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在大学：认识大学适应环境篇
万事开头难，大学新生尤其难。大学第一年，是个转型期，过渡期。转型要快，过渡要短，早一点进入状态，就早得先机。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多数大学生第一年都过得比较懵懂。
入学第一年
万事开头难，大学新生尤其难。中国的大学教育，虽说在标准答案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教育过程却大不一样。任何一个中学，只要它还打算在高考上有所作为，一般来讲都是保姆式的，老师管得很多、也很严。每次去中学，都感觉到像监狱。还真有学生在自己的中学大门的牌子上，写上监狱字样。在中学，不仅生活被严格控制，学习状况，也被严密掌控，每个有希望高考得手的学生，其学习上的微小变化，都会被老师看在眼里。自己在班里的，年级里的排名，会时刻显示出来，老师知道，你知道，你的家长也知道。
但是，到了大学，马上就进入放羊状态了。生活和学习都不大有人管了，自己成绩如何，在班上排名多少，不到期末，谁也不知道。即使到了期末，也未必会有人关心。中学老师讲课，进度很慢，讲得很细，每个环节，都有大量的习题，老师会反复讲习题。但是，到了大学，尤其是头一年，大量的课程都是素质课和公共课，老师讲得飞快，习题做好做坏，也没多少人理会。一旦跟不上，不会有人来管你。最后的恶果，就是你期末考试挂了。
大学第一年，是个转型期、过渡期。转型要快，过渡要短，早一点进入状态，就早得先机。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多数大学生第一年都过得比较懵懂。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安排当然有问题，大量根本没有必要开设的公共课非开不可，所谓的素质课，基本就是扯淡，老师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很多院系，也不管学生如何过渡，老师不讲，老生也懒得讲，就让新生瞎撞。况且，中学都累坏了，进入大学，正好放松放松，稀里糊涂瞎混，似乎理所当然。所以，好些人连瞎撞都懒得撞。
其实，对于新生来说，中学耽误的时间是最多的。大好时光，没有用在读书上，都用来备考了。进入大学，独立生活开始，一上来，就要抓紧。新生下车伊始，在适应了大学的生活，找到东南西北之后，第一要做的，就是学会泡图书馆，学会抢座儿。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一下你们学校图书馆里，都有些什么书，有哪些书，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当然，这是为了让你学会如何查找你所要的书，学会读书。学会读书，首先要大体上知道，这个世界上大体有什么书。然后通过快速地阅览大体知道哪些是好书，哪些书不怎么样。哪些书，具有你感兴趣的知识和理论。
一般来讲，生活在中学考试机器里的学生，即使喜欢看书，所能接触到的课外书（这个特有的中国概念，极其混账）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我们对于书籍，缺乏基本概念。我们学过语文，但不知道中外文学经典，到底有哪些。哪些作家，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啃过语文知识，但绝不知道中国有过哪几位语言学大师。我们也学过历史，但绝不知道哪些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史籍，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工具书是哪些。所以，进大学之初，就是要找书的感觉。这个过程，大约得花上几个月，一旦找到了感觉，下一步学会读书，就有了基础。
第二，要学会混大学。一下子面对那么多没有什么用的课程，你还非上不可。不要在这些课上浪费时间，但又不能逃课。那么混过这些课，就成为首先要掌握的一门工夫。首先，我们要学会找窍门，多跟老生聊聊，看他们怎么混的，然后自己琢磨一下，无非就是集中背诵，尤其背出老师特别得意的要点。剩下的，就是在课上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了。入学第一年，这样的课程众多，课时不少，如果每堂课都能看几十页你喜欢看的书，收获一定很大。
第三，刚入学的新生，每每是各种社团和学生会争取的对象。这些社团需要新劳力，需要底层的成员垫底。所以，新生入会须谨慎，要多看看，多打听，有用的社团，才进去，没有用的，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就算了。
大学第一年，开局要好。一共无非四年，懵懂混过一年，四分之一呀。一般来讲，第一年混过，第二年也不会很清醒，第三年刚刚明白点，第四年就要找工作了。所以，第一年一定要抓紧，别让自己的转型耽误太多时间。
环境不好，我们该怎么办？
环境不好，委实是件令人气闷的事。学校的图书馆不好，没有几本藏书，凡是教学和研究用的，不是不借，就是压根没有。缺乏图书的图书馆，管理员的态度还不好。学校缺乏起码的公正，学习好的学生保不了研，保研的都是关系。老师也不地道，收受贿赂，揩女学生的油。研究生的导师更差，公然用学生当民工使，使唤好了，还不让人毕业。侵占学生的成果，就跟上饭店吃一顿那么随便。食堂的饭菜价高质次，还不能提意见，饭里吃出虫子，抱怨一声老师都会找你谈话。学生会里钩心斗角，不为学生办事，被学生贵族垄断，乌烟瘴气……
凡此种种，相信每个进了大学的同学，都会说出一大串来。进了大学百事哀，一步错，步步错，没一件顺心事儿。没一件顺心事的大学，还要不要上呢？显然，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现在出国读书，道路顺畅，就是学费芝麻开花节节高。西方国家的大学，已经发现了中国留学生这个聚宝盆，七手八脚伸进来淘宝。对他们本国的学生，不敢涨价，对中国学生，一个劲儿地抬高物价。留学的路虽说顺畅，但本钱不小，如果你的家里有这个本钱，当然出国留学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也只能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国外的大学，也不是个个都好，比较差劲、单冲着挣中国人钱去的大学，也是不少。出国留学，千万别把西方和西方的大学当天堂，把西方人都当天使。天下人性，都差不多，没有监督，都会干坏事。
也就是说，出国留学，还不是目前多数中国学生的选择。多数人，还只能在不顺心的中国大学里读书。环境不好，制度有问题，老师不公平，成天埋怨，什么事也不做，甚至连书也不读，行吗？当然不行。但是就是有好些同学，抱怨天抱怨地，自怨自艾，什么正事也不干。好些同学，不读书，不学习，成天翘课打游戏，或者泡妞。一说就是，环境这么差，什么都干不了，还干什么？
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环境，为何有人还是能学点东西呢？为何有人就能有出息呢？同样是在图书馆找不到书，有的人就能从别的途径找，去借，去复印，有的人就干脆放弃呢？其实，我们不能抱怨这些年什么好书都没有出了，图书市场上的烂书多，但好书也一天天多起来。自己一顿饭吃上一百元不心痛，买书五十元都不肯花，单单埋怨，抱怨，其实没有道理。好些同学，上大学不正经看书，不琢磨学问，成天花天酒地，泡妞K歌，然后把责任都推到环境上，其实不过是给自己的懒惰、给自己的放纵找借口。
环境就是这个环境，制度就是这个制度，老师也就是这样的老师，我们抱怨也罢，咒骂也罢，一时半会儿，都改变不了。大学是一个人青春期最光彩的岁月，我们有责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在环境暂时改不了的时候，不要用浪费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来惩罚环境。环境不受惩罚，被惩罚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因为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自己，是蠢人的行为，因为环境不好而惩罚自己，是蠢人中的蠢人。如果，环境只是自己借以逃避现实、追求享乐的借口，那么，你其实最好别上这个大学，浪费你父母的血汗，也践踏他们的期望。
所以，我们可以批判，但不能单单抱怨，只有抱怨，没有批判，没有切实对现实的改造，其实就是在把环境不好，当成自己逃避的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造自己，也是改造环境的一部分。大学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梯，从大学出来之后，都得往前走，路还长着呢。我们没这个本钱，享受一个什么都给你安排好的大学，一个让你别的都不操心，一心安心读书的大学。我们能进的大学，就是这个德行。但我们却没有资格因此而自暴自弃，因为，我们只要选择了在这里，就得在这里好好读上四年或者更久。让这个阶段给自己加油，而不是泄气，更不是放纵。没有条件，要争取条件，没有书，要争取有书，不能等，也没有时间等。当代大学生的宿命，就是这样。想想看，当年西南联大，教室简陋，书也不多，不是照样走出来世界一流的大学生吗？他们的制度好，老师更好，但也有些条件是不是比我们现在还差？
事在人为，也只能靠人为了。
大学是个什么东西？
当今中国，大学越来越多，大学生更是越来越多，可是大学是什么，反倒越来越不清楚了。近来不仅各个学校大肆扩张，地皮不够，不是在别处另建校园，就是四处设立分校，甚至另建大学城，把大学像集贸市场一样堆在一起。连我们最牛的北大，也曾经把本科迁出本部，设在几十里以外的昌平。当然，学校扩张并不是坏事，但这些新校园或者分校，往往只设教室、宿舍和食堂，意思是只要学生有吃有住，再派上些老师定时上课，就可以叫作大学了。这种办学，用北大李零先生的话来说，是办养鸡场，或者用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的话，叫作“养猪”。没有图书馆，没有和老师的私下共处，没有大学校园的文化和学脉传统，仅仅被圈在一个地方吃饭、上课、睡觉，叫大学吗？当然不叫。这样的办学者叫什么呢？只能叫作饲养员，顶多是养殖场老板。
另一方面，我们的家长们，似乎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学。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把大学视为成为“国家干部”的台阶，也就是说把大学看成了科举。而现在，则把大学当成了获得某种专业技能的培训所。聪明一点的家长，能够做一点调查和咨询，往往选择那些看起来很实用的专业，强迫自己孩子去读，害得我们法学院、商学院和信息学院的大门都要被挤破。糊涂一点的家长，经常被大学专业名字的花哨所迷惑。近几年，一些名牌大学竞相办起了外交学专业，结果一开张，就门庭若市，入学分数高得吓人。那些拿大学当职业技术学校的家长们显然忘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外交部，而且这个部，已经拥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外交学院。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学专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加上一个行政学的后缀，变成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否则招不到生，社会学刚刚恢复的时候还有点起色，但现在即使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招生也已经感到困难，至于那些传统的冷门，文史哲，一律门可罗雀，连盛名之下的北大也是如此，尽管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这些传统专业。
当然，家长们的糊涂是得到大学并教育主管部门的配合的，前面说的设置外交学专业，就是这种配合动作的一种，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更有力度的配合是在经济、法律和计算机类的专业上。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有气魄的大学，没有一台计算机的学校，可以有计算机系，没有一个学法律的教师，可以有法学院，当然，如果问起来，人家可以拿出一个有法学学位的人来给你看，可是，仔细一查不对了，原来这人是学中共党史的。全国有多少商学院、多少会计系、多少计算机系、多少法学院？大概只有天知道，反正不管是理工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或者师范大学，上述学院和系都有可能存在。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术语叫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真要是上了，条件的有无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的办学者，说他们是在办养鸡场，当然有点刻薄，但说他们在办学店，一点都不冤枉。所有大办的专业，背后都有阿堵物[1]的动力。为了能把学生骗进来，挂羊头卖狗肉已经算是有道德的了，因为毕竟还有肉可卖，如果连狗肉都没有，学生也只好自认晦气，因为打官司，法院也不受理。
西方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与其叫作大学，不如说是神学院。那是欧洲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都没有文化，上个时代的文化遗留只剩下了基督教，所以，教会必须承担传播文化的责任。不过既然是神学院，当然一切以弘扬神的旨意为目的，所学的数学、天文、逻辑学的知识，只是、也只能是神学的婢女。学习方式主要是讨论，老师的集中讲授很少，但个别辅导传授倒不罕见，师生之间的答问，是大学基本风景。其实，这样的大学，在东方早就有。春秋时孔子的杏坛，就是一个典型。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有讲授，有问答，也有师生间的驳难。升堂入室者，为贤人，是高足大弟子，他们可以得到老师的亲授，而其他的人，则由大弟子分别教授。弟子禀赋各异，对老师的思想感受不同，所以传授过程中各种发挥，于是，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派。其中的一派，经荀子和韩非演变成了我们后世所说的法家。西汉的太学，虽然已经是国家学校，但教学模式，大抵上模仿杏坛。再后来，这种传统被书院所继承，形成了古代中国式高等教育传统。佛教也有类似的传统，那烂陀[2]的佛学学园，就是一种神学院，而这种学院传统，今天在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寺中，还能完整地保留着。在这些佛学院中，学员分属各个学习单位，采用集中讲经和讨论驳辩结合的方式学习。在学习佛经的同时，也学习必要的医学、文学、天文、矿物等知识。
可是，只有西方的大学，经过工业化的洗礼，演变成了今日的大学，而东方的类似的学校，反而在西方的入侵和自身国度的现代化过程中，变成了西方现代教育和学科体系的牺牲品，传统中断甚至被湮灭了。
毕业生之与母校的荣与耻
除非一天学没上过的文盲，差不多是个人就有母校。母校虽然不及母亲对一个人来得重要，但在人的一生中，影响绝对非同小可。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多半是在各个层次的母校中完成的。就像母爱没有功利心，一般人都觉得学生时代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一样，母校对于自己的学生，不应有人情冷暖，人面高低；学生对于母校，按道理，也应该是不嫌母丑，不嫌家贫。反过来，母校也不该嫌贫爱富。这其中，母校的人，都是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所应当做得更好一点。
凡是毕业出去的，做得好，固然可喜，可以引以为荣；但做得不好，比较潦倒，甚至犯了错误的，也犯不着引以为耻。只要在这个学校里学习过，而且毕了业，就说明这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学业，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是个合格的学生，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严格说来，只有引学生的成就为荣的份儿，而没有以什么学生为耻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毕业出去的学生之耻，就是母校老师之耻，我们可以为那些犯了错的学生感到难过，但绝对没有资格大剌剌地放言，哪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毕业时是个合格的学生，不等于毕业出去诸事遂顺，无灾无害过下去。人是会变的，毕业时的老实孩子，在社会上混迹多时，也许可能变成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毕业时的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很可能出去以后，混得相当好，丑小鸭变了天鹅。更为可能的是，某些看上去事业很辉煌的毕业生，亿万富翁，说不定哪天破了产，一贫如洗，某些政坛高官，声名显赫，权势更显赫，不知怎么一个马失前蹄，突然之间变成了腐败分子，从九天之上，堕入九地之下。这些上天入地的变化，母校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顶多，做个看客。混得好的学生，可以说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母校的栽培，但母校的老师，自己不能跟着这样沾沾自喜，否则此人突然混不好了，跌入十八层地狱，那老师是不是也该分担一点责任？
所以说，现在的学校，尤其是学生最后走向社会的台阶——大学，不能太势利，对于能给自己学校带来荣誉、资金和各种资源的著名校友，引以为荣固然可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是人，谁不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校庆聚会，毕业生返校，给著名校友一点优待，加点荣光，捧上一捧，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些人给母校做了贡献呢？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可是，千万不能动辄说哪个毕业生是我们的耻辱，人家要问，你们凭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此人早就不怎么样，那么当年你们为什么让他毕业？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里，出了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地震时自己先逃的中学教师范美忠，一个是著名的金融大亨，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王益。前一个，他的母校的领导，已经放出话来，说是引以为耻。后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北大的光荣，现在，此公出事了，母校的领导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什么也别说最好，而且连前面说的，也应该收回来。做事，像一个老师的样子，别让自己的学生寒心。地震先逃的老师，未必十恶不赦，只是临事而惧，本能的惊慌而已。他之所为，跟母校的教育，能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一个大贪官，不管有多少隐情，毕竟做了大坏事。母校那么多年引以为荣，吹了又吹，为自己此前的吹捧，道一个歉，总是必要的。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3]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的红薯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关系，只要跟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的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西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耀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会让人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的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质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得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形势比人强，面对向钱看、重效益、善作秀的教育大跃进，我们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是，给那些还有心读书的学生和老师，留一张平静的书桌，行吗？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而争论的时候，殊不知全武行已经悄然升级，血腥地升级，一位政法大学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学生砍断了脖子。[4]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
为了什么呢？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有学生在网上发帖，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未经证实。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师生反目，乃至于挥刀相向，显然，不是一些什么凶手自陈的理由所能解释的。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师生关系，是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成分，所谓“五达尊”天地君亲师，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崩解，但传统的观念不见得会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学生杀老师，毕竟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心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其实过去还没多久。“文革”后师生关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高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赐予和接受的奴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拿不到学位。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我们的大学，实在是比衙门更像衙门，一个具有超级垄断地位公司的衙门，一个充斥了铜臭味的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利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的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目，出人命倒也一点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但愿。
新的学年开始了，大学里有变化吗？
新学年开学前夕，碰巧和一位年轻的银行行长吃饭。行长告诉我，他们最近两年进的年轻员工，都是从各个重点大学万里挑一挑来的，但进来之后，从洒扫应对，到业务报表，都得手把手地教。我问：难道金融专业的人，连基本的业务报表都不会做吗？答曰：什么专业都一样，什么都不会。最后，这位行长问我，你们大学里到底教些什么？我顾左右而言他地回答说，我们在上课。
是的，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就是给学生上课。但是年复一年，总有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说，四年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学生进入社会，一要做人，二要做事。但是我们的大学，却在这两个关键点上对学生难有助益，工科的学生，也许还可以在学校里学点做试验的技术，人文社会科学，除了毕业生成绩单上那连串眼花缭乱的课程与成绩，似乎什么也剩不下。
大学里按理是应该培养创造力的，可是到目前为止，上课宣讲义，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状况，似乎模式依然，每逢期末考试，复印听课笔记的人，相望于道。据说，在大学里，买台复印机开个尺幅小店，月入数万，不成问题。据学生讲，现在的大学老师，照宣讲义和插科打诨者最多，后者比前者受欢迎程度高些，但结业考试，一样要背笔记，所有答案，以老师讲的为准。照例给学生开列的参考书目，谁也不看，老师也不会追究，甚至都反映不到老师的讲义中。这样的课，属于标准答案式教学。人世间的真理由老师给出，学生只需要将之背下来，答的一字不差，就OK了。这样的教学，学生即使学得好，也不会因此而学会收集信息，查阅资料，更不会动脑筋思考，学会质疑。学得越好，离创造性越远。
其实，现在的大学，说创造性，几乎是一种奢侈，学生连基本的再学习能力，读书领悟，抓住要领都得不到，基本的查阅资料的能力也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处事态度和能力都差得很远，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家长和学校培养起来的不负责任的习惯，却在大学得到了强化和发扬。
大学的教学质量下降，社会上反应强烈，已非一日。有关当局的对策是，本科评估。我们且不说各个学校为了迎接评估进行的立体动员，也不说这种动员对学校的正常秩序有多大损害，甚至也不说因此而带来的有组织的大规模造假，对师生造成多大的道德伤害，但说这个评估本身，不仅没有改善本科教学的状况，反而把这种标准答案式的教学极大地强化了。所有评估的指标以及指标的检查，主要是围绕着一件事展开，就是把教学过程程序化、固定化。统编教材，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案，教案，精确的教学进度，统一的判分标准，给分模式，甚至统一的学年论文，实习报告的评语模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讽刺说，如果真的严格实行这样的教学，那么各个大学可以不聘教师了，由教育部按学科、课程统一制作相关的光盘软件，上课的时候，各个教室闭路电视播放就是，顶多再加上监视用的摄像头，聘一些喜欢管事的居委会大妈，统一监视课堂状况即可。这样做，大学的成本肯定下降。
现在，比较有上进心的大学生在大学里，最忙的事是上各种名目的班，考各种有用没用的证书。从前上大学，据说外语还能得到加强，现在这个便宜也似乎开始渺茫起来，凡是想在外语上有点长进的，多半得指望新东方。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学里本该学的东西学不到，一些学生开始寻求体制外的补偿，最后，补偿变成了替代，学生花在校外补习上的金钱和精力都大大超过校内的正常课业上的消耗。
进了银行万里挑一的学生，尚且什么都得从头开始，就业部门的职业培训负担极重，承担了本该由学校承担的任务，那么那些万分之一之外的学生呢？目前大学生就业如此之差，大学的教育，无论如何，难辞其咎。再不改变，每年成百万地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用不了多少年，不是大学破产，没有人来读，就是失业人口造成社会动荡。
都说中国大学像中国足球，还别说，真的有了红黄牌。据报道，教育部给几十个大学和职高的专业亮了红黄牌，其中亮红牌的都是一度赫赫有名的热门专业，当年考生挤破门的。亮了红黄牌，说明这些专业就业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