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和困难，最后又说到毛岸英的死……
周恩来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本人却表示不愿授受。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当时朝鲜人民军真有点摧枯拉朽之势，一下子打过三八线，三天后又解放了汉城，到了8月初，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国土上残存着李承晚军队的势力。欢乐的朝鲜人民已经敲起了长鼓，到处是喜庆洋溢的气氛。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美国人是坐不住了，中国的毛泽东也坐不住了，漫长的历史告诉他，胜利决不会出现在一个早晨，速胜往往隐藏着灭顶之灾。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提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1954年9月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国庆庆典的金日成首相亲切握手这两位领袖的话，被后来的实际一一证实。
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坐在一起。毛泽东口头时常挂着一句话叫“预防不测”。为此，他委托周恩来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并做出最新部署：军委战略预备队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计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兼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萧华任副政委。
同样，富有战争经验的周恩来也不相信朝鲜的“速胜”。有一天，他正审阅着外交部致联合国的一份电文，忽然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很认真地询问起身边的几位外交官：“你们看战争会在8月结束吗？”
外交官们对周恩来的问话一般不敢轻易作答，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最讨厌无知妄说，随意猜测，或是含糊不清。他们互相看看，又把目光一齐转向周恩来。他们的经验是：妄说不如恭听。这次周恩来偏偏不作答，又侧身盯着兼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雷英夫，这位被毛主席称为“洛阳才子”的军事高参，自朝鲜战事以来，每天都要去总理那里汇报，有时一天要汇报三四次。周恩来问道：“你们有什么看法？”
雷英夫稍一思考，说：“我们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因为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仅以得地多少，是很难判断胜负的。只有把敌人打得动弹不得，才敢言胜利二字。”
周恩来又坐回他的办公桌，继续思考，提醒大家：“这个战争将是长久和复杂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些。”
8月23日，雷英夫和总参作战室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们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研讨战局。他让大家畅所欲言，展开模拟对抗。争来争去，最后大家的意见比较接近了，归纳出6条理由，判断美军下一步一定要搞登陆作战，可能性、威胁性最大的就是仁川。当晚，雷英夫赶到西花厅，向周恩来当面陈述了这6点理由。（见《统帅部参谋的追怀》）
周恩来一听，浓眉一耸：“这可是个大事，是战略性的大问题。”他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拿起电话就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们来当面谈一谈。
已是23日午夜，周恩来的轿车缓缓停在了丰泽园门口。雷英夫腋下夹着厚厚的材料，随同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正靠在沙发上看书，向客人打过招呼后，开始听取雷英夫的意见。雷英夫打开军事地图，说明朝鲜战争上作战双方的态势。他列举了6个疑点，认为现在朝鲜人民军已成疲劳之师，而惯用两栖登陆作战的美军，很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登陆战，朝鲜人民军将陷于被动。毛泽东用心地听着雷英夫的讲解，不时点点头。
毛泽东又问了许多问题，包括麦克阿瑟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雷英夫根据外电报道，说这个人是个倔老头儿，他下的决心谁也不能改变，另外他还是个好战分子。毛泽东听到这里，兴致颇浓，幽默地说：“好！好！他越倔越好，越好战越好，骄兵必败！”
周恩来说起一件事：“一位苏联军事代表对我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我同他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说，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它不敢动，动也不行。”周恩来不相信这种论调，“什么事情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也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对少数犯‘恐美症’的人的最有力的教育。”