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仗直接影响到权威
彭德怀的胜利，意味着麦克阿瑟的失败，这在华盛顿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麦克阿瑟的权威。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卓越功勋，有关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干和指挥艺术，在美国老百姓眼里几乎是皇帝的新装，既没有人敢于冒犯，也没有人敢于开口。但是在1951年的这个冬天，裸身巡游的皇帝碰上了诚实的小孩。《时代》周刊把中国军队的胜利说成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著名的战地记者霍默·比加特批评说：“联合国军队布局不当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严重错误，都造成了敌人战略的成功。”《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则相当刻薄，它说美军的溃败是一次 “巨大的军事错误”，这表明了一点：麦克阿瑟“不能再被认为是军事问题上无上的权威”。
麦克阿瑟虽然也很沮丧——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从将军的电传报告中看到，这位前线最高军事首脑“已近乎惊慌失措”。但麦克阿瑟不认为他本人应该对美军的失败负责，而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北京不讲信誉”。麦克阿瑟的说法不仅让中国人贻笑大方，甚至会遭到华盛顿那些参谋长的讥笑。因为“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并非毫无建树，只不过这样的建树来源于另外一位指挥官马修·李奇微中将。
沃克将军阵亡后，李奇微接任了第8集团军指挥官。上任之初，李奇微曾问麦克阿瑟：“如果我发现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麦克阿瑟回答说：“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1951年2月，中朝军队停止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年攻势”，开始休整，李奇微认为他需要的“有利战机”来了，就决定趁中朝军队补充给养的时候发起突然反击。
李奇微的快速反击让正在休整的中国军队猝不及防，机动防御的困难可想而知，李奇微虽然占据主动，但彭德怀的阻击构筑得阵地相当有效，在勇猛而顽强的阻击下，李奇微每天也只能前进一到两公里，但是李奇微毕竟是在前进。2月底，第8集团军重新回到了汉城郊区，直到3月15日，李奇微终于重新占领了汉城。两周后，李奇微和彭德怀的两支大军又回到三八线上对峙。也就是说,经过李奇微和彭德怀的这一轮艰苦的拉锯战，双方军队都回到了6月25日战争爆发的位置。
在没有大部队增援的情况下，李奇微将中国军队逼退到三八线，说明了除偶然因素以外，最了解朝鲜战场形势的将军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李奇微。李奇微的胜利也向华盛顿表明，美军在中国军队面前并非不堪一击。麦克阿瑟曾断定朝鲜战场上或全军覆没或撤退的两条出路，一下子成了失败主义的表现。麦克阿瑟不愿意面对这个局面，他极力声称李奇微的胜利与自己有关，并在他的回忆录里不加掩饰地讲：“我命令他再次向北挺进。”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麦克阿瑟去世后不久，李奇微读到了这句话，既气愤又困惑。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这段文字旁的空白处，李奇微写道：他“从来没有（给我）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内部斗争何时休
在1951年的那个冬天，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的争议并不为人所知，华盛顿对于麦克阿瑟的失败和李奇微的胜利，也并非一定要搞得那么清楚，华盛顿关心的是战争的结果。这当然也是麦克阿瑟最关心的。无论李奇微的胜利多么令人激动，但是麦克阿瑟才是真正的统帅，而统帅要对最终的胜利承担责任，那时所有的胜利自然都会被记到统帅的名下。所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出了新的战略，以期扭转战局，实现最后的胜利。
但是在华盛顿，绝对没有任何人敢答应麦克阿瑟的新战略，因为他的战略是，允许他把中国东北地区纳入他的作战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麦克阿瑟要求获得攻击中国本土的授权。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麦克阿瑟声称，除非“联合国军”承担的义务有所改变，否则 “这种不断消耗最终必然导致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决定，战略上制订出计划，而这些决定与计划，在充分贯彻以后完全能对付各种现实情况”。
麦克阿瑟给华盛顿的电报已经让杜鲁门怒不可遏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麦克阿瑟竟然把这个电文作为一条新闻稿向新闻界发布，这就是他擅自向中国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他显然没有权利这么干。在这个所谓的“通牒”中，麦克阿瑟恫吓中国，要么承认失败，要么准备冒险。“联合国部队可能会忍无可忍，不再继续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而是要把我们的军事行动向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扩展，这将注定红色中国面临着军事崩溃的危险。”
未经美国总统和国会授权，战场指挥官竟然擅自将战争扩大到另外一个国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对最高统帅的藐视。麦克阿瑟对中国的恫吓，把杜鲁门发出的和谈声明一脚踹进了臭水沟，让杜鲁门总统的权威大打折扣。但是麦克阿瑟并不这么看。朝鲜战场的失败和僵持局面已经深深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如果不能战斗到最后取得胜利，那还不如现在就退出。作为一个一生从军、战功显赫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认为谈判是投降的代名词，他宁肯在战场上成为一名烈士，也不愿意充当政治懦夫神坛上的祭品。在他看来，与其通过谈判可怜巴巴地企求敌方同意休战，还不如冒着被解职的风险，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战略。
对杜鲁门而言，麦克阿瑟胆大妄为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当然是藐视总统权威。但是对公众来说，麦克阿瑟对中国的挑衅却与他勇敢的个性一脉相承，杜鲁门如果因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他相信美国人民会用唾沫把他淹死。如果他一定要把麦克阿瑟“从战场上拉回来”——杜勒斯参议员就是这么说的，至少还不能因为眼下这个原因。
杜鲁门的隐忍并没有阻挡麦克阿瑟一条路走到黑的决心，他终于还是越过了底线。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一份绝密函件发到东京的盟军总部。这是一份由总统起草的关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同时得到这份绝密函件的还有参加朝鲜战争各盟国的领袖。在总统没有正式发表之前，这个声明的绝密程度可想而知。然而麦克阿瑟竟然召见记者，宣布他准备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与北京和平壤谈判。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还写信给众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约瑟夫·马丁。在信中，麦克阿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麦克阿瑟认为，美国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是以牺牲远东为代价的。他警告：“如果我们在亚洲这场与共产主义较量的战争中失败，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胜利了，欧洲才最有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自由。”所以，麦克阿瑟坦言，除了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 “美国没有别的路可走”。
麦克阿瑟攻击美国的对外政策，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权力范围，等于是公然挑衅美国政府的政策。可悲的是，麦克阿瑟并没有把这封信作为一封私人信件，要求收信人保守秘密——事实上，他确信这位共和党资深参议员肯定不会保守秘密，才故意把信写给他，麦克阿瑟就是要让这位大嘴巴参议员公布他的信。4月5日，马丁参议员果然在众议院公布了麦克阿瑟写给他的信，他的理由是：“我有义务把我从一位可靠而伟大的人士处获悉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
完全可以想象，在获悉这封信的那个夜晚，杜鲁门总统是多么窝火。在当晚的日记中，杜鲁门写道：“这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他的目空一切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