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因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8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20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在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
程回忆，1939年11月，在重庆为陈布雷庆祝50生日，饭后有人提议陪他雀战一番，自他离开记者生活后，就极少有此娱乐。银行家钱新之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陪他，戏称“四位记者打麻雀”，推老记者于右任观战，打了八圈，再喝咖啡谈天。那天晚上，陈布雷的神情“真是和谐而愉快”，多年未见他那样“轻松而活跃”。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以言论报国终其身，而陈布雷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