劝妹妹说：“偷和捡都是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笔使着不光彩呀。”我动员妹妹把钱交给了老师。
老师表扬了我和妹妹。晚上爸爸从学校回来又给了妹妹两元钱，说是奖励给我们俩买笔的。
我和妹妹高兴了一阵后，我悄悄对妹妹说：“用爸爸给的钱买钢笔，也是不劳而获。第一次买真正的钢笔，一定要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
妹妹同意我的观点，但想不出挣钱的办法来。我说：“快放暑假了，咱们利用假期空闲时间上山挖草药去，收购站收购好几种药材哪。”
六年级毕业那个暑假，我和大妹妹利用上山打柴之余挖了两大筐草药，有桔梗、柴胡、狼毒、地鱼、穿地龙等等。一棵一棵洗净晒干，打成捆，快开学时一总拿到收购站，竟卖了两元两角多钱。我和妹妹用这钱买了两支钢笔和十块糖。我俩一人分了一支笔和一块糖，把剩下的糖和爸爸给的买钢笔钱都给了妈妈。
妈妈抚着我和妹妹的头说：“孩子懂事了，知道靠自己劳动生活了。”
（原载《新少年》1991年6期）
儿子
儿子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吃饭我忽然心血来潮问他：“假如咱家失火，你先抢什么？”
儿子只眨了一下眼就说先抢电视。我又问第二第三抢什么，他说第二抢妈妈，第三抢小人书。当我盯住他又追问两遍第三到底抢什么时（追问的眼光里明显带着启发和暗示），他才眨巴半天眼改说第三抢爸爸。
我受了极大的触动，看来自己在儿子心中位置不重要啊。我嘴里嚼着馒头不是滋味了。孩子，在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几乎是什么权力也没有的，然而一旦给他们一次掌握尺度的权力，大人们也会因在他们的尺下显短而愧疚的。
我在哪方面使儿子积淀下不如他妈妈和小人书值得抢救的潜意识呢？显然主要是疼爱方面。在管教问题上，他妈妈总是循循善诱地说服引导，还多加以物质鼓励。而我在严厉的权威之外还使用过武力。印象最深的是二年级时他遭过我一顿毒打。原因是他对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采取了偷懒耍滑态度。我偶尔认真检查他的家庭作业，发现他擅自扔掉五六道题。我严厉警告他：“明天还检查你作业，如果再发现扔题决不轻饶。”第二天他果然做得很认真，也没跑出去疯玩。我说：“今天相信你，作业就不检查了。”他收拾好书包要看电视时，我忽然觉得还是检查一下为好，言而有信对他也是个影响。不想一检查，他竟胆大包天又故意扔了好几道题。刚严厉正告过的事，他揣想我肯定不会检查了，便又钻空子，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不由火起，抡起巴掌牢牢实实抽他屁股，抽得很心疼是不必说了，但借着当时的火气一遭打够打服算了，抽了有二十多巴掌，我的手掌和他的屁股都紫了，最后他妈妈看不下眼骂着将我推走，方才罢了手。睡觉时我在他床头讲我为什么如此狠打他的道理，还让他亲口说出我打得很对才让他合眼。从那，他作业是不偷工减料了，但明显地惧怕和疏淡我。本来我对他寄予厚望，因而认为那毒打也是深爱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不想却在他心中丢了位置……
感触之下，我急于想调整一下和儿子的感情，便接着考问他妈。他妈说完第一抢电冰箱，第二抢儿子，第三抢电视机后，轮到我时，我郑重说，第一抢儿子，第二妻子，第三稿子。因为儿子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我最珍贵的作品，妻子是惟一能帮我完成这部珍贵作品的人，而稿子是我生命的记录……儿子听懂了这番话，既出乎意料又大为感动，忽然与我加深了一层感情，当即从他自己碗里夹出一块鱼肉给我。我把鱼肉吃了半块又拨给他。我们父子俩咀嚼着那鱼肉，也同时咀嚼一年前那次毒打和刚刚发生过的考答，心里都滋生了相依为命之爱。
从那以后，对他自觉做出的好事和成绩给以由衷的赞扬和奖励，对他的错事虽不姑息迁就，但也特别注重以情感动他。我们搬了新家，添置了家用电器，偏巧我的门钥匙不知弄哪儿去了。以前儿子丢过两次门钥匙，都被我教训了。这次却轮到我丢了，想问儿子，却不好意思。儿子只微笑说：“你也有丢钥匙的时候哇？”我反复问几遍他都说没看见，我只好决定重新买个门锁换上。
原来的旧门锁牢得很，实在是难换，当我面对旧锁长叹倒霉时，儿子忽然说：“爸爸，你的难题有答案了。”他叫我到写字台的电话旁那个号码本第一页找，翻开电话号码第一页，夹着的纸条上写着：“你的心事请到《辞海》一百页找。”我找到《辞海》一百页，又是一张纸条：“你的心事冰箱冷冻格能帮你解决！”我耐着性子在冰箱冷冻格翻了一阵，失踪两天让我担心两昼夜的一串钥匙竟然在鱼肉堆里出来了。我又喜又气，这个儿子，将钥匙藏起来折磨我两天，现在还有心思开我玩笑，又想打他几下，却忍住了。不管怎样，省了我费事重换之苦。我心平气和问：“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呢？我急了两天，心神不宁，再三问你，你为什么说不知道？”
儿子说：“为的是给你打个烙印。你已好几次晚上回来把钥匙忘在门外的锁孔里，不教训你一下，你以后还得忘上面，一旦夜里让谁拔走不坏了？就像你打我那次，我就再也忘不了！”
我被儿子的良苦用心和幽默感动了，表扬他一番之后，让他妈妈作陪，请他上街吃了次西餐。
现在儿子已经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考试在前几名。不但对我严格要求他真心理解了，而且养成严格要求自己的自觉性，有时还对妈妈的过分疼爱表示出男子汉的姿态：“哎呀，用不着哇，多余！”而对我提出的高严要求却很感兴趣，很重视。我想，如果现在我家失火的话，他起码抢完他妈就会马上抢我的，说不定会同时最先将他妈和我一块抢出来呢！
1992年6月·沈阳
（原载《新少年》1992年8期）
拣庄稼
我故乡那地方，把秋后到野外田里拣掉下的黄豆哇，苞米呀，谷子什么的统称为拣庄稼。这活一般都是郊区或小镇子上的家庭妇女和半大孩子们干的。秋天的田野实在是诱人，实在是充满着乐趣。其诱人处在于收获，而乐趣则在于收获前的寻找和奔波。我少年时代是在镇里度过的，我记忆里便留下不少关于拣庄稼的事。
拣庄稼必得到远处去，近处连柴草都被拣干净了。小孩子们是愿意到远处去拣庄稼的，到远处去中午回不来，必得做顿顶饿的干粮，如玉米饼子什么的，若头天收获大母亲高兴了也许会蒸点白面馒头。这些干粮即使做得再少，也会有小孩子半个。我那时就是为这半个干粮盼母亲走远些。母亲要是能带上我一起去更好了，我就可以得到两整个或更多一点的干粮。当然母亲是不会带我去的，一是舍不得二是绊脚。那么，我们就只好在太阳快落山时到城边去迎接母亲。当看见母亲和大娘婶婶和大姐姐们顺着小路一支队伍样走来时，我们便迎着夕阳朝满面红光的妈妈扑奔过去。妈妈的收获太多了，驮了座小山似的，有一大捆黄豆，上面还有半布袋玉米或谷穗子。我们便抢过母亲背上的布袋，让母亲轻松些。而母亲总是怕压着我，一边嘱咐着一边从兜里掏出几把烧黄豆或红红的山菇□。这时我们便什么都忘了，连母亲的劳累都给忘了，路上就大吃起来。吃过苦的孩子当然不会不懂事的，一旦哪天看母亲收获得少，脸上没有笑容，我们就赶紧讲点好消息，比如受老师表扬了，考试分多了，或在家收拾屋子等等。儿子的进步和背上的粮食都是母亲的收获啊。
盼到十一二岁了，我们才可以在星期天挤进母亲她们的拣庄稼队伍。我第一愿意去拣苞米，因为可以遇到几棵绿着的苞米秆儿。秋后剩下的绿苞米秆儿是甜的，可以当甜秆儿嚼吃，而且上边有苞米穗的话，还可以煮鲜苞米吃。霜打过的嫩苞米味儿有点怪，留下的回味和记忆也就深长。第二愿意拣的是谷子，谷穗有我看来最重要的用处，喂鸟。我们男孩子们都养几只鸟的，以为和自由的鸟儿在一起我们也就自由欢快了。岂不知我们已用谷粒剥夺了鸟儿的自由。第三是愿意拣黄豆，而且愿脱离大人自己结伴走远远地去拣，那样可以把拣到的头一抱豆子烧吃完了，粘满黑灰的嘴打着饱嗝再去拣应该往家背的。
每每母亲领我们共享拣来的欢乐时，爸爸就好说，拣庄稼和种庄稼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拣庄稼不操旱了涝了风了雨了收了和不收了的那份心。所以，至今一想起拣庄稼的事，我还不由得产生对农民的感谢之情。
（原载1992年10月14日《长春日报》副刊）
一枚绿叶
哲人们说过了，世界上不会找出两片相同叶子的。小时候以为这是胡话，后来经历的事情越多才越觉出这话的深刻来。我想，一个人也是大自然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世界上同样不可能找出一个完全和我一样的人来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枚惟一的绿叶于十八年前被我摘走了。那叶子的绿色曾经是我生命的颜色，现在我还死死记着它，说明那绿色仍是我的生命之色。
1979年1月初，我受命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去采访原子弹实验基地的军人们。当时我正穿一身草绿军装，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热血军人，那种不分年节不分冬夏不分东西南北的采访生活已经习惯了。那回我在西北待了三个多月，春节也没赶回沈阳与家人团聚。跟原子弹实验基地那些男女老少军人相比，这丝毫算不了什么，人家长年累月都和亲人们分离着在那片少水缺草无花无树的戈壁荒滩一心从事国防事业的。有天忽然下了大雪，大戈壁白茫茫一片。这样的落雪日子对军人们是个节日啊！风沙和干燥都被埋住了，尤其解决了一冬的吃水问题。战士们用脸盆将新雪一盆一盆端到锅里化成水，然后再一盆盆把融雪装进水窑里。水有了，但，不多几天雪又被不息的戈壁长风抽干，余下的又是难捱的寂寞。除了工作，敲敲脸盆，或把几只饭碗装了不等的水用筷子击打一番就是娱乐。深尝了那寂寞之苦，任何一点儿新鲜都是一场欢乐。有回早饭后我独自一人在小招待所院子里转，忽然发现眼前光秃秃的小树上神奇地长出一枚绿叶，似闪着光芒在微风中轻轻抖动，那简直就是一首配了乐的诗嘛！
我以为视觉发生了错乱，揉揉眼再看仍是一片绿叶。奔到眼前才看破是绿纸剪成粘上去的。我激动地在这枚绿叶前站了好久，仿佛一遍一遍在读一首诗。用不着查找作者是谁了！我已经听说过，当地寥落的牧民们把每个身穿绿军装的军人都当一棵绿树或一片绿叶看的。而我们的战士为了不使自己黄萎，是怎样挖空心思补充着自己的叶绿素哇！
也许我太自私太贪婪了，未经允许竟把那枚绿叶摘下来，寄给远方的妻子。我说，这是一枚永远能为我们生命注入叶绿素的活叶！
很少写长信的妻子破天荒寄我一封长信，她说你安心在那儿采访吧，爸爸的精神病没犯（其实已经犯了），和那儿的战士们比，咱们是太享福了。请放心，我会照顾好爸爸和孩子……
人民解放军这棵大树上有如此之多不朽的叶子，是因为她有无论土地多么干旱贫瘠都能吸到水分的无数根须。
几年后，我在祖国的大东北又听到一个关于裙子的故事。那是一条绿色的裙子，至今那条绿裙还和那枚绿叶在我记忆之树的同一枝条上鲜绿着——黑龙江上有一支巡逻艇部队，这部队里有一个家住南方的连长。他妻子每年只能在深冬封江了巡逻艇不能航行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营房休整时来部队探亲，这位连长便结婚数年都想象不出穿裙子的妻子会是什么样儿。一个隆冬的夜晚，千里迢迢到部队探亲的连长妻子烧暖了屋子哄睡了孩子拉严了门帘子窗帘子，然后让丈夫猜她要干什么。连长猜了好多次也没猜对。从遥远遥远而来的妻子要干什么呢？她让丈夫转过身去，当丈夫转回身时看见的是穿了一件薄薄的短短的绿色连衣裙儿的妻子。这是当兵的丈夫第一次看见妻子穿裙子啊，穿在冰冻三尺白雪皑皑的北国黑龙江畔一座军营。这位普通之极的妻子算不上一片绿叶，但她是使军队之树常青的一条温柔的根须。
（原载1997年7月30日《新民晚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