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将道德的修养和品格的完善，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多少先贤曾立誓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进而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当成是至高的品格标准。
学识渊博的司马迁，一直把先贤衡量品格完美的标准，当成是自己修行的准则。于是他不顾冒犯天子，在刚愎自用的汉武帝面前替涉嫌叛敌的将军李陵求情。这正是义理之所在。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泱泱大国，历史源远流长。注重对历史的总结和借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品格。对此，司马迁的《史记》功不可没。
《史记》在历史学著作的领域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例。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具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特征：
其一，《史记》记事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当朝汉武帝时期，前后横跨三千年，把中华文明的源头整理得异常清晰，让后世之人能轻易地从中华文明的各种演变中，寻找和总结出规律性的演化与教训，这是此前所有著作都无法实现的。
其二，《史记》呈现给后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不是神，也不是工具，而是血肉丰腴的生命个体；历史事件亦不是单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因果。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学形式，使后世史学家创作有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板。
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另一项耀眼的成就，那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许多历史著作往往过于偏重帝王将相的事迹，而忽略了更庞大的社会群体。司马迁却站在一个特殊的高度，俯瞰社会大众，关注民生以及社会群体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真实体现了作者极为先进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在《史记》中，司马迁把项羽、吕后列入本纪，把孔子、陈涉列入世家，同时还为刺客、善辩者等立传，无不独具匠心，处处闪耀着作者智慧的光辉，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史记》不仅是一部光耀千古的历史巨著，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鲁迅先生曾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评价已经为大众所认可。
中国文学，自发源伊始，莫不以抒情和议论性质为主流，叙述性文学，甚至史学，因受制于体裁及叙述形式，往往显得较为单薄和苍白，在中国丰富蓬勃的文艺发展史上，显得枯燥而孤寂。
然而，《史记》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这种现状，推进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它不仅把客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演绎得如此生动，而且还直接成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艺术蓝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司马迁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才诞生了《史记》这部承传不朽的伟大著作，为中华文明史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史记》的价值和魅力是恒久的，同时也是多角度的，它不仅体现在文学上，而且还体现在史实价值上，以及那些历史人物的品格、胆识、智慧与谋略上。
原著中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套书精心选出最具现实借鉴意义的“本纪”“世家”和“列传”，省去了“表”和“书”。
《史记》既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也是此类文体的经典之作。善于望文生义的人，每每容易注意到其中“本纪”的“纪”和“列传”的“传”，却往往忽略《史记》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家”。三十“世家”，除儒学宗师孔子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之外，其余全部是皇胄之后或福勋之臣。他们因特殊的背景而跻身天下诸侯之列，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各诸侯王的成败得失，无疑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的面貌，让读者更深一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特质及渊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可以说“世家”是连接“本纪”和“列传”的桥梁，是贯通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部分，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一部分史实与人物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先生的襟怀。
编者在尊崇原著体例、忠实于原著内容的同时，也对原著中的篇目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将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以突出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在为人处世、才智谋略、道德修养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人物，使读者在阅读王侯将相和先贤明哲的行事风格及成败始末的史实中汲取经验，以史为鉴。
本书力求语言的简洁凝练、语意的通俗易懂、语句的通达顺畅，使读者在阅读时既有节奏明快之惬意，又有如饮甘泉之况味。期望这样的呈现能为读者开启进入中国古典殿堂的方便之门。评析部分将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同现实相联系，独家的见解或许会给读者带来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