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不要把领导同志讲的什么话都说成是“指示”，正如他对于人家叫他“首长”一样地厌恶说：“什么手掌脚掌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地，上下各级仍然是“首长”遍地走，“指示”满天飞。连芝麻官也算不上的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也是首长，甚至比真资格的首长还“首长”。他们常常把村民弄去指示一番，包括罚款，关押，殴打这种动脚动手的“指示”在内。
指示古已有之，皇帝老倌的指示就叫“圣旨”，那是金口玉言，最高级的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的，或听而不五体投地的，轻者要挨“廷杖”，或者被充军到蛮荒之地，重则推出午门斩首，把你那个长着爱发议论的嘴巴的脑袋砍掉。那是“朕即国家”、皇帝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时代必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可说的。
奇怪的是，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到了“文化大革命”，不特指示到处有，而且有最高指示和相应而生的次高指示。实践证明，那也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并且据说一句可以顶万句，谁要不听，那就用枪杆子和监狱等专政工具以及“造反派”打手这种新工具来对付你。你就是“三反分子”。你还要狡辩，那就犯了“恶攻罪”。这是红头文件上规定了的，犯了“恶攻罪”就是罪大恶极。虽然已经进步到不再推出午门堂而皇之地斩首，却可以叫你不明不白地失踪，死无葬身之地，多么高级的大官也不能幸免。像张志新那样先割喉咙然后枪毙，那是明正典刑，死得其所了。
至于那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常常受到造反派的“勒令”，那当然也是一种“指示”，是派生于最高指示和次高指示的。不言而喻，必须遵命惟谨。否则你便会有请不完的罪和流不完的辛酸泪之灾了。
如果要回到中国农民领受着“人民公社社员”光辉称号、高呼“人民公社好”的口号，被推进准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里去，幸福地吃着大锅饭，热烈地干着“大跃进”的伟大事业，搞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大办这个那个，日夜轮番苦战的时代，那大小干部发的各种各样的话都是指示以至勒令。而且农民，不，应该叫公社社员，是非听不可的。他要不听那基层干部的指示，不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得罪了他们在公共食堂里掌匀的“掌勺大将军”，轻者饿肚子，得浮肿病，重者就叫你永远休息。
后来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各等级的以及各种组织所发出来的“指示”、“通令”、“勒令”就更多，你必须——遵守实行。你的脑子和一切行为，都要纳入最高、次高和各种高度的指示的规范之内，于是乎普天之下，读一本书，唱一种歌，演一种戏，跳一种舞，按一种思想去思想或不思想。而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出的带有权威性的指示所规定的了。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的灾难就来自这些指示，中国人的可悲就在于听从这些指示。爱发指示的越多，爱听指示的人越多，中国的灾难就越大。幸喜到了最后，“四人帮”的指示没有人执行，不仅没有执行，而且把他们发指示的口也封起来了，要不然真不知道中国要走向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