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二 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
”（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容，胡适说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报道，确切的讲题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胡适说：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
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转引同上，75页）
10月22日的《申报》也有《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报道：
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转引同上，75—76页）
综合竺可桢日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和《申报》的报道，胡适这次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就清晰了。此后1949年3月27日，他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都是自由主义者，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的“民为贵”，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王充、范缜、韩愈等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颜李学派反对帝王推崇的朱子学派，都是在争取思想自由。结论就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他之所以一再将自由主义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自由主义的新枝丫，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自由主义本土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理念。
此前1948年9月4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说《自由主义》，在讲了“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后，他话锋一转：“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他列举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也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无限权力、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来。
为什么会如此？胡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号，但他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基本内涵：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渐进地改革。他强调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反对派的容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从而养成容忍异己的度量和风气，这才是近代自由主义当中“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他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到了近代以后还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以立法手段，达到一点一滴地渐进改革的目的。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容许不同声音、反对党派的存在，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一切不仅是和平改革的前提，也正是自由主义的生命所在。接下来，他在浙大和台湾的几次演讲，都以自由主义为主题，如此密集地讲述同一主题，在他一生中罕见。他一辈子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努力，至此已接近尾声，即将失去的痛苦已萦绕在他的生命周围。
胡适这次到浙大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
当年胡适养病西湖畔，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有诗人徐志摩，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一脉，在古老的土地上植下的是新种子，并不像胡适说的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恰恰是传统中所缺乏的。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身影，就是几年后在西湖边寄一袋桃花给诗人的储安平，若干年后，他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传人，《观察》周刊的创办人，继《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之后赓续了这一新的传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属于自由主义，胡适与储安平也很不相同。他们的书生论政并不一样，胡适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彻底否定的姿态，他始终没有在《观察》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另一个也属于自由主义这一边、与他们差距更大的杭州人张东荪，属于中间偏左，或自由的左翼。胡适走了，储安平和张东荪选择了留下。在变幻莫测的20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曾参与创造摆脱“衰世”的历史，他们的肉身却一个接一个被历史的阴云吞噬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5．《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6．《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7．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
8．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