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年），两钞才同时停止流通，这时候的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价比建国之初上涨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间财富，就这么被通货膨胀给“虚”掉了。
两钞停用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元末红巾军起义，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出了一个朱元璋，要来收拾旧河山、开辟新天地了。
所以说，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元朝的倒台，根子就在滥发货币上，把人实在给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书，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乱时，一般都从政治因素上来解释，说是因为“阶级压迫”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等。其实，封建社会的政治，从一个王朝开始就有问题，而触发它崩溃的，有时候却是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或者货币紊乱。
元朝，就是玩货币把自己给玩死的。
元大都后来成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处修了一座桥，命名为银锭桥。
这就是历史的暗讽吧？
——元朝总共才97年寿命，还比不上一位百岁老人活得长。在汉朝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库里有多少银锭，就发多少纸币，元朝，也许亡不了这么快。
实事求是讲，元末的统治者当初也并没坐等崩溃，他们还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两钞的乱象，终于引起了元朝高层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经大臣们讨论，在各地设立了“宝泉司”，发行了“至正交钞”，1贯值至元钞2贯。同时还铸了“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这是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至正交钞出来后，物价都要按照新钞票计算，市场最初见政府治理通胀决心挺大，也有所反应，以新钞标注的物价比至元钞标价压低了90%。
也许是乱世已现，朝廷大佬都没什么心思了，这次新钞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统钞背面加印了几个字而已。
新铸的至正通宝，从小平钱（标准一文）到当十，有几个等级。最有趣的是，还出了一种“至正之宝权钞钱”，背面镌有“吉、权钞”字样和记值。
“权钞”的意思，就是代表钞票。这说明，纸币在元末已经取得了本位币的权威资格。过去是纸币代表铜钱，现在成了铜钱是纸币的代用品了，两者位置互换。
在权钞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分”、“壹钱”、“贰钱五分”、“五钱”的记值字样。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铜钱价值单位，有人认为“钱”表示纸币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这次铸钱的时间极短，四年后，天下越来越乱，各地宝泉司也草草罢撤了，铜钱也不铸了。
新出的至正钞，初衷是打压通货膨胀，但是，元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为了钱眼珠都红了，一发行新钞又是海量，结果物价再次飞涨，纸币的信誉眨眼之间降为零。
很快，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手头的至元钞，市场都不再接受了，人们开始以货易货，或者只用铜钱。
元朝的货币问题，不光是钞票发得滥，而且伪币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
伪钞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但也说明情况相当严重。伪钞一多，交钞就更加不值钱。
除了伪造钞票以外，还有涂改真币的，把小面额改写成大面额糊弄人。
总之民间盗印户的原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就谁也别说谁了。
当货币贬成废纸之日，就是一个政权失尽人心之时。红巾军义旗一举，天下响应。
大元，就这样咽了气。
后来各股农民起义军也都铸了铜钱，有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尽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钞币却一直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终是以金、贝、盐为货币。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软硬不吃。
元朝开了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头
说了元朝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仅有，而且开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这就叫辩证法。
赈济灾民就不用说了，那是除了秦朝之外，哪个王朝都做过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创举是，从皇上到官员，都有“替民还债”的记录。
这里要说一下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年)，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业继承人。
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疏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