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在哪里？猜一猜吧。
如果你是银行系统的读者，大概早就看明白了：
首先，来驻京办飞钱业务的，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这样，驻京办的手里就总能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活钱。这些钱有走的，也有来的，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的总量。
飞钱对于他们，虽然是过手钱，可是一样可以花、可以放债。驻京办，最需要的不就是钱吗？
其次，过去交通不方便，钱能飞，人不能飞。从京师到剑南道，起码得走两三个月。那么这笔钱放在我这儿三个月，我是不会给你利息的。它在我手头期间，我拿去放债，所产生的利息，对不起，那就是我的收益。
这个业务，并非朝廷批准的，而是各地衙门和民间达成的默契，算是制度创新吧。
唐宪宗的时候，大概看不惯地方政府在他眼皮底下这么取利，就下令禁止飞钱。
钱不准飞了，商人就只好囤积起来不用。越不用，流通的货币就越少。货币的总量一少，物价就下跌，到处是百业不振的样子。
这倒是稳定了市场，不过死也是一种稳定，那有用吗？
为了拉动内需，几年以后，宪宗只得又开禁，但是肥水不能流入地方政府，他规定商人飞钱要通过中央的财政“三司”（盐铁、户部、度支），每飞1000钱，收手续费100钱。
商人立刻大哗：要杀我们你就趁早讲！
结果，没有一个去“三司”飞钱的。
宪宗没办法，只好又改政策：免费了，你们就尽管来飞吧。
这个飞钱制度，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外地。飞钱的人，也不仅限于商人了，知识分子和官员也有飞钱的。
质库：唐代的质库（典当业），是由南北朝的质库延续而来，但规模比南北朝的要大得多。南北朝时，人们所用的抵押物，大多是动产；而到了唐朝，不动产多了起来，主要是田地，也有房屋。
《资治通鉴》里讲到过一则逸事，说是魏征的玄孙因为沦为赤贫，把房屋典当了，无力赎回，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心有不忍，便奏请皇上，愿以自己的私财帮助赎回。
隋唐时期专办抵押贷款的机构，仍叫做“质库”，但不再由寺庙经营，而是独立经营。其法人代表，也转为商人、官吏和皇亲国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家，就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质库。
质库是一项有油水的事业，有钱有势的人乐于经营，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唐朝对保护弱势群体财产也设定了一条底线。
当时规定，农民的“口分田”、“永业田”不得典当，因这是农民的保命田。如果典当行违反了规定，官府就要追究。在审理此类案子时，土地要无条件归还本主，而典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官府则不管。
只有那些因为到边地服役，或到外地任官，家中无人守田的，才允许抵押口分田。
唐朝的统治者，好歹知道土地无条件流转的口子不能开，连保命田都没了，人能干出什么事来，那不是傻瓜都知道？
一般能典房子、典地的，都是或者曾经是大户人家，瘦死的骆驼大于牛。至于贫民去典当的，那基本就是临时换点小钱花一花了。
当时针对贫民的典质机构，就是专营小额押款的当铺。贫民家里拿得出手的，只有家用的物件，比如衣服、器具之类。在《太平广记》中有一条关于唐朝人的逸闻提到，那时哪怕是睡觉用的木枕，也是可以拿来典当的。
贵族官僚们办的质库，并非法律允许，但是基本贯穿了整个唐代。“刑不上大夫”，谁能管得了？直到唐武宗统治的最后一年，才有禁令，禁止他们私设质库“与民争利”。可是唐武宗一死，他的政策大多都被废弃了。
一部中国历史，不允许权贵“捉钱”的皇帝本来就很少，能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就更少。
柜坊：也称做“僦柜”，相当于现代的保险箱业务。
柜坊业务有一个发展过程，先是城里的店铺为方便过往商旅，设立了柜坊为客人保管财物。后来柜坊渐渐独立出来，专办寄存业务。
这就有点像储蓄银行了，也有点像现代的信托业。当时把寄存钱财叫做“锁钱”，这非常形象。柜坊里的保险箱就叫“僦柜”，钱放进去要锁上，客户存了东西，要领取一个凭证，还有钥匙。
那时客户不单是委托保管钱财，还有寄存奴婢或寄存牲畜什么的，可见柜坊决不只是一间小店铺而已，起码得有客房、食堂和马厩之类的，俨然一个大户人家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药店和外国人开的店铺（俗称波斯店）也兼营存钱业务。
由柜坊、药店、波斯店代管的钱财，客人可以直接提取，也可以把领取凭证转给他人，作为一种支付。
《太平广记》里，就记录了好几条关于唐代柜坊的事。《太平广记》是宋人编辑的书，收录了从汉朝到宋初的大量野史笔记，虽然都是逸闻，但也可以折射出一些事实。
有一则是说，过去有两位知识分子——卢生和李生，隐居在太白山，练习道教吐纳导引之术。卢生学成了，先行离山而去，后来遇到李生，见李生潦倒，还背了一屁股债。
卢生便问：“你所欠官钱多少？”
李生答：“两万贯。”
卢生就给了他一根拄杖，说：“拿这个到波斯店里取钱吧，从此可以安心学道，不要再糟蹋自己了。”
波斯柜坊的店主见了拄杖，大惊，问：“卢二舅拄杖，你何以得之？”不过虽然纳闷儿，钱还是如数给了。
这就是柜坊见凭证就给钱的惯例。
另外，在《太平广记》中有一条关于唐初名臣尉迟敬德的故事，显然是瞎编的，不过却透露了一个事实：很可能在唐代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支票——“书帖”。
书帖的作用，就是存钱人自己不去取钱，而是写好一个书帖，写明付款数额、取款人姓名、出帖人姓名，交给他人，就可以在柜坊取到钱。
《太平广记》的这个故事说，尉迟敬德在发迹之前是铁匠，曾写过一个书帖，送给一位穷困潦倒的书生，让书生在柜坊中取到了钱。
寄附铺：也就是寄卖店，既可为商民保管财物，也可代客户出售所寄存的物品。
唐代传奇《霍小玉传》里面，就提到过这个寄附铺。
小说中的女一号霍小玉，是长安城的当红名妓，年方十八岁，爱上了知识分子李益，两人山盟海誓，永不相弃。想不到李益被选拔做了官后，扛不住家中长辈的压力，最终还是娶了门当户对的卢氏。
霍小玉不知内情，在长安望眼欲穿，渐渐地就愁闷出病来，又经常拿钱托亲友探听情郎下落，把手里的钱也花光了，只得将自己的首饰衣物拿到西市寄附铺去寄售。
寄附铺能进入传奇小说，可见其当时已经很普及了。
金银铺：金银铺的业务，以打造金银器物为主，也兼营器物和金银买卖。当时金银铺比较多，往往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大的金银市场，名为“金银行”或“金银市”。
《太平广记》中就提到，唐代在苏州、长安和洛阳，都有金银行。
在唐代，民间都把金银当成货币来使用，可以流通，且以银为主。《资治通鉴》里多次记载，公私交易无论大宗小宗，都可以用银子支付。这个情况，比两晋南北朝更普遍，估计是铜钱不够用，金银自然就增强了作为货币的地位。
因此，唐朝的金银铺，不光是从事金银买卖，也从事金银兑换，以钱换金银或金银互换，当然也就兼做金银的成色鉴定业务。
注意，这一点和金银器物的买卖不同，这里是把金银作为货币来兑换。在中国历史上，直到出现钱庄之前，货币兑换都是由金银铺来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