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冬之际，林徽因病倒了。这一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几场秋雨下过，清华园中就有了几分萧瑟的秋意。树黄了，草枯了，夜半风起时，风卷着尘沙，打着呼哨，扑向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扑向夜不能寐的人们。
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徽因的身体也一日差似一日。她这次是真正躺倒了。有关纪念碑的花环装饰图案的图纸堆放在她床边的小柜上，她已没有一丝力气再去构思和描画。《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序文的校样出版社已送来好几天了，她却虚弱得看不了几行眼前就一片昏花，冷汗从后背和前额沁出。她整夜艰难地咳喘着，几乎不能有片刻的安睡。她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思成也病了，但他还是尽全力照顾徽因。从清华进一次城很不容易，每次，到北京城内的医院去做检查和治疗对他们都是一次考验。为了徽因治疗方便，思成计划着在城里租房子住。可还没待他安排停当，他就病倒了。
思成得病初期是感冒症状，胸闷、咳嗽、发烧，继而高烧不退。检查结果出来后，证明了医生最初的推测，肺结核复发，必须住院治疗。
徽因、思成都住进了同仁医院。他们的病房紧挨着，虽然从这间病房到那间病房只要两分钟时间，可两人却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走动。
又一场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遍及全国各学术领域“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
运动的起因是两个年轻人——李希凡和蓝翎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和《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上。
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认为两个年轻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由此提出在全国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对于胡适的批判并不仅仅限于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9个批判小组，分别从政治、哲学、历史、文学、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对胡适思想开展了总清算。
这一时期，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家、教授所写的关于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胡适的亲密朋友和得意门生，就连胡适留在内地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公开发表了与父亲决裂的文章。
这些批判文章，有的就事论事，有的上纲上线，有的言辞激烈，有的言不由衷，但涉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人数之众多，来势之凶猛，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
胡思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的文章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弃土精神之可佩’。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平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一九三〇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工作，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孙郁《胡适影集》130—134页。
据说胡适在美国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不相信这是自己儿子的文字，而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同上，134页。
身处国内政治环境中的林徽因、梁思成，当然相信这是胡适儿子的文字。在这场广泛参与的政治思想批判运动中，他们保持着沉默。他们与胡适是多年的朋友，早年又都曾留学美国，听着不绝于耳的对“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斥骂，他们的内心该有怎样的波澜呢？
这个冬天，是个寒冷的冬天。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批判运动则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1955年的春节，徽因和思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春节期间的医院特别冷清，病人大多回家过年了，长长的病房走廊空荡荡的。每天上午查房的时候，是病房最热闹的时候，主治医生、病房医生和护士把病房挤得满满当当。他们询问着病人的感觉，查看着各项记录，简单下一些医嘱，然后就走向另一个房间，白色的大褂在他们的身后扑打着小腿，像是白色的羽翼在扑扇。
在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里，再冰和从诫会来看望父母。他们从父亲的病房到母亲的病房，给父母讲述着社会上、学校里的种种事情。他们的到来，是徽因和思成最快乐的时候。他们离去后，徽因和思成憔悴的面容上还久久地停留着微笑。
徽因、思成的一些老朋友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也不时前来探望。他们大多住在学校，进城一趟很不容易，徽因、思成总是劝他们不要再跑了。
医院的日子是千篇一律的日子，每天照例是打针、吃药、量体温、测脉搏……护士们都很喜欢徽因和思成，她们在一起有时会充满敬意和好奇地谈论起这一对“大知识分子”夫妻。这对夫妻得的是一样的病，但那位林先生病得更重。每次查房出来，只听见大夫们严肃地商议着，但谁也拿不出更好的治疗方案，最后的结论都是“尽量维持吧”。这对夫妻是多好的人哪！待人那么谦和，一点大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病到这种程度也不愿意给别人增加一丁点儿麻烦。彼此都那么关心对方，总是打听着对方的情况，问得那么细——体温多少？脉搏正常吗？早上喝牛奶没有？午饭吃的什么？吃多少？打点滴的时候没忘记灌个热水袋暖着胳膊吧？有时，那位梁先生从报纸上、期刊上看到了什么好文章，就会请护士带过去读给林先生听，说她听到一定会高兴的。
春节过后，思成的病情稍有好转，医生允许他轻微地活动活动。他每天待医生查了房，护士打完针，就来到徽因的病房陪伴徽因。他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一只手轻轻地握住徽因的手，像在家里一样，和徽因小声地聊着。因为徽因气力不支，更多的是思成说，徽因听，而思成也总是有那么多让徽因爱听的话题。
思成告诉徽因，他们的女儿再冰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思成说，这是再冰的秘密，也是再冰为妈妈准备的一份礼物，所以再冰要求父亲和她一起对妈妈保守这个秘密。徽因听着，眼睛里闪过思成熟悉的喜悦而调皮的光彩。她点点头，答应思成严守秘密。
有时，思成会对徽因讲起他小时候在日本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徽因有的听过，有的是第一次听思成讲起。但无论听没听过，她同样听得入神。思成担心时间长了徽因劳神，说上一阵子后，就会让徽因闭目休息，他或者回到自己的病房，或者就静静地守在徽因身边。
眼看着徽因一天天地衰竭，他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守着徽因，拉着她的手，期待着像从前一样，帮助徽因挨过这个关口，让生命重新出现奇迹。
就在这时候，全国建筑界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建筑与设计工作会议”，会议披露了建国以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认为是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导致了浪费现象的产生。会议批评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主要是指建国后全国各地出现的一批模仿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出的“大屋顶”式建筑。
在颐和园畅观堂，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组成了。
批判文章赶写出来了，批判的声势造得很足。各种报纸上陆续刊载有关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文章。浪费的原因千篇一律地指向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
50年代曾在中宣部理论教育处任副处长的于光远，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篇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其实我想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文章若都公开发表了，他当然也受不了。……”邓琮琮、张建伟《第十二座雕像——梁思成和北京城》。
这一批文章也有发表的。何祚庥自己把文章送了出去，发表在《学习》杂志上。文章的题目是《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他认为梁思成有三大错误：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建筑的艺术性，颠倒了建筑学中美观与适用、经济的正确关系；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梁思成总结的建筑学“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文章断定，梁思成的错误源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根源”。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370页。
《建筑学报》1955年第一期如期印行，可因为这一期上刊载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优秀实例》一文而被下令全部销毁。梁思成作为《建筑学报》的主编被撤职，学报创刊号上《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文被定为“宣扬复古主义的代表作”而受到激烈批判。
这一切，使梁思成由震惊、不理解到痛苦地思考。他反思自己建国后的所作所为，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实践“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建筑思想。他想，要设计出代表一个国家形象的新建筑需要有一个摸索与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美和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一些传统的建筑艺术语言，例如“大屋顶”，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建筑师，他个人并没有设计过一座大屋顶建筑。可是，可是这一切去向谁解释呢？
梁思成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在1957年检讨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
……过去我在工作中有没有烦恼呢？有，而且不少也不小。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里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指美国式的高层建筑。，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了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同党并没有抵触情绪。我想：这样“整”我，一定是因为我的建筑理论是不利于祖国建设的。我的痛苦是一个受到母亲谴责的孩子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信任我们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我思想没有搞通以前真是痛苦万分，但是党却是那样耐心地同我讲道理。我搞通了，从心底下服气了。我低头，我承认错误。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梁思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
而当时的梁思成则经常是沉默的。
过去，他有什么话都可以和徽因说，他们在交谈中沟通心灵，排遣郁积和不快。可是，如今徽因在重病中，思成不愿意给徽因增加任何烦恼和心理负担。于是，他在徽因面前就不由自主地多了些沉默。
这一切怎能瞒过徽因。她从报纸上接二连三关于建筑施工的批评性报道中，从来探视的朋友、师生欲言又止的话语中，从思成的沉默中，已经感知了一切。而这一切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
长时间以来，徽因饱受疾病的折磨，承受了太多来自生命本身的痛苦。可是与生命过程相伴随的除了痛苦，还有她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艺术与感情。正是艺术与感情使她体会到了生命的价值与美好。她所痴迷的艺术，她所从事的研究，她所热爱的亲人和友人给了她生存的支点。她的所有快乐、欢悦、幸福的体验都与之紧密相连。
如今，当她和思成终生尊奉的学术信念和美学原则被批得一钱不值、遭到粗暴否定的时候，她病弱的生命之树，像骤遇寒流一般，在风霜中迅速地凋零。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来自长城以北的大风卷起阵阵尘沙，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地间一片昏黄。林徽因一连数日处于半昏迷状态。她艰难地呼吸着，气若游丝。医护人员脚步匆匆，进进出出，用上了所有的办法进行抢救。
一个星期过去了，林徽因又苏醒了过来。但她连一丝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每天只能咽下一点点护士喂食的葡萄糖水。
医生禁止外人探视徽因，即使思成，也只允许他进病房看望，而要求他尽量不要和病人说话，因为徽因实在太虚弱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起来，窗外杨树光秃秃的枝干上缀满了褚石色的芽苞，从芽苞中抽出了嫩绿的新叶。那新叶小小的，背面有一层柔嫩的乳白色的绒毛。空气中弥散着一股让人喉咙发痒的青草的气息。
这是1955年3月的最后一天。病房里的时间像一条黏滞的河流，在淤塞的、险象环生的河道中缓缓地向前伸驰，流向混沌，流向无始无终、一片虚空漆黑的去处。徽因的生命疲惫不堪地跋涉在河道中，已经进入了昏暗的地段，就像黄昏时分的影子，模模糊糊地踌躇徘徊着，很快就要融入前面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徽因多想快点儿消失在这夜色里啊，河道中实在是太难行进了。每迈一步都像陷入泥潭般难以拔腿。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全身都不听使唤，喉咙像被扼着似的不能呼吸。
隐隐约约，河那边飘来一缕流萤般闪烁的小提琴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就这样睡去吧，再不要醒来，就这样消失在夜色里，消失在琴声里，消失在青草的气息里……
远远地、远远地传来声声呼唤，悠长、悠长又深情……呼唤来自她身后的河岸……那是思成的声音，是宝宝和小弟的声音，是娘的声音，是老金和朋友们的声音，还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河岸上明亮异常，令她目眩，令她不能睁开眼睛。是阳光？是灯光？是……
是谁在哭？啊，是娘！娘流着泪絮絮地诉说着，那诉说被哭声淹没了，徽因听不大真切。娘，您怎么穿着夹袄就出来了？天冷，您会受凉的……娘，都怪我不好，平时您叫我当心身子我总不耐烦您的唠叨……娘，我累了，我想睡了——好在有思成！思成会照料您的，您回吧，我要睡了……
是谁从后面拉住了衣襟？是从诫！从诫不是上大四了吗，怎么还是小学生模样？赤脚穿着一双草鞋，满头满脸的汗水。啊，从诫做成了一只小轮船，在门口的小池塘里试航。这不是李庄吗？塘里还有娘喂的鸭子。从诫真是鬼灵精，把旧热水袋铰了做小轮船螺旋桨的轮带，小轮船居然在水塘里驶了一截子。水光、天光，在池塘里晃动。头晕得厉害，我要躺下了……
啊！宝宝，你在问什么？对了，宝宝如今是大人了，要喊大名。再冰，我的好女儿，我的有志气的孩子……哦，妈听见了，再冰，你要妈妈努力，你说你不仅要争取入党，你还要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女儿。你说的妈都懂，妈妈懂得女儿的心。妈妈一直在努力，在努力向前走，可是，妈妈实在太累了……好女儿，让妈妈为你祝福……
思成……思成，是你在唤我？我听见了，听见了。无论多少人，无论多少声音，只有这是我离不开的声音……思成，我要到河对岸去了，河对岸有迷人的青草气息，有流萤般的小提琴声，可是那里没有我熟悉的声音……思成，你背着的手里，藏着什么？你让我猜那是什么宝贝？……
……宝贝？思成，你有什么宝贝我都知道。你说过，全国各地的古建筑全都是你的宝贝。你说过，我们有这么多宝贝，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哦？不对，你说什么？这是一件送给我的宝贝？还让我猜？哦，我想起来了，你送我的铜镜，我一直视为宝贝。“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玦也”。那是民国十六年，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思成，从那以后，我们一起走了多少路，看了多少宝贝啊……
什么？思成，你怕我累，让我多休息。……
思成，我要休息了。我要去河那边休息了……河那边有提琴声，那琴声真迷人……可是我还有话要对你说，还有一句最当紧的话要对你说，可我这会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什么？你说你知道？你说你全都知道。你让我看你手上的东西？是一首诗？哦，是泰戈尔的诗——
…………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啊，你回答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
思成，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要对你说什么了，那是我们在美国读书时爹爹写信告诫我们的话：
永远不要灰心，永远不要让消沉、颓废的情绪控制我们。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中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
…………
1955年3月31日深夜，北京同仁医院住院部。
“思成！思成！”徽因觉得自己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可她只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声音。
护士走了过来，俯身问徽因需要什么。
“我想见一见思成，”徽因的声音极其微弱，但十分清晰，“我有话要对他说。”
“夜深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护士说。
徽因没有等到“明天”。
当夜色一点点褪尽，曙光一点点透进病房时，当清新的晓风拂过白杨，纯洁的晨光照彻天宇时，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1955年4月1日清晨6点。
这一年，林徽因51岁。
林徽因51岁离开这个世界，是命运女神对她的眷顾和厚爱吗？
她的一生如同一首诗，真挚、隽永而有激情。
对于爱美爱艺术胜过爱自己生命的林徽因来说，51岁告别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遗憾。她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释放了全部的爱与热情。
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以她细腻敏感的心灵，怎样承受1957年的狂暴风雨？
以她高傲纯正的天性，怎能面对1966年的浊浪排空？
相对于以后的岁月，1955年，还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光景。
她走了，在这一年四月春日的清晨。
尽管晨光熹微，白露如霜，但人们都记得，她走于一天最清新的时刻。
尽管这个春天乍暖还寒、风沙扑面，但人们都记得，她的生命定格于美好的人间四月天。
§§尾声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报》刊发了林徽因逝世的讣告。
林徽因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
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北京市市长彭真送了花圈。
在许多挽联中，金岳霖教授和邓以蛰教授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林徽因生前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特殊贡献，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墓体简洁、朴实、庄重。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
建筑师林徽因之墓
“文革”中，这一行大字被清华大学红卫兵砸毁。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饱受“文革”的折磨后，病逝于北京。“文革”后，梁思成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与林徽因的墓地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