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壶带给我们平安，
咖啡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
让我们财源滚滚，
请驱逐所有邪恶，
赐予我们甘露与绿草。
——奥罗摩族祈祷文
奥罗摩族的咖啡仪式
在哈拉，咖啡豆是权力的象征，种植咖啡的族人是哈赖什人（the Harash）。城里的人会将哈赖什人禁足于城门之内，唯恐会失去种植咖啡的秘诀。非洲族长的头号保镖可以拥有一小片咖啡园，以显示他的地位。当然，原住民更是崇拜他们的咖啡壶，就如前面那段祈祷文：
咖啡壶带给我们平安，
咖啡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
让我们财源滚滚，
请驱逐所有邪恶，
赐予我们甘露与绿草。
我想我们都会为一大早起来喝的第一杯咖啡祈祷。这是一种无声的祈祷，一种当你精神还处于恍惚状态时而做的祷告。或许也可以这样念：“噢！神奇的咖啡，请让我熬过长途塞车之苦，让我在拥挤的地下铁能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情，也请你原谅我的上司，就如同你原谅我一样。阿门！”
加利族（Garri）与奥罗摩族的祷告就显得更严肃些。有些祭拜咖啡的仪式叫作“bun-qalle”。这是庆祝与性以及死亡有关的仪式，他们会将咖啡豆装入一只用来祭拜神的肥牛。加利人认为剥咖啡豆代表屠杀，所以祭司会咬掉祭祀用的咖啡豆的蒂头，然后再以奶油煮过的咖啡豆请长者咀嚼，吃后代表他们的力量会增加，之后再念祈祷文，然后将有咖啡香味的神圣奶油涂抹在参与者的额头。接下来，他们将咖啡豆与甜牛奶搅拌在一起，大家一边念着祷告辞，一边把它喝掉。
如果你对这个过程感到有点熟悉，那是很正常的。有谁曾参加没有提供咖啡的商务会议呢？咖啡的作用不但是脑力催化剂，也像加利族人的祷告辞，可以使我们的财富增加。因此准备商务会议时，提供一壶咖啡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看来，现代的商业办公室也只不过是部落的形态罢了，而bun-qalle仪式也像我们喝咖啡闲聊时的聚会，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最普遍的社交仪式。
在这里，bun-qalle仪式的两个特征，标志着它可能在世界上最早把咖啡作为神奇的提神饮品。第一个特征是，咖啡豆是煎过后才食用的，这种做法源于柯法王国附近的奥罗摩族人吃咖啡球的方式。同样住在哈拉以南几百公里的加利人，与奥罗摩族有很近的地缘关系，而且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将烘焙过的咖啡豆加入牛奶之后再饮用，这说明此种做法是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的事（公元600年），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咖啡和牛奶混合会导致麻风病。
另外一点更能显示出这项仪式的古老，就是加利人将bun-qalle和天神Waaq连在一起。或许我们对这位天神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祭拜这位天神的仪式应该属于人类史上最早的宗教活动。至于他们是否在祭拜天神的仪式上食用咖啡豆，就不得而知了。但我相信，加利族是最早食用咖啡豆的民族。通常，原始的人类发现可以使精神产生变化的药物时，都会拿它用来祭拜（今天被视为滥用药物的嗜好）。所以我认为，加利人将食用咖啡豆这项仪式应用到祭拜天神的活动里也不为过。
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奥罗摩族的文化里，咖啡豆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因此产生了另一种含有性象征的bun-qalle仪式。完成仪式后，人们必须禁欲一个晚上。这些都是人类学家兰伯特·巴特尔（Lambert Bartel）搜集资料研究出的成果。奥罗摩族的长老伽玛朱·玛加沙（Gammachu Magarsa）曾经告诉巴特尔：“我们将咬开咖啡豆的动作，比拟为婚后第一次性交，因为丈夫必须分开妻子的大腿，才能进入她的阴道。”
当咖啡豆的外壳被剥掉之后，人们将剥好的咖啡豆丢进奶油中，再用木棍搅拌。这根木棍是男性阳具的意思。有些人认为，一根死掉的木头不会“传递生命”或给予咖啡豆新生命，因此又将木棍换成一捆新鲜绿草。
搅拌咖啡豆时，人们还要朗诵另一种祷告辞，直到咖啡豆因加热而爆开，产生嗒嘶嗒嘶的声音为止。爆开的咖啡豆象征着婴儿出世，以及即将往生的人的最后一口气。此时，负责搅拌咖啡豆的人必须念：
Ashama，我的咖啡，
裂开吧！
将平安带给我们。
当你张开口时，请将所有邪恶的言语带走，远远离开我们。
咖啡豆被吃掉时便会“死去”，可是它也会带给那人新希望与新生命，这是奥罗摩族自古以来的传统。吃完咖啡豆后，仪式便会转向当天要讨论的大事，也许是割礼、婚姻大事、土地纠纷，或是危险的旅途。
在bun-qalle仪式中，有一件事必须注意：咖啡豆要被整颗加入牛奶里，并不敲成碎片。如果想要让咖啡的成分完全溶解出来，就必须先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然后再加入水这样的中性液体，这样就可以使咖啡豆释放所有魔力。而这种做法是留给比较黑暗、可怕的法术使用的，例如魔咒，或是晚上从事的驱邪仪式。
○
“听起来你应该是被骗了！”亚伦如此说。
亚伦是美国卫生专家，我是在等阿伯拉时认识他的。
“40比拉，那是很多钱哩！希望你没被骗。”他指的是我给阿伯拉买礼物的钱。
亚伦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评价很低，就像其他官员一样。他找到了一些可以证明他论点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埃塞俄比亚闹饥荒时，因为得到太多外国的支持，使得埃塞俄比亚人向外国人乞讨的习惯成为家常便饭。依据亚伦的说法，乞讨对于这些人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不管是真是假，我不能否认埃塞俄比亚的郊区到处充满了只有在美国才碰得到的乞讨方式，就是明显并不急需用钱的人前来跟我搭讪，为的只是想骗取几个比拉。
“嗯，我想你不会再看到你的朋友了。”亚伦肯定地说，“不如你跟我到房间看看我买的篮子，一个只要70美元。”
就在这时，阿伯拉准时出现，而且一切都安排妥当，我确定可以参与这次仪式。
“可是不要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他再次告诉我，“这些已经够了。记得不要喝他们在仪式中提供的饮料。”
唯一扫兴的是阿伯拉不能去，因为他得为准备学校考试苦读，但他有一位虔诚的天主教朋友答应带我去。
“天主教朋友？他会来吗？”我问。
“他已经答应我了。”阿伯拉的话听起来并不是很肯定的样子，“斯图尔德，我得问你，你今晚会戴帽子去吗？”
阿伯拉指的是我那顶又老又旧的草帽，之前在吉加·吉加被一位女士取笑的帽子。我想你也曾有过这种经验，当你真的喜欢某件衣物时，你会有喜欢到爱不释手的感觉，我对这顶帽子正是如此喜爱。
这是一顶澳洲款式的草帽，是我在美国一家连锁大超市找到的。它陪着我经历了无数风雨，当我到埃塞俄比亚时，草帽已经破旧得必须用布料缝补才行。它不但破旧，而且还很脏。我不敢洗，因为怕放入水中会马上溶解。尽管它已经破旧不堪，但我还是很喜欢它。我在每个国家遇到的人，都会对我的帽子有不同且特别的反应，尼泊尔人就曾幽默地出高价要把它买下，印度人也笑着赞扬它的独特价值，埃塞俄比亚人则认为它不卫生。
“你不能戴那顶帽子，”阿伯拉说，“至少今晚你不能戴，因为那会显得你不够尊重仪式。”他说着便拿出一条伊斯兰风格的丝巾：“你就用这个吧！来，我帮你绑上。”
“好吧。”我想他说得对，况且这条掺杂着白、蓝、红花纹的丝巾蛮好看的。阿伯拉用穆斯林信徒的方式，帮我将丝巾缠在头上。
“还不错，”他说，“你这样看起来还蛮像穆斯林人！”
“你要我乔装进去？”
“或许吧！反正你要走哈拉的夜路，这点子应该不错。”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邀他共进晚饭，他谢绝了。我还劝说他允许我寄《时尚》杂志给他，因为他正在为学校的校刊撰写文章。他离开之后，我在旅馆大厅坐下来等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很快到了晚上8点，9点，10点，但还是等不到人，旅馆的警卫也正在准备他的睡袋，这时前门突然传来敲门声。没错！是阿伯拉的朋友。我向他道谢，感谢他愿意陪我去。我也问他仪式是否已经结束，毕竟我们大约迟到了两小时，他说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快步走过哈拉一条漆黑的小巷。一路上，有许多蹲在路旁的男子向我们打招呼，还有一些羞怯的女性以微笑问候。
“他们以为你是穆斯林！”那朋友指着我的头巾说。
当我们远离市中心后，周遭变得异常安静，我的朋友也随之安静下来。据说，这条哈拉的路上到处游荡着以前各部族奴隶的鬼魂。也有些人相信，曾经被认为是雌雄同体的土狼，身上附有以前因为穷困而必须割除阳具、卖身为仆的小男孩的灵魂。根据18世纪法国旅行家安托万·阿巴迪（Antoine Abladie）的记载，土狼被认为是会攻击和啃食扎尔灵魂的狼人。
扎尔仪式中的咖啡
当我们走近举行扎尔仪式的房子时，我听到一阵歌声，表示驱邪仪式已经开始了。那位朋友对我表示要保持安静，然后我们溜进一间只有一盏小灯的狭窄房间。约有20人蹲在门口附近，一条肮脏的白布从天花板垂挂下来，将整个房间的一大半遮住。我们隐约看见白布里灵媒的影子倚靠在一张宽大的床边。白布前站着第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来迟了，不清楚那男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灵媒表现得好像已认出附在男子身上的灵体是什么，且开始说服灵体，如果他奉献三只脖子上有特殊颜色羽毛的公鸡，灵体便得离开男子的身体。
在房间里，大家互相传递着一杯淡色的液体，并且低声闲聊。我很庆幸自己没被发现。很显然，我乔装得很成功，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外国的穆斯林了。有些蹲在墙边的人开始前后摇摆，重复唱起有切分节奏的奇怪旋律，也有人把香丢到火盆里。
传统的扎尔仪式的开始可能是牺牲一对鸽子，或服用大麻、饮用酒类饮料，但一定少不了烘烤青色的咖啡豆，咀嚼完后再煮成汤汁。这便是所谓的“将盒子开启”，以便释放灵媒的力量，好让他能与扎尔的灵魂沟通。有人形容扎尔的灵魂没有脚趾，而且手上有洞，如果往洞里看，便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也有人说扎尔的灵魂有许多不同种族的美丽面孔，有阿拉伯人、白人或中国人。有些人认为扎尔（zar）这个词来自“Jar”，也就是阿高族（Agaw）的库施特语（Cushitic Language）中由天神Waaq所取的名字。
埃塞俄比亚的扎尔祭司通常来自渥托族（Wato）或渥罗族（Wallo），与今晚祭司的训练地渥拉湖，也是埃塞俄比亚最古老最神圣的地方名字相似。渥罗族号称是奥罗摩人的后裔，有一个时期，他们的魔法强大到让其他族人都望之却步。直到最近他们还维持着一种习俗，就是在特别厉害的法师坟上种植咖啡树。奥罗摩人说：世界上第一棵咖啡树便是天神的眼泪掉落在一位法师的尸体上生长出来的。
虽然这是驱邪仪式，但人们相信它是扎尔的灵魂和灵媒的一种谈判。他们认为只有灵媒可以接触扎尔，在必要时，灵媒会跟扎尔协商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在这里，咖啡的角色与印第安人用于宗教仪式的皮约特仙人掌所含的迷幻药一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点因为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知识系统三部曲》（Ways of Knowledge Trilogy）而得到广泛认知，而咖啡豆精灵的魔力有多大，还要看吃咖啡豆那人的体质与能力而定。
此时，一个女子站出来，在灵媒的影子前献上更多礼物。她饱受头疼折磨，这些严重症状会持续好几天。她一边说，灵媒的影子也一边颤抖。说完，女子就安静站立不动，换她的男性亲属开始说话。从他所说的话可了解到，女子受的苦不只是单纯头痛。
“是脑部问题。”阿伯拉的朋友悄悄对我说。
她常常发作，导致她有暴力倾向，破坏家具。有一回她发作时，还试图咬掉母亲的手指。她家人最后决定求助于扎尔祭司。在场的人也都为她的不幸悲叹，认为她的病情是典型的邪恶扎尔灵附身所为。扎尔比较会附在女性的身体，像骑马一样骑在她们身上，指使她们做出反常的动作，譬如以铁棍自残，可是伤口一到早晨都会神奇地消失。
这时，女子突然扑在地上呐喊，抱头颤抖，像是遭到了剧烈疼痛。灵媒盘问扎尔灵时，女子也跟着越来越痛苦。我的天主教朋友从头到尾都难以置信地摇头，表示对此无法认同。他们终于达成协议，也就是女子家人必须奉献一头牛给扎尔。接着，扎尔又提出不寻常的要求，他要求女子必须剪掉头发，独自带着剪下的头发到有土狼的原野，将头发撒落在地。
这时有人拿一把剪刀过来。可是当他们剪女子头发时，她突然指着我们的方向说，不希望外国人目睹。看样子我的打扮还是不够好。
于是我们蹒跚地走回旅馆，一路上阿伯拉的朋友向我解释，他对这种仪式抱有鄙视的态度。我对他说，在美国的电视上也曾有过类似的医治者。
“他们也用咖啡？”他问。
“咖啡的确很受这些人重用，”我说，“但他们通常要求以信用卡付款。”
隔天我就听说，那名女子前一晚撒在原野的头发，到了清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往摩卡港
埃塞俄比亚人发现咖啡能引起幻觉后，与他们比邻的国家也跟着爱上了这些令人着迷的豆子。有记载说，埃塞俄比亚北边的埃及人是最早染上咖啡瘾的。有些激进的学者更将埃及传说中的忘忧药（nepenthe）——特洛伊（Troy）王妃海伦为了减轻痛苦而服用的药物——视为早期的咖啡。
哈拉的咖啡最主要的转运方向是往东到红海，再以海运转运到也门的阿玛卡港（Al-Makkha），也叫摩卡港。在第一个千年，哈拉与摩卡港之间曾有大量交易，大多数的交易项目是鸵鸟羽毛、犀牛角和乌龟壳等一些必需品，当然，奴隶也是其中一项。阿拉伯人是恶名昭彰的奴隶贩卖者，他们会大张旗鼓地买入奴隶制度的牺牲品，这些人被称作辛吉（Zanj）。可是辛吉人很喜欢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喜欢阿拉伯的甜食。根据中古时期一位阿拉伯作者的说法，辛吉非常敬畏阿拉伯人，敬畏到会拜倒在地上高喊“欢迎你们，来自枣子国的人们！”阿拉伯人会以甜美可口的枣子拐走辛吉人的孩子，诱引他们到阿拉伯。
1000年前，这里的奴隶从哈拉前往红海沿岸需要花20天。要卖到土耳其做奴仆的男孩，在路上已经被阉割了，有近一半奴隶在前往红海的途中死去，而咖啡树就会从他们留下来的物品中出现和生长出来。
现在我只花了三天就到达红海。我在哈拉城搭上了一辆便车，到达埃塞俄比亚唯一有铁路车站的德雷达瓦。我要搭的那班火车迟了一天才来，但还是很值得。这列火车有20世纪的法式浅蓝色车厢，头等舱的座位是老式的折叠椅，椅子的布套旧到只剩肮脏的碎布条。因为机器老旧，这趟原本12小时的旅程延长至两天。我之前曾在印度待过，对于这种延误也就见怪不怪了。通常在这时，我会闭上眼装死（或说，我希望自己真的死了）。
终于到了终点站，也就是吉布提（Djibouti）的港口。一位13世纪的伊斯兰教朝圣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如此形容吉布提：“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不友善，而且最臭的城市。”吉布提人喜爱吃骆驼肉。从现在的认知来说，吉布提是个国家，其实它也是个到处有酒吧和妓院的法国军事基地。我的第一个停留地是一家咖啡厅，于是我点了一杯冷饮来喝。
“你讲英文吗？”问我的是一个肚子大大的、穿着格子裙的男子，他坐在隔壁桌。
“是的。”我说。
他研究了我的帽子，然后说道：“喔，美国人！太好了！我会说12种语言。”他继续说：“我到过全世界的港口，像开罗、亚历山大、威尼斯、纽约、雅典、悉尼、香港……”他不停地说，原来他是个退休水手。
“现在我终于回到了吉布提。你喜欢这里吗？”
我扬起眉毛表示喜欢。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他问。
我表示要找一艘船到摩卡港。
“摩卡港？你为什么想去那里？”他惊讶地看着我。
“为了咖啡！”
“你要去也门喝咖啡？”他将我的话翻译给其他人听，接着便是哄堂大笑。“朋友，今天没有船会去摩卡港。”
他向我解释，昨天厄立特里亚（Eritrea）侵略了也门位于两国间的小岛。现在红海到处是双方的军队，听说也门的飞机与军舰已经开始轰炸可疑船只。
“但你很幸运，我一位朋友的船今天正好要离开吉布提。有些人已经等了两星期，他们并不担心被炸，都急着要去摩卡港。如果你想去，就快一点！”
他朋友的船大约30英尺长，看得出之前是以鲜艳色彩漆成，但现在已经变成灰色了。船上除了船尾有个像茅舍的简便小屋、一根最基本的桅杆（上面没有帆布），其他空无一物。没有收音机、没有电灯，也没有任何紧急医疗箱或急救设备，厕所则是一个悬在海上的木箱子。这艘船连甲板都没有，只是一块绿色的大帆布盖在一堆箱子上面。船上坐着15位索马里难民。
虽然不像样，不过这艘船还是可以航行。我与阿布都·哈格船长迅速谈好价钱（30美元），跳上船，五分钟后便出发了。这时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天空充满金黄色的夕阳余晖，大海则变成深紫色。我心想，明天就要到也门了。当我们接近港口时，船只慢下来，接着只有溅水的声音，因为船只引擎已经关掉。
“今天风太强了，”在我旁边的一位14岁索马里男孩说，“我们明天才能启程。”
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姐姐阿莉一起被送往也门亲戚家，可能要住到战争结束。他长得很秀气，身材纤细，眼神温柔，还有性感的厚嘴唇，如果他穿女装，我会误认为他是女孩。他问我，美国也有军阀？“喔！当然有！”我回答，每个大城市都会有一个军阀。他和阿莉有些惊讶。他们又问：“美国那些军阀会有坦克和枪支吗？”我回答：“坦克没有那么多，但是枪支可多哩！”我认真地告诉他们，美国许多地区跟摩加迪沙并没有两样。
我们聊了几分钟，不太会讲英文的穆罕默德（但比其他索马里人讲得要好）给我一个礼物。
“这个给你，”他将一叠索马里纸钞放进我手里，“拿去！”
但我拒绝了。索马里难民不应该给美国旅客钱，应该是反过来才对。我也没打算给他们美元答谢。
“不！不！不！”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要，一定要！”他又把钱塞回我的手里。
“拿去！”
“这些钞票的确很漂亮！”我说。这些纸钞差不多值1500多索马里先令。“我不能拿，你疯了！”
另一个英文比较好的埃塞俄比亚人插嘴说，现在索马里政府已经不存在了，这些纸钞已经不值钱了。我才勉强收下那些漂亮的纸钞。穆罕默德对我知道纸钞不值钱后才肯接受他的礼物感到非常讶异。
阿莉也很烦恼，因为她到也门后就必须戴面纱。她开玩笑似地将长袍围到脸上。
“不好看，不好看！”她说，“我的国家不用戴面纱。”
她美丽的脸蛋有阿拉伯与非洲的混血血统。她一直给我茶和饼干，最后我也将我的阿拉伯英文辞典给她。
大约凌晨两点多，他们将珍藏的宝贝物品拿出来，是卡西欧电子琴。我为他们弹了一曲莫扎特A大调钢琴奏鸣曲，但他们好像只对电子琴的自动节奏控制比较有兴趣。我听着金属般的巴西新爵士在微风中奏响，回想起咖啡被送往也门的时期，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孩子绝对会被转卖为奴，而现在他们只不过是难民，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算不算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