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为起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四十周年了。
但“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却迟了一年，它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爆发的（被称为“六七暴动”），至今还只有三十九年。要明年才是四十周年。
“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爆发的，那是新蒲岗的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警方逮捕了工人代表和工会的主席。厂外有人支援，事件后来扩大。
支援的有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学生以及左派机构的代表。支援的队伍越来越扩大，由新蒲岗发展到九龙市区进而及于港岛，支援的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胸挂像章，手持的标语和口头的标语也都是语录：“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是要认真对待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形象就和内地的红卫兵差不多，因此被称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称呼首先见于新华社副社长梁上苑的文章中。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半年多就逐渐停止了。“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的，中央文革掌握的《人民日报》就既是社论又是文章，支持香港的“反英抗暴”，外交部的文革造反派在夺权后更挑起了红卫兵去火烧英国代办处。
但主要还是香港的领导点起的火头。
当年港、澳一家，澳门也在港澳工委（挂的招牌是新华社）领导之下，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港、澳工委在澳门就赢得了一场大获全胜的斗争，迫使澳葡政府低头认错，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就是“一二三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澳葡政府开枪射杀了为兴建地凼仔坊众学校和警察发生冲突的群众，引起罢市和冲击警察厅总部等政府部门，澳葡政府最后接受了左派所有条件，事件这才结束。当时左派群众就是手持语录，口呼语录口号，向澳葡政府机构示威抗议的，他们得意洋洋，被说成是“两条半语录就斗垮了澳葡”。因此，港澳工委就动员了香港的工人、学生和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渡海去澳门，学习澳门的斗争经验，正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就发生了“两条语录打败港英”的斗争，要比澳门还少半条语录就取得胜利，说是只用“认真对待”和“下定决心”这两条语录就可以打败港英了，比澳门更胜一筹。如果不斗得港英“低头”，就要斗得它“走头”，收拾包袱，交回香港，回老家去。
除了语录，左派群众凭什么去对抗港英呢？港英是枪支在手的警察，群众手上却是一根木棍，顶多是一根铁条，和另外几块石头，相形之下，谁更是暴？这些木棍铁条还不是他们上街示威抗议的武装，而只是他们守卫工会抵抗警察进攻的装备，所谓暴动，是警先暴而左派才动，如此而已。在这样情况之下，几乎赤手空拳的左派置生死于度外，那一份英勇是不是令人可敬呢？
人们看到的，总是枪支在手的警察去进攻只靠木棍铁条防守的工会，却没有看见示威的左派横冲直闯在街头以武器进攻警察。
说得厉害一点的暴动，就是在街头放置真假“菠萝”了。那更是和一般意义的暴动不同。严格说来，那不怎么算得暴动。
暴力致人于死的，是电台广播员林彬兄弟在街头被人纵火烧死于车中。初时因他对左派天天在电台上施用“语言暴力”，不免使人觉得应有此报，但后来左派也明白不应这样致人于死，他的攻击左派的广播也罪不应死，这悲剧只是在初起时极左的情形下感到“几好”而外，后来就认识到这“不好”了。
至于真假“菠萝”，造成无辜死伤，那是不幸的。它们的上市曾受到左派头子的称赏，说这是未来城市斗争的新式武器，这当然是错误的说法，它的受到北京的制止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曾参加过这样的假“菠萝”阵的部署，尽管知道这不是害人，却可能误己，被警察发现而采取行动，因此部署时是小心谨慎，十分紧张的，当时决无“嬉皮笑脸”的可能。只有此刻听人说我们放炸弹时“嬉皮笑脸”，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而已。
对于差不多四十年前的这一场斗争，我曾是参与者，甚至于可以说是小小的一个领导者。当年我是错误地以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应当义无返顾地参加，不料后来才知犯了大错。
最大的错误在于在那个时候，不应该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港英。港英可反，但不应在那时用“不低头，就走头”的驱逐出境的方式来反，不应用罢工、罢市的方式来反。一个工厂的劳资纠纷，就在一个厂的范围内来争取合理解决好了。
不应该采取武斗的方式。包括真假“菠萝”。
也不必罢工、罢市，把影响及于一般市民。
总之，不必把事情闹大，小事一桩而已。在港英统治之下，哪一天不会有劳资纠纷呢？
“反英抗暴”的斗争虽然在一九六八年初就受到北京的制止而逐渐平息，但香港的左派一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才由港澳工委副书记的祁烽，在一个属于半内部的集会上，正式承认“反英抗暴”的错误和失败。
似乎没有什么人为这样重大的错误和失败表示歉意和负责，只有我这个在斗争中勉强算是一个小小领导的人，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份程翔主编的《当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为香港式的文革致歉》的文章，说当年“我所做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极左宣传，多少起了蛊惑人心的欺骗作用。尽管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向牺牲了和还健在的朋友们致敬，向受过损失和不便的人们致歉。“我不要求谅解，因为我并不原谅自己。”
我自认为，我的态度是严肃的，一点也不“嬉皮笑脸”。我同一些朋友致敬，因为我佩服他们的英勇，尽管这是错误领导下的英勇，也还不失为英勇。
事情在一九六七年发生，自然容易被称为“六七暴动”。但人们并没有看到“暴民”手持武器，在街头袭击只持警棍的警察。看到的反而是警察攻打工会和搜查大厦。暴是因官方的行动而发生。
“六七暴动”这说法是不大准确的。相对的，是左派提出的“反英抗暴”或“反迫害斗争”，也嫌空泛而小题大做。
还有“五月风暴”，这是因为事情发生在五月六日，这样的称呼比较中间，风暴是显得局势并不平静，也不算脱离实际。我以为这个提法比较好。
说到底，这一场斗争有没有好的作用呢？事情是错了，但也有好的一面。经过这场斗争以后，港英政府也逐渐在多方面作了改进，修订了一些政策，改变了一些制度，使居民得到了一些改善。
以工人为例，当年（一九六七）的薪津与物价水平相差很远，熟练工人每天的工资只有九元，半熟练工人只有四元四角，许多人都是月薪不足百元的。港府发表的调查报告书也说，工人都是随时可以解雇的散工。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一小时以上，没有有薪假期。解雇时多半拿不到遣散费。“五月风暴”以后，劳工处宣布了三十三项改善劳工立法的建议，立法局也通过了新的《雇佣条例》，推行劳工分期递减工时计划，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终于实现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工作制。女工享有产假。
此外，港府于一九七二年宣布了十年建屋计划。又宣布提供免费小学教育，七八年又推行九年免费教育，所有学童可免费升学到中学三年级。
又此外，建立了廉政制度、医疗制度……如此等等。
这一切，表面上和“六七暴动”无关，但人们却体会到两者之间的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