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諲，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章 人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