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邵荃麟不在人世了，看了艾芜在《文艺报》上悼念他的文章，才知道他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去世的，死时还在被隔离之中，至今骨灰都不知下落。
荃麟、葛琴夫妇一对，荃鳞死了，葛琴又如何？
艾芜的文章，“去年夏天，我到北京开会，抽出一段时间去看葛琴同志，我在成都就听说她已半身不遂不能讲话了。我去看她时，她正坐在客厅里，看着我，不能站起来，我拉她的手，冰冷，不能活动。我说我的名字，她听懂了，口张开一下，说不出话，只听她发出一些声音，眼睛红了，冒出眼泪……邵荃鳞同志已经逝世，但这不幸的消息，还瞒着葛琴，因为她……成为无法医好的病人了，再也受不得刺激。”
文章是今年四月发表的，显然葛琴的病况没有什么改变，不然就不会这么写了，显然邵荃麟去世的消息还是瞒着葛琴，不让她知道。
荃麟、葛琴，他们都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在香港居住过的作家。葛琴还主编过《青年文艺》……
邵荃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主要是写文艺理论，他主张可以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是曾经受过批判的，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厉害是必然的事。葛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主要是写小说，后来写电影剧本，《女司机》和《海燕》都是她的作品。她在香港发表的一个短篇《结婚》，曾由夏衍改编，在香港拍成了电影。
邵荃麟是怎么死的，文章没有具体说到，只说是“惨死”。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而且称为“同志”，当然是恢复名誉了。也许已经为他举行过追悼会了吧，只是我没有注意到。
在桂林、在重庆，在香港，都见过他们夫妇，但并不熟，虽然如此，听到这样的消息，一死一生，都同样使人感到沉重。
以上是几乎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小文，题目是《荃麟之逝葛琴之病》，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香港《新晚报》上。尽管三十年快要过去了，读来依然使人感到心情沉重。
这里面牵涉到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位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一位是著名的小说家，他和她都是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因而致命，致残惨死的。
荃麟死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一九七一，葛琴死于浩劫后的一九九五，但她和他同样是在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而送的命。荃麟之逝，死得尸骨无存，葛琴却是被迫害得在狱中半身不遂，不能语言，这样拖着一个残废的身体几乎三十年才死去的，是这样的惨死！
荃麟、葛琴夫妇都是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三次武装暴动的人，荃麟打过街垒战，葛琴被工人们称为“三剑客”之一。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荃麟被捕，坐牢三年。
其后，两人在东南、桂林、重庆参加领导文艺工作和统战工作。荃麟并被委任为香港工委副书记、南方局文委书记。在桂林，主编过《文化杂志》，在香港，主编过《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论主观问题》等文章。此外，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英雄》、《喜酒》、《宿店》等，又翻译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起他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领导文艺工作。发表了《文学十年历程》、《在战斗中继续前进》、《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等文章。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多次总结性发言，针对着文艺创作中题材单调、人物概念化的倾向，提出了在描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可以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有名的“中间人物”论。这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提出了“三突出论”，主张一要突出描写正面人物，二要突出描写英雄人物，三要突出描写主要的英雄人物，才知道“中间人物”论触犯了江青的大忌，先引起严厉批评，后受到残酷迫害，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荃麟是死得不明不白而尸骨无存的。
葛琴就死得一样惨，或者更惨！
葛琴在成为“三剑客”之后，继续在东南地区做地下工作，她是一九三二年才开始创作活动的。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北斗》上，鲁迅先生十分欣赏，后来和其他作品出书时依然名为《总退却》，鲁迅替她写了序言，说这是“时代的出品”，“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这使人想起萧红，萧红的《生死场》也是鲁迅作序言推荐的。萧红最后居于香港，病死在香港。葛琴是另一位鲁迅高度评价到过香港的女作家，她们是无独有偶了。
葛琴三十年代后期，就和荃麟辗转在东南、桂林、重庆、香港做地下工作。编过报纸的副刊，也编过文艺杂志。
她出版的著作有中篇小说《窑场》，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磨坊》、《一个被迫害的女人》、《狂》、《结亲》、《葛琴创作集》等。
解放后，她回到北京，担任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女司机》、《三年》、《海燕》等。
葛琴比荃麟只是迟生一年，今年也可以算是百年诞辰了。两人诞生只差一年，死亡却相差了二十四年。荃麟死亡的消息是一直瞒着葛琴的，她虽不能言语，却有知觉，在她死去之前，心中的荃麟也许还是活着、活着的。
这就真是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