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雨欲来，浙江省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关于学生自治，“本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校几年我们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哪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有什么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
学生自治不是因为学生已经具备了自治能力，而是一种开始，一种训练。自治的时间不长，但在有些方面已显示出效果。比如禁烟，以前学校用了多少办法、多少手段都没有能解决的；通过自治解决了，比如学生管理食堂也大有改进；比如请假制度也落实得更好了。
关于改革国文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学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作为师范校长，不是单单要制造出几个学生，设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当然也要教授，他说只有在提倡白话之后才可以讲教育，要讲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国文教授。
关于学科制，乃是针对学年制提出来的。他认为学年制的缺点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破坏学年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成几个学分，分几年修完学分，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当时已在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
早在革新之前，浙一师的语文课就已部分采用白话，他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有教师因为反对白话文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1919年4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倡导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的，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
他要把我们个个都教育成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教育实践中的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这个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现代型的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中国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这一切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那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发生这些事他并不知道，再说他并不干预学生的课外生活。
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叫《独见》的杂志，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与施存统们针锋相对，共办了10期。
其实，这只不过是守旧势力的借口，关键是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人攻击他“在校刊行《浙江新潮》，提倡过激主义，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冀以破坏数千年来社会之秩序，洪水猛兽，流毒无穷。……”还有人攻击他“贻害青年，灭伦伤化”。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浙江一师风潮的最后结局虽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校长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他拒绝接受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并立即离开杭州，决不苟且，尽管他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他很少有时间游玩，但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了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叹“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同年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日记中说：“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主要参考书目：
1．经纬鹰编，《经亨颐诗文书画精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杭州第一中学校庆七十五周年纪念册》，1983年印。
4．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
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