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亚洲的大国，也是思想文化的原创中心，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融合了印度佛学与本土儒家、道家的中国思想先后辐射到东亚各国，奠定了亚洲文明的底色。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四周皆为大海高山、荒漠寒原所围绕，文化与地理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国人身居天下中心的优越心态。
特别是到了清朝开国，实行闭关国策，而此时西欧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开始突飞猛进。清政府作茧自缚，对周围世界发生的突变茫然无知，天朝大国的感觉依然故我。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惊醒了这个东方大国的千年迷梦，面对早已陌生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自己已被西方远远超越。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开始对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进行反思，并先后经历了技术—制度—文化三个层次的反省历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精英发现西方的强大在于船坚炮利，必须学习西方的工业科技，于是张之洞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革新者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应该保留中国的道德伦理作为根本。到了1894年的甲午海战，用西方科技武装起来的北洋舰队却不抵“海东小国”日本海军的一击，让国人痛定思痛，发现科技的先进只是表象，决定国之强弱的根本在于制度。于是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力主改革国体，君主立宪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20世纪初，复杂的满汉民族关系和多样的政治观念相互作用，君主立宪失败，辛亥革命爆发，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于1911年成立，但各种政治势力抢权夺利，国家依然混乱衰微。
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步履维艰？一些知识分子追根溯源，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批判，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科玄论战”可谓典型。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激进与保守两派，激进主义者希望从政治到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认为正是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的封闭落后。而保守主义者大多在政治上赞同民主政体，却在文化上对传统怀有深刻的眷恋，他们认为科学并非万能，传统不容中断。由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使得这场文化反思在当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其实，甚至到今天，类似的讨论也时有所闻，未曾完结。
由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而大家又普遍认为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论战的最后，往往集中到应该如何评价传统儒家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与首先进入工业化的欧美各国相比，中国的确处于落后状态。为什么科学与工业革命会首先出现在西方？哲学史家有一个共识，正如怀特海所说，“现代科学导源于希腊”，是希腊哲学中的逻辑理性促使了科学思维方式的诞生，17世纪在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并非偶然，乃是欧洲历史文化千年积淀的结果。
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科学精神绝不会从东方儒家思想中孕育出来。同时，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以“三纲六纪”为最高伦理标准的儒家文化也与西方民主观念格格不入。保守派的代表新儒家们虽然强调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道德对于人格的塑造有重大的作用，但的确很难回应科学与民主提出的挑战。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作为专业哲学家的第二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建构起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力图从传统儒家的“道统”开出民主政治的“政统”和科学思维的“学统”，彻底疏通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的隔阻，这一会通中西的思想创举一度驰誉海外，但依然不能挽回传统儒学的颓势。
在我看来，中国百年来激进派与保守派的思想理念之争隐藏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它首先把人类文明简化为导源于希腊的哲学—科学，而后又把中国文化简化成儒学—伦理，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大背景中，中西文化之辩就化约为科学与儒学之争，而论辩的双方都忽略了另一个角度，即人类精神的一项重要创造：艺术审美。
我们知道，人类同时具有理性与感性两种能力，理性逻辑产生科学，感性审美创造艺术，科学求真，艺术求美，真与美既相互联系亦各有疆域，不能简单替代。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的批判，自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和欧里庇德斯“理解然后美”的观念提出之后，美就在理性的分析之中被逐渐消解，人类开始把知识视为把握世界的唯一方式，古希腊崇高的悲剧精神从此灭绝。
面对普遍的科学化世界观，尼采强调，艺术同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才有她存在的理由；只有诗性的精神，才是人生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古今中西之辩中，正是由于对艺术审美的忽视，学者们往往耽于哲学化的理念争论，而很少从美学的角度对东方文明的创造进行中肯的论衡。
100多年前，日本同样也遭遇到“热爱欧洲的狂热大肆破坏国粹古俗”的西化浪潮，作为艺术家的冈仓天心没有纠缠于哲学理念的架空之争，而是另辟蹊径，从东方美学的角度来倡导传统。他先后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和日本美术院，并在1903-1906年间写下了《理想之书》《觉醒之书》《茶之书》三本著作，向世界宣讲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
这本《理想之书》历数日本艺术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阐述了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艺术的精髓。冈仓天心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东方传统，不把儒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言。他认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但中国本身因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南方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潮与北方儒家强调伦理道德的集体主义大相径庭，“儒家理想、儒家二元论，相信部分从属于整体，必然会限制艺术自由，艺术受伦理的束缚，自然发展缓慢……有了道家游戏人生的个人主义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教义，中国艺术才有了主导的理想。”
冈仓天心区分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类型：“一种是亚洲的理想，充满了伟大的宇宙直观，横扫一切具体与个别；另一种是欧洲的科学和组织文化，以分门别类的知识为武装，精力旺盛，锐意进取。”
冈仓天心对根植于感性直观的东方传统美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他说：“美是浸淫宇宙的本源──在繁星、花香、流云或流水中闪烁。”他并不排斥向西方学习，但他更强调上千年来积淀于东方民族中的审美意趣，视民族艺术家创造出的种种艺术瑰宝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不会被外来文化所轻易替代。
回顾中国，在唐宋以后完全取得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其对伦理与次序的强调，的确压抑了艺术创造所需要的自由精神，使得汉民族成为最不“能歌善舞”的民族。而近100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与反省，其中尤以“文化大革命”为甚，更让仅存的一些东方审美旨趣荡然无存。但是日本却幸运地在中国的道家与禅宗那里汲取到艺术的源泉活水，他们在全面学习西方科技与政体的同时，仍然固执地坚守传统美学趣味。今天，几乎每一个到日本观光旅游的中国人，都会为那片土地所蕴含的传统东方之美而震惊。古老的建筑、悠久的乐舞、优雅的礼服、精美的饮食、静默的茶道……日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国度，当年传统美学的倡导者冈仓天心们可谓有功于焉。
礼失而求诸野。借助冈仓天心的日本记忆来追寻唐代的丰盛与宋代的文雅，虽觉颇多遗憾，却毕竟有中华文明的传统存焉，也是一件幸事。
丁东
于重庆棕榈泉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