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