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男子
金大中在韩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中等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里蕴含着他内心的聪慧，嘴边经常挂着浅笑，露出那一对惹人注意的酒涡。从外表看，他似乎是个温柔潇洒的学者，其实，他坚毅果敢，能言善辩，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韩国争民主的勇士，出名的硬骨头。
金大中1925年12月土生于全罗南道新安镇。毕业于汉城高丽大学和庆熙大学研究院。1950年担任木浦日报社社长。朝鲜战争初期，被朝鲜人民军俘虏，在美军登陆仁川时逃跑。1960年任民主党宣传部长。在张勉内阁时代曾经当过执政的民主党的发言人。1965年，民主党和民政党合并另组民众党，金大中担任该党发言人。1967年，民众党和新韩党合并为新民党，金大中任发言人兼宣传委员长。1961年至1971年先后四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1971年，金大中作为在野的新民党总统候选人，主张南北朝鲜实现“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统一”。提出南北记者互访，进行体育、文艺交流，实现南北书信往来，允许自由收听对方广播，以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金大中还要求美国、日本、苏联、中国四大国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1972年，金大中针对尼克松访问中国表明自己的见解说：“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将有助于世界和平”，这已“充分地证明世界人民已进入了一个对话和谈判的时代”，“如果很好地利用它，韩国半岛在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和平方面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尼克松、周恩来的会谈将给世界各个角落带来重大变化”。
军人独裁的死敌
金大中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切愿望，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总统选举中，金大中敢与独揽大权的朴正熙进行竞选，他仅以九十万票之差（朴正熙获得六百三十万票，金大中得五百四十万票）败给了朴正熙，这个成绩立即轰动了南朝鲜内外。
当时的评论家们分析说，金大中的一鸣惊人，不是人们相信金大中会中选或可以就任总统，因为大家知道这在朴正熙独裁统治下是不可能的，金大中的得票情况倒是显示了南朝鲜人民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极端不满，他们用投票给他的政敌来表示自己的抗议。也有评论认为，“当时如果有公正的选举机构监督，正确计算选票，金大中肯定会当选总统”。从此，金大中一跃成为南朝鲜政坛的最活跃的人物。
自然，朴正熙也就把视线集中到金大中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上来了，金大中成了他的“头号政敌”。朴正熙先后三次以违背“反共法”、“选举法”等罪名对金大中提出起诉，逼他退出政界，并派遣特务威胁说：“如果不退出政界，就炸毁你的房子和车库，就要杀掉你。”在这种情况下，金大中在南朝鲜无法再呆下去了。
1972年1月，金大中到了美国。他在美国继续抨击朴正熙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行径，主张通过南北和平协商实现统一。同年到达日本，第2年撰书出版《独裁和我的斗争》，并继续发表全面揭露朴正熙罪恶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两首诗：
我的心底泪，流也流不尽。
寻找自由的朋友，他们在呻吟，
声音回响在南山、西大门。
马山起义塔革上了乌云，
水逾里的英雄们发出恸哭声，我的心底泪，令人不能忍。
我的心底泪，流也流不尽。
饥饿的孩子，教室岂能进，
清瘦的女工，吐血把地润，
贪婪着花一般的我们姑娘的肉体，外国流氓口流馋涎，你夺我争，我的心底泪，令人不能忍。
《到时候》
到时候，咱们见！
在宽敞的广场上跳着舞，
高举旗帜喊万岁，
尽情拥抱在一起。
到时候，咱们见！
不要有泪水和叹息，
不要靠什么命运，
上帝也决不会给什么。
到时候，咱们见！
为了立春梅花早日开放，
为了大地友人早日到来，
不要停止生命的挣扎。
（注：诗中的南山为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所在地；西大门指汉城西大门监狱；马山起义塔是为了纪念年4月19日马山人民反对李承晚独裁政权起义所建立的；水逾里为“4·19”起义时死难者陵墓所在地）。
为了扩大反朴影响，金大中计划于1973年8月1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促进韩国民主化和祖国统一演讲大会”，成立“恢复韩国民主促进统一国民会议日本本部”。
朴正熙对金大中的反朴活动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下令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派特务到东京，制造绑架事件。8月8日下午，五名彪形大汉突然袭击金大钟的下榻处“大皇宫饭店”，把金大中用麻醉药麻痹后捆运到大阪，后又把他拖进机船，绑上五十公斤重的东西想把他投海淹死。不料，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美国政府严重警告朴正熙，同时派直升飞机跟踪监视，使朴的阴谋没有得逞。
金大中被押送到南朝鲜后，被扣以“叛国”、“颠覆政府”、“违反选举法”等罪名判刑5年。后来提前释放。1976年3月1日，他和尹潜善等在野民主人士在汉城明洞天主教堂举行“三·一独立运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要求朝鲜独立）五十七周年祈祷会，发表了有名的“民主救国宣言”猛烈抨击独裁统治，要求朴正熙下台。会后，根据“禁止集会、示威游行；禁止诽谤或修改维新宪法，违者判1年以上徒刑夺十年以下的政治权利”的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判处金大中、尹潽善、咸锡宪十年徒刑。
1978年]2月，朴正熙当选为第九届总统，金大中根据“总统特赦令”被软禁在家。出狱时检察官警告金大中整整四小时，要他“廉慎、抑制、不要抨击政府”，而金大中则计锋相对地告诉检察官，他要继续批判朴正熙的独裁统治，决心同朴正熙斗争到底。
1979年3月，金大中、尹潽善、咸锡宪等人一起在汉城和其也地方成立反朴团体“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金大中等三人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他长期在他的家乡光州、全罗南道进行反朴活动，在这些地区有极强的号召力。
自述：一个囚徒报告
我受迫害的历史
我的政治生涯长达30年。我一直在为自由、正义以及我国人民而奋斗。这自然使我成为独裁统治的敌人，无论是李承晚，朴正熙，还是全斗焕均无例外。他们都用恶毒的报复回击我。在历经连续的独裁统治和难以描述的折磨之后，今天我竟能来到这里，这简直是一件超出常理，近乎不可能的事。
我的统一建议使我成为军方少数从非和平状态中渔利的人们的眼中钉。我对寻求经济公平者的支持使我疏远了那些剥削者。我从来不曾拥有、也不曾亲近财富和权力。但是我感到富有，感到有力，因为我拥有人民的可贵的支持。事实上，我的生命以及在20年刑期仅服了2年半之后获释，都应归功于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支持。
让我仔细叙述一下我生活中的磨难。首先，我曾4次死里逃生。在朝鲜战争中，我在关键时刻越狱，从而躲过了北朝鲜共产党人的谋杀。1971年，我在国会选举中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我乘坐的一队伍汽车被一辆横冲直撞的卡车从侧面撞上。这是朴正熙政权用车祸掩饰的一次暗杀企图。坐在我后面那辆车中的3个人立即死亡，我则因受伤导致髋骨关节发炎。1973年，韩国中央情报局在东京一家旅馆的房间绑架了我。特务们最初企图在屋里把我杀死，幸而为人干扰而所谋未遂。后来又企图把我从船上抛进大海，只是因为美国的积极干预才未能得逞。最后一次是在1980年，全斗焕一用捏造的罪名判处我死刑。
作为次一级的磨难，我曾在1961、1962和1976年被投入监狱，在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被囚禁3年半，在全斗焕统治下，我于1980年5月被捕，又在监狱中度过了两年半。过去的10年中，我有5年半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4年半是在软禁和监视中度过的。
我的住宅通常由100名左右的便衣和正规警察包围，他们检查和拦截来访者。邮件被检查，电话被窃听。我的家人和亲戚也受到监视和迫害。例如，我最小的弟弟和大儿子在1980年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们被判刑两年，服刑1年之后获释。在此期间，我的二儿子逃亡了3个月，又被韩国中央情报局拘留审讯了3个月。我的妻子被完全隔离了整整1年。家中唯一未受迫害的是我最小的儿子，他当时是高中生。
此外，我的亲戚不是被迫停业倒闭，就是立刻被解雇，我的兄弟原是陆军少校，被迫从部队退役。因为政府的迫害和干扰，我的二儿子甚至不能结婚，至今仍是单身。他甚至被剥夺了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机会。我的几个秘书和保卫人员也曾被迫入狱。
我可以忍受审讯的屈辱和监狱生活的孤独，却无法接受政府1加给其他人的痛苦，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和我关系密切。好像我只要和别人交往就能给他带来恶运。例如，韩国人常说，一个商人为了搞垮竞争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散布谣言说他和金大中关系密切。由于政府左右着我国的经济生活，这种谣言自然足以使任何人破产。
因此，让我再次对你们冒险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表示感谢。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同我接触而受影响。事实上，我认为我不可能玷污大赦国际。你们早已因为和成千上万维护人权的人接触而有此嫌疑了。我认为你们不至于因为我的出席而大难临头。
狱中生活
从1976年3月到1978年12月的3年中，我因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而坐牢。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一位前总统，一位国会议员，5位天主教教士，8位新教牧师和神学家，以及两位重要的妇女活动家。宣言是在一个天主教堂的祈祷会上和平散发的。朴正熙政权最初企图以叛国罪指控我们，最后只得以违反臭名昭著的“紧急措置第九号”为名，对我们提起公诉。
从1980年5月到1982年12月，我被全斗焕政权投入监狱，最初60天我被关在韩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地下室，不断受到严刑的威胁。这里到处都是受刑者的呻吟和尖叫声。在审讯的过程中，一连好几日夜不让我睡觉。这是我一生中最受磨难的时期之一。但是，和其他人相比，我感到自己是享受特殊优待了。我没有遭到拷打。因为我的案子已在国际上广泛宣传，如果动刑便有可能引起世界范围的争议。这使我再次意识到，一个无名的政治犯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例如，所谓的金大中案件牵连了200人，其中许多人都遭受了各种刑法，包括电刑，水刑——把人倒立、然后从鼻孔里灌水，“坐飞机”——把受害者长时间倒吊起来拷打，此外还有其他酷刑。有些人因此终身致残，更多的人还留下了后遗症。其中的一人现在美国。大赦国际伦敦分部的代表会见了他，确认了他受刑的证据。
被捕时，我要求找律师，这是法律保障的权利。当局承认我的权利，却拒不照办。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一一被隔离，不能享有法定，的听取他人证词的权利。
对我的指控之一是我煽动光州事件。检察官找出一位郑东年先生，据称此人从我这儿拿了7000美元去组织光州暴动。假令郑东年先生现在在坐，我也不可能认出他，因为我从未见过此人。后来我从家中得知，郑东年屈打成招，签了一份假供词。事后郑东年悔恨万分，两次试图用磨尖的塑料匙切断脉自杀。他也被判处死刑，但和我差不多同时获释。现在他到处公开宣称整个事件都是伪造的。
军政府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的律师也受到恐吓威胁。例如，知道当局急于对我执行处决后，我们就决定暂时延缓法律程序。我们有一周的时间就死刑判决问题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我们告诉律师在法律允许的最后一天、即第7天的最后一分钟提出上诉。但是，在当局的强迫下，律师在第一天就提出了上诉。
对我的审判有许多奇怪之处。其一，尽管这被认为是一次公开审判，我至今也没收到法庭的判决书。在宣判时曾临时给我一份，但很快就从我手中夺走。我认为，这是于由死刑的依据是我在日本的政治活动，它违背了朴正熙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我1973年被绑架一案达成的政治协议。在那个协议中，韩国同意不以我在日本的政治活动为根据对我提出公诉。
而且，当我被关在韩国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的地下室时，军事保安司令部的一名高级成员（现为全斗焕的高级助手），曾到狱中看我，要求我和他们合作。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被起诉，他却讲明，合作是我活命的唯一出路。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政府便制造假案陷害我。
现在让我谈谈韩国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政治犯的生活，谈谈他们如何在狱中维持生存。
我被关在一幢专门为我设计的牢房中，三间小屋由一堵墙同牢房其他部分隔开，我关在中间的一间。旁边一间住着我的看守，另一间里只有个可以用来洗澡的小水桶。5个看守，两人一班轮流监视我的牢房。通常，一个看守负责10个牢房，每个牢房里大约有10名犯人。这样，看守和犯人的比例一般是1比100.这一比例在我这儿提高了500倍，达到5比1.我不知道这种措施究竟说明我凶残呢，还是说明当局害怕。
牢房的门极厚，还有一扇小窗，通过它我能窥见天空。由于窗上有厚厚的钢丝网，我不能清楚地看到我喜欢的天空和月亮。虽说不能看见一个完整的月亮，从钢丝网的小孔中可以看到许多月亮。由此我可以同时享有几个月亮。
因为有关节炎，我既不能坐在地板上，也不能交叉双腿。狱中的伙食坏得难以名状，经常都是又咸又辣的腐烂食品。即使是最穷的工人也比我当时吃得好。我买糖果充饥，结果是增加体重。当我被释放时，我的妻子对我说：“没有人会相信你受了苦，因为你太胖了”。
狱中没有暖气，漫长的冬季里囚徒只能在一片阴冷潮湿中苦苦撑持。韩国的冬天长达6个月，温度达到摄氏零下15至18度。因为我有关节炎，可以给我一个小电热器，但牢房的水有时仍然结冰。
现在谈谈较愉快的一面罢。狱中生活有三件乐事可言，即家人探监，收到家信，以及在放风时照料花坛。
起初，家人探监被限制为每月一次，每次10分钟。这比法律允许的少20分钟。经过和当局多次力争，放宽到每月两次，每次20分钟。探视只限于我的直系亲属。但是有两年的时间我都不能看清他们，因为隔着厚厚一层玻璃。毫无疑问，所有的谈话都被录音而且记录下来了。
只有我的妻子、儿子和兄弟能给我写信。有两年时间我的妻子每天给我一封信。她一共写了640封，我的儿子大约写了200封。我不能在牢房里保留信件，也不能保留家人的照片，包括我的孙女们游戏和做鬼脸的照片。监狱当局在我看完信和照片之后就把它们收走。
我每月只准在一张航空信纸上写一封信。这样的限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多次要求多给一点纸，但均未获准。最后我只好练习微型书法艺术了。日本报界形容我的字只有半粒米大，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学会了在一张航空信纸上塞进14000个字。这要花费我两天工夫，大约一共12到13个小时。
在接受《火柴盒》采访时，我告诉玛西娅·施文，我学会了微型书法艺术，乐意免费教授大赦国际的任何人。1981年1月6日是我的生日，我的儿子们前来探监，他们依照民族传统，跪在地上给我行礼。我深受感动，做了一首短诗附在给家里的信中。信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却又被退回，要求我把那首诗从信中删去。在全斗焕政权看来，诗是情感的表露，刺激性太强。
另一乐事就是照料花坛。每天午饭后有一小时放风时间，我就用这时间照料花坛。这是一块不小的地盘，大约4英尺宽100英尺长。我倾注心血，种了大约10种不同的花，有牵牛花，菊花，黄波斯菊，蒲公英等。我甚至和花谈话。有一次，一株花长得不很好，我就对它说：“我对你很失望。我给你最好的照料，你却没有回报。”此后它就开始好转。必须剪枝时我就对花株说：“请不要在意，我很抱歉，但这样做是为你的整体好。”渐渐地，我干活时站在身边的看守也开始帮我浇水了。夏天最热时，我大汗淋漓，仍然去花坛干活。这是一种超然的体验，从而使我忘却所有的痛苦和忧虑。我的心血得到了报答。我的花至少比其他花坛中的花多活一个月。正如一句古老的韩国谚语说，你越热爱妻子和鲜花，她们就越美丽，我至少证明了其中的半句话是真的。
在狱中我还有一种喜爱的消遣。我养成了一种抓苍蝇的本领，抓到之后就放到蜘蛛网上去。蜘蛛是不吃死苍蝇的，所以我必须刚好把苍蝇打晕，而不能把它打死。此外，把失去知觉的苍蝇放到蜘蛛网上去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把网碰坏了。然后我就站在一个角落，看蜘蛛享用它的猎物。微型书法和打昏苍蝇是我在监狱中学来的两项专长。
当局不允许我读报、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我既不能参加教堂仪式，也不能写作。我要求至少让我买咖啡。我迫切需要咖啡，没有它就紧张不安。最后，这一请求终于得到批准。但是，即使这种事，还是逍到最高当局的批驳，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我更加痛苦。
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与世隔绝，我害怕我会变得完全无知。经过很多的斗争，我的家人终于获准给我讲报纸上的消息，反正韩国的报纸已经过严格的新闻审查了。
到美国之后，我有机会看了一部关于甘地的影片。我长期以来敬重甘地的人格和非暴力斗争。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和韩国的监狱生活相比，他的狱中经历就象是在豪华别墅中小住。可悲的是尽管全斗焕政权自称为民主政府，对待政治犯远远不如殖民当局对待当地的反抗者。
当时，国外组织了大规模的营救我的活动，我却所知甚少，我的家人无法详细地告诉我。当家人提到此事时，我以为只是他们编造的，是为了让我感到安慰。到了美国后我才发现事情果真如此，才知道大赦国际为了营救我而在世界范围内尽了多大的努力。然而，我对营救行动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内疚。当我想到所有那些无名政治犯和光州屠杀中的遇害者，就觉得我好象把应该属于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全部窃为己有了。
一件使我至为关心的事是牢房里缺少书籍。我每天花10多个小时阅读，但当局只允许一次保留10本书。这严重妨碍我进行任何认真的学习。而且是一种荒唐的限制，无非是为了折磨我。经过多次申诉之后，限制放宽了，我在牢房里可以同时保留30本书。
但是，归根结底，监狱里的乐事并非名符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能解除心里的压力，那种从长期单独囚禁中滋生出来的神经质和遭受极不公正对待的感觉和无法消除的心理压力导致我左耳耳鸣。因为耳鸣和关节炎，我在狱中感到肉体上十分痛苦。
按法律规定，个人只要出钱，可以得到充分的医疗照顾，我却有两年时间没得到任何治疗。狱中有一名兼职医生，要给2000多犯人看病。我也没有多少可能忽然变成孕妇。
无论遭受多少肉体的痛苦，我都坚信站在正义和人民一边的人会得到幸福。身体也许会衰弱去去，精神却要更坚强，压迫者使我们的肉体痛苦，却不能使我们的意志消沉因为我们相信历史的胜利。“登山宝训”说得好：“为正义受通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对大赦国际的建议
大赦国际韩国分部的命运体现着人权在我国的命运，这样说毫不夸张。1980年5月以前，尽管当局试图迫害它，腐蚀它，在它内部制造不和，它仍拥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网络，并且有效而勇敢地履行职责。但是，从那以后，大赦国际韩国分部丧失了大部分的活力和作用。对这样的变化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大赦国际美国分部能直接地，或通过国际秘书处，加强和支持韩国大赦机构独立性。
第二，我想强调大赦国际为无名政治犯而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接受象我这样知名的囚徒，非常令人感激，也是必要的。但是，那些若无大赦国际的努力就会无人知晓的人们，却必须成为你们关切焦点。
第三，大赦国际应积极向世界各地派出视察组，密切监视对政治犯的公正待遇和审判。不论任何时候遭到拒绝，大赦国际都应予以有力回击，让国际舆论强迫各国政府接受视察，不接受者就被视为国际上的不法分子。
第四，我认为大赦国际应该关心政治流亡者和寻求政治避难者的困境。大多数流亡者都忍受着孤独、排斥和困苦。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谋求庇护时都遭到该国移民当局的刁难。大赦国际美国分部应该把这些人及其留在祖国继续受到折磨和迫害的亲友一并列入关心对象。
最后，我想就大赦国际在美国的工作同美国政策之间的关系讲几句。大赦国际为世界各政治犯人做了卓越的工作。但是，它应该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囚徒的苦难至少部分是美国政府以反共或以国家安全为名而支持独裁的态度和政策所造成的。
从根本上讲，对政治犯最大的帮助应当是，美国至少对独裁政权保持中立，并且，只要有可能，给予人权运动以积极的道义支持。就韩国而言，最近被取缔的新民党前总裁金泳三先生已绝食差不多20多天，现在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他要求全斗焕政府实行民主改革。而美国却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在美国的70万韩裔美国人对华盛顿官场人士如此的冷淡感到失望和气愤。这和美国对待波兰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大赦国际对左右两翼两种政权的政治压迫同样予以批评的政策赢得了国际上很大的尊敬。我希望你们大赦国际美国分部的成员作为公民个人能向政府进言，说明这样的政策能增加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信誉，这和美国所签订的各项国际协定是一致的。
最后，我谨向各位表达我的尊重、爱心和感激。我保证在我的余生中和大赦国际通力合作。
（1983年6月10日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大赦国际美国分会大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