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过，这次与来氏的《罗织经》不同了，改成了预先制定口供，等人犯来认账。最大的“改进”就是迫害狂、虐待狂们把只利用社会流氓“告密”的办法，改成了太监、文臣、特务、流氓并用，组成了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酷吏体系”。
——酷吏利害逆考：
其实，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卸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这本来并无多少异议。不过，既然酷吏手中握着的是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会有个度的把握。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的界线，一旦突破这个界线，就可能遭遇到来自平民的反抗，使施暴者也反过来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权力是平民维护权益边界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的时候，皇权也会将其义无反顾地抛弃，皇帝杀酷吏也就成为其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西汉是出酷吏的朝代，前有张汤，后有尹赏。尹赏曾任江夏太守、执金吾（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他在将死之际，向自己的儿子传授为官之道，“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慎毋然！”意思是，如果在官场不能做一个正直的官员，那索性就做一个酷吏，以残酷的手法去为政，用严刑峻法来整肃百姓。这样做，即使有一天犯了罪被免官，过不了多久皇帝就会想到你曾经的政绩，重新起用你。换句话说，如果你因为软弱平庸而被免官，那么你将会永无出头之日，这种羞辱对于官员来说比犯了贪污坐赃之罪更令人感到可耻。
尹赏干了一辈子酷吏工作，在临终之际的现身说法，可谓一语道破专制统治下的官吏任用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权力集团动不动搬出儒家经典来教化子民，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更喜欢那些挥着权力大棒的酷吏。尹赏这句话是对自己一生官途的总结，他的经历就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在粟邑、频阳两县都担任过县令，就因为手法太过狠毒而被免官。但时间不长，又再度被起用。起用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酷名远扬。就连首都长安的社会治安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皇帝都会想到尹赏。他从一个地方县令直接被调拨到长安县令的位置，皇帝对他非常信任，让他“一切便宜从事”。怎么有利于工作，你怎么干！
酷吏出身的尹赏走马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打造出全国一流的黑狱。史料记载，尹赏“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花这么大的力气建造一座关押犯人的“虎穴”，对于尹赏来说是值得的。这个巨大的人间地狱建成后，尹赏决定试一试它的威力。他将长安县所有官吏召集起来，决定来一次“打黑”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官府出动了数百辆警车，将长安城里有黑社会嫌疑的人全部抓捕归案，然后投入“虎穴”。几天以后，数百人就这样被活活闷死在地牢中。
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横扫一切的严刑峻法就是传说中的“法治”。酷吏使用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的主子，让自己在权力集团内部的利益分肥中能够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酷吏之酷的出发点，与为民解忧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群手握合法伤害权的大流氓去消灭手握地方“黑权力”的小流氓。
尹赏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长安城的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尹赏也因此受到嘉奖，升为江夏太守。尹赏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潜规则”或者“隐权力”的勾当。酷吏的手段看着够威够力，但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张汤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酷吏因为诛杀盗贼及吏民太多，就是对官家权力边界的更深的侵入，侵入带来的反弹或反抗会成为受伤害方的利器。受伤害方的被伤害是有底线的，而酷吏的疯狂一再打破伤害底线总要导致风险递增。尹赏的结局比张汤要好得多，虽然他因为“残贼”之罪被免官，后来还是被官家重新起用，任右辅（即右扶风郡）都尉（军区司令），不久升为执金吾（首都警备司令）。尹赏在官场的升迁与他暴力执法是成正比的：残暴指数越大，官运指数也水涨船高。
分析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梳理出酷吏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普通老百姓的压迫有个度的把握，但是酷吏们在操作过程中，往往会一再试探这个底线。这样就激起了很大的民怨，但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就有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西汉酷吏宁成被免去官职，汉武帝想要任命他为郡守。这时候，御史大夫公孙弘劝阻道：“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意思是说，用宁成治民无异于用狼来牧羊，狼会将羊都吃光的。汉武帝没有听从公孙弘的建议，还是任命宁成为关都尉，后又升为太守。当地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歌谣：“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可见老百姓有多么怕他，怕他比怕正在喂哺幼虎的母老虎还厉害。这样的虎狼官吏，正是官家统治的需要。汉武帝也不是傻子，他又怎能不知道宁成的虎狼之名。皇帝自然有皇帝的利益计算，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权衡：那就是虎狼酷吏治羊群使羊群驯服有害，还是他们残害羊群更有害。
在这种权衡之中，官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当虎狼酷吏残害百姓突破官家权衡的底线，他们就会打开权力的藩篱将酷吏关起来（下狱或者免官）。时间不长，如果哪儿的羊群不听话，官家又会将藩篱打开放虎狼入场。如果这帮虎狼野性太甚，侵犯到权力集团的总体权益，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死得很难看。如西汉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一个月将自己所辖郡县河内的地方豪强全部抓获，并且诛杀，受到牵连的有上千家。为了和时间赛跑，王温舒发挥了一个酷吏应有的聪明才智。他上任的时候是九月份，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死刑犯当年结案，否则就不能执行。为了赶时间，王温舒让郡政府准备五十匹马，预先等候在河内和首都长安之间。按规定，死刑案全部要报朝廷核准，一些有权势的当事人以为，从河内到长安往返需要很多天，还能来得及动用各种关系消灾。哪里晓得王温舒会用五十匹马接力传递，两天后就拿到朝廷的批文。王温舒是个快刀手，他将这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一天行刑，流血十余里。但王温舒最后的结局是被朝廷诛灭五族。
第二种结局：酷吏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成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用来安慰官员的心。在中国古代的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唐代酷吏索元礼，见武则天召见大臣的时候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于是揣摩出武则天肯定需要掀起一场清算李唐旧臣的风暴，于是上密状，诬告那些不服管教的大臣，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提拔。皇帝掣肘大臣需要人手，有索元礼这样的恶狗在大臣们身边转转看看，官员们会谨小慎微得多，皇帝也会睡个安稳觉。
第三种结局：皇家养酷吏，意在放狗咬自己的政敌。但是如果看家狗陷入疯狂状态，就可能危及到自身安全。皇帝从自身安全考虑，就会将其除去。汉景帝庶长子刘荣因侵占宗庙土地修建宫室犯罪，汉景帝召刘荣觐见。刘荣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酷吏郅都对待皇帝的儿子也是毫不留情。刘荣面对刑讯惊恐不已，便在中尉府自杀身亡。窦太后得知长孙死讯后大怒，在她的干涉下，郅都被杀。
第四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调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有点让他们狗咬狗的意思。周兴是武则天时期的四大酷吏之一，从小就专修法律。武则天用他，看中的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法律的见解。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暗示，他便会像闪电犬一样扑向猎物，然后摇着尾巴把猎物叼回来向主人邀功请赏。随着一条条人命的陨灭，周兴的官位也扶摇直上，一直干到司法部部长（司刑少卿、秋官侍郎）。一天，酷吏来俊臣邀他赴宴小聚。来俊臣是他老部下，并且两人还是同乡，这层关系非一般人可比。酒席上，来俊臣就审讯犯人向周兴讨教。周兴让他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犯人进去烤烤火，看看他能在里面扛多久。来俊臣站起身来，朝着周兴鞠了一躬，“周兄，我奉武皇之命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还请老兄配合审讯工作，入此瓮中。”没费什么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周兴这么多年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将他杀掉，改判流放岭南。流放对周兴来说，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作为酷吏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海深仇。周兴就这样上路了，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宋慕容修等人在《新唐书酷吏传序》中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这句话正中要害。不是酷吏敢于一再试探正式权力的底线，而是时代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威权。欲除酷吏，必先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